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麦粒肿这种东西,俗称针眼,英文叫stye,大概就像吃饭的时候咬了自己的嘴,不是那么经常发生,但谁一辈子还不会遇上几次。因为常见,又是自限性疾病,一般都不把这个玩意当成一种病。
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把这个东西当作细菌感染引起的,所以一说到麦粒肿,必定就是红霉素眼膏,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去美团上问诊开药,虚拟的坐堂医生也会开出和老百姓一模一样的处方。这就跟中医里面的玄学上火概念一样,没法科学解释,但这个概念确实能描述和总结一些现实情况,并由此给出行之有效的对应措施。
可是美国的OTC药房里面没有任何抗生素可以随便购买,包括眼药水。家里从国内背来的都用完了。三个月以前我第一天发现眼皮疼痛的时候,就跑去眼科医生那里报道了。
美国这里的专科医生是需要转诊的。 一般来说,要先跟普通内科医生——也就是家庭医生看诊,然后他们会做甄别和分诊的工作,比如说我三年前第一次因为麦粒肿去见家庭医生的时候,她就按照标准处置程序,建议我热敷,解释症状成因等等。如果继续恶化,他们才会转诊到专科医生那里。如果已经见过专科医生,那就可以直接预约。
在美国看病,预约任何医生,都需要等待长短不一的时间,快则几天,长则数月,平均两周。倘若是急症,比如说急性乳腺炎,急性眼病,一般都会提供当天看诊的特别预约,当然就是见当天的值班医生,而不是自己的固定医生。
我在宽敞明亮的候诊区坐着,候诊大厅被沙发和茶几分隔成四个section,便于进一步的把患者分流。每个section同时不会超过三个病人在等待——基本上就是一人一个双人沙发的物理距离。医生的专属护士会按照顺序,先叫病人去做各种准备检查,比如视力,边缘视力,眼压等等,然后根据患者状况而定。一切准备就绪,患者在诊室里面等待医生,一般医生很快就来了。
这回第一次见的医生是个年轻的妹妹,还带着个实习医生。她把我的眼皮翻开仔细检查了一会,跟我说这个不是感染,就是麦粒肿。然后开始解释麦粒肿的成因——眼周油脂腺堵塞引起的局部炎症,然后因为局部发炎,眼周本来就有的一些细菌菌群被打破平衡,开始恶性繁殖,由此红肿。 所以对策就是热敷,清洁,以及吃鱼油,帮助油脂腺通畅。
我被打发回家,只有每天热敷加洗脸的对策。一周以后,红肿明显加剧,小半个眼皮都开始变形了。只能赶紧又跑去找医生求救。这次的值班医生看了看我的眼皮,都没动手检查,就开始开抗生素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说已经感染了,需要先控制感染,然后再持续热敷,直到恢复,如果继续恶化,赶紧再来。我问她,就不能直接划开肿块放脓消肿吗,她说我们不对任何急性发作期的脓肿进行操作,再说一般的眼科诊所也不做这种操作。
然后我就经历了对麦粒肿扩展认知的一小段生活,这玩意居然可以这么痛啊!我的眼皮肿得像灯泡一样发亮,皮肤被快要撑裂的那种疼痛,以至于我不得不每几个小时就磕一颗止疼药对付,绝对比新冠症状严重啊。这种被小病折磨的痛苦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你要是跟人家说你得新冠了高烧不退,还能获得几分感慨,你说你得了麦粒肿,别人听了一般都会说,哦,我也得过,几天就好了。然后我就在一种无人理解的肉体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当中煎熬——这玩意看着不像能自己好啊!
这时候有朋友跟我说,你何必遭这个罪,回国去随便找个医院,医生给你剌一刀,立刻药到病除。我将信将疑又心怀希望,但是回国的日子还有一阵,我就只能继续捱着。 吃完了抗生素,炎症没有再蔓延,但肿痛不消。
二
终于捱到回国的时候了,到了北京我二话不说就跑到北医三院去了。北医三院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一样,还坐落在花园北路的北医六院的隔壁,就是说你打车千万别下错地方,否则就进了精神病院。
中国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永远的人山人海。以前还没有电子化之前,都是医生开门对着乌央乌央的人群叫名字。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显示屏大声地、不带什么间隙地不断叫号。我甚至发现,连登记预约检查排队,都不需要人工,只要拿挂号条在检查室门口的机器一扫码就可进入队列,然后等着机器叫名字就好了。国内的电子技术应用,真是领先一个时代。
眼科普通门诊的医生是个年轻的帅小伙,手腕上戴着最新款的apple watch,用90后的打字速度刷刷地敲着键盘。他看了一眼我的眼睛,立刻说,你这个已经紫红色了啊,我没法帮你了,你明天找我们某某医生开刀吧!
