哈里斯与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对比

美国大选在即，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唇枪舌剑遍及生育权、移民、经济以及中东和乌克兰战争等争议性话题。但科技领域似乎并没有成为这次大选的主要交锋阵地。然而， 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将对美国接下来的研究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厘清他们各自在科技领域的主要政策观点就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了科技领域的六个重要政策命题，分析了两党候选人各自的政策立场。我们将看到哈里斯和特朗普如何在预算政策、对华态度、移民政策等方面引导美国学界，而学术本身又是如何作为筹码而被深深卷入到美国政坛博弈当中去的。本文据 Science 报道整理编译。

一、科研预算

哈里斯

支持投入资金推动基础研究、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等环保支出、加速医学研究。但政府预算的紧张可能难以支持她的“阔绰方案”。

特朗普

由于他主张缩减联邦政府规模，这可能意味着研究预算将进一步减少。然而他试图在一些前沿领域与中国保持竞争，因此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可能会从中受益。

一般来说，根据总统任职期间拨出的联邦研究机构的预算，可以较为清楚地反映该总统的科技政策立场。但也要考虑到，总统在提起联邦机构的年度预算要求后，国会有权力否决不受他们认可的预算要求。因此，这些最终拨出的研究预算，是由国会“二次把关”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对研究预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这一影响力的局限性在特朗普政府中凸显了出来。特朗普任职期间，多次尝试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以及其他联邦研究机构的预算。但国会令其意图落空，总是在最终的支出法案中提高了相应数额。

不过， 国会对预算的否决、调整权力是消极的，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打消总统的政策主张。 例如，特朗普在第一次预算申请中提议削减NIH约28%的经费，削减的大刀直指那些受联邦资助的高校的管理费用。特朗普表示，这笔钱 （高校管理费用） 可以重新分配给科学家，从而不会造成实际研究经费的净损失。这样粗暴的削减政策，高校方面自然是不可接受的，而国会也否决了特朗普的想法。但特朗普显然没有放弃他的政策。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一削减方案将会被重新摆上议程。

与特朗普激进的削减政策不同，哈里斯的预算方案更加“阔绰”。一方面，她的方案很可能会增加对可持续能源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等环保研究的投资；另一方面，哈里斯可能还会兑现芯片法案 （CHIPS） 的资金承诺。芯片法案在2022年由拜登政府通过，承诺为NSF等机构提供每年数十亿、总额数百亿美金的额外资金支持。但法案通过至今，资金尚未拨出。如果哈里斯承诺兑现这一笔资金，则预算又要增加不少。

这样的“阔绰”显然是昂贵而不易维系的。共和党人会攻击哈里斯的预算是“左翼派系鼓吹下的不必要浪费”。而 即便民主党掌控国会，这些费用支出也不一定会得到轻易通过。 例如，拜登政府曾试图创建名为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署 （ARPA-H） 的新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当时国会由民主党掌控，但也就只拨给了拜登一小部分资金。这笔资金只足以作为首付款来启动ARPA-H。要有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则需令该机构先取得足够可观的初步成绩。

一些观察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再次增加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等少数前沿领域的经费投入，以图能够在这些领域领先于中国。然而，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考虑到共和党削减联邦债务的基本立场，研究预算的大蛋糕绝无可能再增加。因此， 特朗普要增加任何一个领域的经费，都必须从其他领域的经费削减得来。

特朗普削减的对象，除了前文提到的高校的管理费用，还可能会瞄准国际研究合作。例如多国参与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计划。ITER中由美国牵头的部分涉及在智利和夏威夷建造的两台超大型望远镜。它们的资金投入就很可能受到影响。

二、对华政策

哈里斯

学界希望她能在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中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便继续进行科学互动。

特朗普

他对中国的敌视使得研究合作几乎没有空间，除非意图进行合作的科学家能够充分证明合作对于增强美国竞争力的价值。

美国学界以灯塔自况，标榜不受约束的国际合作。但中国——美国最大的经济、军事竞争对手——正在作为一个超级科学大国崛起。这显然给“学术灯塔”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限制中美研究合作的举措，往往能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 因此，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担心继任总统都会把钳制中国的努力置于学术开放的理念之上。