啊?你不能开点药什么的?
开药也没啥用,你想快点好吗?开刀最合适。我们这个医生专门做这些手术,是专家。我看他今天不出诊,你明天一大早上班就来,找他加号。
加号这件事我可是行家里手。当年在北京跟无数个医生打交道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次需要求医生加号的情形。 把自己的得救希望置于医生的一抬眼之间的转念,确实很容易让人患得患失。 但医者仁心,我碰到过的医生,大部分就算脸色再臭,工作再忙,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哪怕不能加号,他们也大多会给出一些引导,转诊也好,改天再来也好,总不至于陷人于无助。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七点多,我就顺利加入了人头攒动的候诊大军。忐忑的坐在空诊室门口,等着医生的到来。这个年富力强的中年医生,说话做事效率极高。我一句话说清楚来意,他一句话就结束了谈话。大笔一挥,加号,等会我给你看,别急。
我记得当年我在协和医院求医生加号诊治的时候,也是从早上七点等到中午十二点多。 医生必须要把已经正常挂号的病人看诊完毕,才能挤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来帮助额外的患者。 这当然已经是情理之中的等待,能够加号成功的都满怀感激,没啥可抱怨的。只是一等等一上午,确实很难打发时间。以前我只会枯坐看书,现在学会了和各色人等聊天,或者观察同行人的乐趣。
有带着老父亲专门从青岛飞来治病的中年男人,甲亢引起的眼突症,已经无法用药物控制,必须要手术缓解。这种外地来京看病的人,最禁不起等,如果一个处置或者检查结果,要一周以后才能完成,那光是住宾馆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个小娃娃,看着三四岁的样子,不知道得了什么眼疾,需要看手术医生。他们一家三口进了诊室,一分钟以后爸爸就抱着她出来了,留下妈妈在里面和医生谈话。她就一直哭喊着,要妈妈,要妈妈。爸爸在拥挤的大厅实在哄不好她,又抱她返回诊室。结果两分钟不到又出来了。只见她爸训诫道,带你找妈妈你就一直闹,现在只能在这等着了。孩子就一直哭嚎着,听得人焦心。等到妈妈终于出来,一把扑在妈妈身上,这才消停。
还有一个抱着奶娃娃的大姐,小婴儿三四个月大,粉嫩嫩的特别可爱,脸上还套着一个透明塑料面罩,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保姆。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年轻的爸爸妈妈过来了。妈妈看着30不到,穿着打扮都是主流95后的模样。爸爸背着母婴包,跟在身边很体贴的样子。一会说孩子好像饿了,妈妈掏出一瓶兑好的奶,又拿出一壶热水,说要找地方热。一会又讲,这里人太多了,不知道要等多久呀,不如抱孩子去车里等吧。
大半个上午快过去了,我身边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满头花白头发。随口就攀谈起来。老奶奶是清华退休教师,已经退休三十多年了。幼时的眼疾复发,校医院处置不了,转诊到北医三院来了。她也是上午才找医生加的号,我一看,还在我后面呢,难兄难弟了。听说我是来看麦粒肿的,老奶奶很恳切地说,哎呀,姑娘,你这个小问题就不要在眼睛上动刀子了吧!眼睛呢,要不是我这种状况,我也不会做手术的。能别动就别动啊。
最后我被医生打发到护士站去剌了一刀排脓。没有麻药,忍着刀片在眼皮脓肿上狠狠的一刀。痛,痛得呲牙咧嘴,但是还没哀嚎。可是打开了伤口以后,护士说,你这个已经长成肉芽了,没什么脓液,只能等着做手术了。简直是噩耗。医生见状,给我开了一个月以后的预约条,说等完全消肿以后就来开刀。
第三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一个月以后大概率也不可能再横跨太平洋回来开刀。我心想那就回美国找专科surgeon做手术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谁能想到我没剌过双眼皮,眼睛第一次动刀竟然是割麦粒肿啊!
三
两周以后我回美的时候,肿块消了一半,不过说实话我确实拿不准要不要去找医生转诊,然后再手术什么的。因为北医三院的医生说得很确定,你这个肿块已经固化了,不太可能全部自体吸收了,可以热敷,但最终还需要手术。
我只能每天热敷好多遍,温度越高越好,在能够忍受的范围极限。每天左眼整个一大圈都是被烫红的颜色,搞得很像家暴受害者。有一天竟然发现眼皮上的皮肤被烫坏了,起了伤疤。
期间我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去找医生做手术呢。一方面心存侥幸,以前得过也自己好了呀,又记着老奶奶嘱咐的不要随便动刀,另一方面又担心真的越拖越不好治。
就这么一周又一周的持续下去,总觉得好像肿块在一点一点地消除。一天与一天之间似乎没任何变化,我就靠一周见一次的咨询师来判断。两个半月的时候,几乎已经消失了,现在还剩最后一点看不太出来但能摸出来的残留物,已经不影响颜值。
有很多时候,患者的治疗方案,其实是自己决定的。 要不要去看医生,什么时候去看,要选择什么医生,要不要接受某个医生的治疗方案等等。作为一个久病成医的看病专家,我对这种心态的变化记忆深刻。
因为一般来说人有了病痛,或者只是一些症状的时候,都会倾向于去找医生检查确认或者缓解痛苦,这是人趋利避苦的本性。医生以权威和知识的象征出现,常常会有那种看过了医生,哪怕没任何处置,症状就缓解了的情况发生。那就是医生的那句谚语,总是安慰,常常缓解,偶尔治愈的由来。
但其实大部分时候,疾病是自愈的,痛苦是不会因为人为干扰迅速消失的,归根结底, 需要的是一个忍耐力,或者说与痛苦呆在一起的能力。 找医生,做诊治,这都是行动。行动是对抗焦虑的最佳方式。但此时的行动,往往不仅徒劳无功,对个人来说,更平增烦扰。对社会来说,徒增医疗负荷。
国内的眼科医生,一个上午需要看50个病人左右,其中也包括了我这样的没事找事型患者。美国的眼科医生,一整天只需要看十个病人,已经工作量饱和。这里面的服务体验,恐怕不只是10倍的差距。
从医疗体制上来说,美国医疗因为有保险公司的利益介入,而产生了各种限制,分诊转诊,预约排队等等,坏处自然是造成了效率低下。如果不是因为初诊的医生处置不当,直接给个红霉素啥的,我大概不用遭这一门子罪。但美国的医疗体系有一个好处,因为到处都是私人诊所,各种不同性质的医院和医疗组织,行业素质相对平均,一般人就医都按就近原则。一般的病症并不需要去什么中心医院或者寻求行业专家的诊治。 这既减轻了患者的信息成本和就医成本,也减轻了行业的运转负荷。
中国医疗的负荷巨大,效率奇高,普通老百姓又都能轻松获取到医疗资源, 这导致的过度医疗,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超大的医疗负荷,对医生也特别不公平,他们在非常反人性的繁重工作当中,还要面对由于体制造成的、持续恶化的医患关系。这又进一步导致最优秀的人才并不会被这个行业吸引,继续加重医疗行业的人才资源和社会需求的供需不平衡。
再说人们熟知的国内医疗滥用抗生素,美国人滥用止疼药,可能也正好反映了医疗重点的不同, 一个是注重效率,一个是注重用户体验。 在哪一端走得太远,都会失去最优平衡。
那么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哪个选择更优?是贴心的服务,但治疗效率低下,最后靠人体自愈能力更好呢?还是非常糟糕的就医体验,常常有过度医疗产生,虽然治疗效率很高,但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人体自愈更好呢?
如果说“总是安慰,常常缓解,偶尔治愈”这句话是真的,那我个人来讲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更好的服务。毕竟医生提供的主要是安慰和缓解的服务,服务体验可能更重要,最后都要靠自己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