许多人相信， 特朗普会大力推动对华限制，这符合他一贯的“美国优先”理念。 华盛顿特区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主席Robert Atkinson表示，他支持联邦政府提高关税、限制美国对华技术投资。但他指出，他竟然听到“有人在讨论禁止中国学者进入任何受联邦资助的美国研究机构做博士后”，这无疑会激起学界的剧烈反弹。

自1979年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已于2024年8月过期。然而这项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协定似乎难以继续。续签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但是阻力重重。虽然两国领导人都曾表达过续签愿望。但联邦内部的反对者认为，该协定不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曾任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 代理负责人的Michael Kratsios说称，该协议来自一个“乐观的时代”，当时华府出于理想主义希望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他进一步断言，如今，该协议的失效将向中国发出强烈的外交信号。Kratsios的言论无疑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

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政策则呼吁“小院子，高篱笆”。意思是， 在阻止与中国的互动时要谨慎，应当“通过针对性的限制来保护特定的敏感技术”， 而不是建起一个巨大的“篱笆”，把中国相关的一切排除在美国学界之外。民主党称，其目的是降低美国对华关系的风险，而不是“对华脱钩”。

尽管如此，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说辞上存在巨大差异。但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政策行动上却有不少的统一性。拜登入主白宫在大刀阔斧地修正“特朗普政策”的同时，却保留了特朗普制定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并且还保留特朗普一项旨在“防止美国利益敌对国家窃取联邦资助研究成果”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在拜登政府的过去四年中一直贯彻执行。这足以说明民主党内的对华政策立场。

9月11日，美国众议院以237票对180票通过了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发起的一项法案，试图以某种方式恢复“中国行动计划”。该法案就得到了共和党人的支持。

因此，如果哈里斯想要采取更克制的做法维持对华关系，她不仅要对抗对手党的主张，还要争取党内温和派的支持。如其不然，她很可能会独自面对民主党内激进派的攻击，后者很可能会指责她“对华软弱”。

由此看来，美国下届政府在对华科技政策上的冷漠态度仍然难以改变。 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借尸还魂，更令中美合作前景暗淡无光。

三、学界监管与学者减负

哈里斯

拜登政府主政期间的减负改革乏善可陈，其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如果哈里斯接棒拜登，想要破解这一胶着局势并不容易。

特朗普

特朗普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同时也主张减少行政中的冗杂公务。但共和党对学界的敌意日趋增加，可能会转化为针对高校和学者的惩罚性新规。

美国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抱怨， 大量的非学术负担占用了科学家太多时间。 许多人希望下一任总统能够减少学者的行政工作量。一些人认为，民主党希望提升联邦研究投资的回报，而共和党主张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因此两党均有动机采取减负措施。但有前车之鉴表明这件事推行起来并不容易。2017年1月，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旨在提出学界减负方案的研究委员会，这次尝试最后以该机构的失败解散收场。

失败的根源在于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掌控下的国会之间的斗争。起因是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高校从NIH获得的管理经费，国会否决了这项举措。特朗普的预算主管Mick Mulvaney则以报复为由，禁止NIH的上级机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参与研究委员会的讨论。因此，这个所谓的“减负”研究委员会从来没召开过一次会议，在政治斗争中名存实亡。

2019年，Kelvin Droegemeier在成为特朗普的科学顾问兼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OSTP） 主任后不久，又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组织，试图以归口管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该组织称为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 （JCORE） 。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颇广，甚至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仍然以不同名称继续运作。不过该机构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非学术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

评论者认为，这仍然日益加强的学界监管所导致。 需要实现对学界的控制，就只能通过众多条文进行监管，这就导致非学术负担不断加重。 密歇根大学研究安全主管Lisa Nichols表示：“政府希望保护其资助，而学界希望尽量减少负担。”

许多观察家担心，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共和党对学术界日益增长的敌意可能会导致更严厉规则的出台。不仅不能减负，反而会为科学家增加更多的限制政策和惩罚性条约。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Rush Holt表示：“特朗普希望减少官僚机构。但他也想打击中国，并惩罚那些推行DEI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 计划的大学。”

四、吸纳外国科研人才

哈里斯

鉴于美国对移民人才的依赖，她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维持美国移民人才的水准，同时又不在移民政策上显得过于妥协。

特朗普

学界普遍担心他会重拾他此前的限制移民政策。

两位竞选人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截然不同。特朗普专注于确保美国南部边境安全，大修隔离墙以阻止非法入境者涌入，并且在竞选纲领中宣称，要“驱逐数百万……拜登有意招来入侵美国的移民。”

相比之下， 民主党纲领呼吁为移民提供“可访问的合法途径”， 并对非法入境者进行惩罚。民主党声称，这些措施将“减轻边境压力并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哈里斯支持帮助无证移民子女留在美国，并称特朗普政府在努力驱逐“梦想者”。

美国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学界和企业仍需要外国科学家，因此下一任总统必须设法吸纳更多高技能移民。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 （NASEM） 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一需求，该报告估计：美国高校估计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培养出足够的STEM毕业生来满足美国需求。

但双方都没有为高技能移民提供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明确途径。 今年6月，特朗普曾表示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应该获得美国绿卡，这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的竞选团队就急忙进行澄清，说这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审查程序”，只有那些“最优秀的毕业生”才有可能获得绿卡。

近年来，美国学界颇有缺乏博士后人才的声音传出。然而下届政府谋求高素质技能移民的努力仍不明朗。

五、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

哈里斯

监管人工智能是她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一项重要职责，外界预计她将大力发展监管条约，以确保人工智能得到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使用。

特朗普

他的政府颇为明智地认识到了人工智能重要性，但一些科学家担心他会以牺牲隐私权利为代价，来激进地推广人工智能。

去年秋天，拜登发布《关于安全、可靠、值得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当时哈里斯担任联络人。特朗普竞选时则声称要废除这项行政命令，称该命令“阻碍了人工智能创新，并将激进左翼思想强加于这项技术的发展。”

不过，两位候选人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实际态度差异可能比表面上要小。曾任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代理主任的Alondra Nelson表示：“我认为我们可以说，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甚至可能到哈里斯，他们的人工智能政策有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都将人工智能视为一项必须适当使用的基础技术。

为了论证这种政策一致性，Nelson进一步指出，特朗普于2019年10月颁布了行政命令，要求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持AI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在特朗普离任前不久颁布了第二项关于可信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Nelson认为，特朗普政府启动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网络，并在OSTP内设立了一个新办公室，以协调全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他称这些举措正是他所期待的。

不过，哈里斯和特朗普的人工智能政策之间仍然存在重要差异。 前者或许更倾向于限制人工智能的不合理使用，后者则可能更倾向于刺激该领域的激进发展。 Atkinson指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我们只会继续前进。而哈里斯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站在保护的一边，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带有歧视性。”

Atkinson预计，哈里斯政府或许将推动实施与欧洲类似的更广泛的监管措施。但他认为这些措施有些过头。他说：“但如果我们有特朗普政府，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六、总统科学顾问

哈里斯

民主党总统会很重视白宫科学办公室。但顾问是否能成功，还是得看哈里斯是否真的从善如流。

特朗普

他的科学顾问Droegemeier，能够通过低调行事来推动总统的议程，而不会疏远研究界。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吗？

新总统对科学顾问 （常兼任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的人选通常是外界判断其对科学态度的根据。但近年来这一判断方法正在遭遇挑战。

拜登的第一任人选是著名遗传学家Eric Lander，2021年底，他因在任期内“欺凌和贬低下属”，不得不引咎辞职。至于特朗普，他素以反科学著称，他让学界资历很浅的Michael Kratsios代理OSTP将近两年，最后才不得不任命了声望卓著的气象学家Kelvin Droegemeier就任。

由于预算有限，且并不直接管理大型联邦研究机构，科学顾问的职权影响力本就有限。 再加上Droegemeier履职很晚，不过他仍然发起了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 （JCORE） ，尝试解决学界监管负担过重的问题。这点上文已经述及。Droegemeier不脱离学界，低调推行总统议程，总的来说还是有成就的。

目前，双方竞选团队都还没有列出科学顾问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候选人名单。但一些观察人士表示，鉴于人工智能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 下一任总统提名极有可能选择一位计算机科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Jeannette Wing曾担任微软高管和国家科学基金会高级管理员，她符合哈里斯的要求。IBM研究主管兼国家科学基金会政策制定机构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Darío Gil，他符合特朗普的要求。观察人士认为两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Sethuraman Panchanathan的继任者，在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中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doi:10.1126/science.zbbyif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社学术圈 （ID：zhishexueshuquan） ，作者：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