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工侍从到性爱机器，人类古老梦想与现实交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 ，作者：E.R. Truitt， 译者：汉那、Muchun，审校：张蒙，编辑：杨银烛、光影，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机器人有着悠久的历史。人工侍从、自动杀人机、监控系统以及性爱机器，在人类的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不仅出现在奥维德 （公元前43年~17年） 和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中，也出现在欧亚大陆和北非的文化中。

人机关系的漫长历史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新兴技术的渴望、恐惧和幻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便它们出现的场景迥然不同。而 将这些物体以及创造它们的渴望，置于更深刻且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能揭示其中的连续性和差异性，进而为我们提供契机来评论和质疑，当代关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想法和对它们的急切欲求。

早在3000年前，我们就对能够实现不同服务功能的智能机和人工智能颇感兴趣。在荷马 （约公元前8世纪） 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古希腊锻造与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利用自动化风箱来完成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他还创造了一群黄金女仆，赋予她们移动、感知、判断和语言的能力，以辅助他的工作。

在《奥德赛》中，荷马记述了费埃刻斯人的船只如何完美地遵从他们的人类船长，侦测并避免障碍和威胁，并以“思绪的迅疾速度”航行。几个世纪后，约公元前400年，由赫菲斯托斯发明的巨大青铜哨兵塔罗斯出现了，他在克里特岛的海岸边守卫巡逻。

这些古代的例子都体现出 机器的从属角色。他们存在是为了满足那些更强大的存在——神或人的欲望。 这些机器人即便有感觉能力，也缺乏自主性。早在卡雷尔·恰佩克 （Karel Čapek） 用“机器人” （robot） 一词指代人工奴隶的几千年之前，我们就在荷马的作品中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鉴于智能人工造物在希腊文化中的流行，在希腊化时期后阶段，工程师们转而设计建造这些机器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居住在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 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开始撰写关于自动机制造和设计的专著，包括力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指南，指导如何建造出诸如能移动的精致立体模型、自动音乐机、机械侍从和以蒸汽、水、空气为动力的自动机。

其中一些装置用来阐明使它们具有活动性的物理原理，其余则被按比例放大后融入现实公共场景中。无论尺寸大小，这些自动机器都被设计用来唤起人们的一系列情感反应，比如惊异和敬畏。

机器人在希腊语世界的想象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十分流行，这使其他地区将其视为希腊化文化的象征。 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集中于印度东北部的佛教传说，记述了由自动机组成的军队护卫佛教遗迹的故事，这也是悄悄挪用了来自希腊语地区的知识。在此故事其中一个版本中，还同时出现了机器人刺客和机器人护卫。

故事中一个男青年为了学习制造自动机的技艺，乔装打扮前往希腊人的领地，这一技艺本由“自动机机械师” （Yantakaras） 严密守护，但却被他偷取。而机器战士守护佛教遗迹的故事也可见于汉语、梵语、印度语和藏语的文本中。此外，机械自动机也出现于其他的汉语历史记载中，例如，它曾出现在唐朝女皇帝武则天的宫廷上。

护卫或杀手自动机这类说法，似乎也与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关于古代世界的故事有关， 不同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这里的人们缺乏制造复杂机器的知识。一版法语《埃涅伊德》中 （约公元1160年） ，写道一个黄金机器弓箭手在一位战败女王的墓旁站岗，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 （约公元1180年） ，统治者曾遇到守护着一座印度桥梁的黄金杀手机器人，还有一个守护巴比伦国王坟墓的武装铜制机器人。

希腊化时期的自动机制造手册，在九世纪的巴格达阿巴斯王朝时期被译介到阿拉伯世界，这也影响了伊斯兰国家的自动机设计与建造，这些自动机大多被放置在宫廷和清真寺中，其中包括音乐自动机、可编程钟表、喷泉以及机械动物。

这些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制造者在亚历山大学派的设计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制造出日益复杂的机器，虽有一些机器回归到了更古老的形式。在身为朝臣和工程师的加扎利 （公元1136年—公元1206年） 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轮式机器斟酒者和侍从，这与奥林匹斯山上服侍众神的轮式侍从相似。

加扎利设计的用于宫廷的机械侍从和想象性文学作品中的杀手哨兵都与监控相关，这预示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经常被赋予的另一个目的。 哨兵和护卫用于密切监视，辨别敌友，而宫廷侍从则在仪式性、等级制的环境中工作，这一环境中，人们处于持续监控之下。

类似于加扎利的设计在整个伊斯兰国家和东罗马帝国都能看到，但这些设计直至13世纪才在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被制造或重造出来。然而，它们很早就作为奢侈品出现在想象性的文本中了，在上层社会中作为完美监控和完美服从的侍从的幻想而存在。

有传罗马诗人维吉尔曾设计一系列的木质活雕像，每一个雕像分别代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举着一只钟，这钟在该省威胁要造反时就会响起，而一座青铜骑士雕像会指着威胁的方向。

古法语版《特洛伊传奇》 （Roman de Troi） 中记载着六个黄金自动机，其中有四个机器人，它们会巡逻和监视整个特洛伊宫廷，寻找人们着装、举止、语言甚至思想上的任何瑕疵，同时也供人观赏娱乐。朝臣们可以放松下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在无意中犯错，其他任何人也不会；而统治者也可以放松下来，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朝臣传播谣言或密谋造反。

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好人菲利普”用巨额财富在其阿托伊斯 （现法国北部） 的埃丹城堡里安装了许多自动装置，如整人喷泉以及其他机械设备。宾客们会在一条长长的画廊里接受考验，里面摆满了自动装置和其他设备，或用水将人浇得湿透，或用泥土和面粉弄脏客人，或用棍子击打他们，还会给客人起外号，而公爵和他的代理人则在一旁悄悄观看。

有种专门设计从“从下往上把女士浇透”的整人喷泉和喷射流装置，是公爵亲自指导安装，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运行的。到了15世纪，这种性与监视的结合在中世纪拉丁文化中已经确立。除了上述提到的帝国警报系统之外，“真理之口”也被认为是维吉尔制作的，它可以判定一个女人的性史，若女人不贞洁，就会咬掉她的手指。

对女性的性监视，是出于能否保证纯正贵族血统的担忧，这一监视也贯穿中世纪文学，举个例子来说，有作品中描述了一个机器乐师，它会通过音乐向每一位来访女性宣布她是否是处女。最终，这些奇幻的物体所揭示的是一种对女性性行为的执迷——一种认为性行为是很严肃的且必须受到控制的信念，一种无法将女性视为自主、完整的人类的无能。

与机器警察和完美侍从一样，女性性爱机器人，或称人造性伴侣，在多类古老文化的故事中也同样流行。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尽管在这个故事中，他的雕塑作品加拉蒂亚是通过神的介入才拥有生命力，他在与雕塑少女肉体接触时，爱神遂其所愿。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在中世纪的拉丁文化中被加以粉饰和重述，有时还有令人惊讶的反转。

在其中一版故事里，有一对注定悲剧的恋人，男主角特里斯坦与他心爱的伊索尔德分开时，他用一尊黄金复制品作为爱人的替代品，向它倾诉并亲吻它。另一个以多种版本被传诵的佛教故事中，一名自动机械匠人制作的人工女仆骗过了来访的艺术家，让他误以为它是真人，于是艺术家与之激情交欢，过程中还将其损毁。用于情色的技术也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的梵文古籍中出现，其中描述了印度西北部宫廷中有能从乳头和肚脐散发香水的女仆自动机。

在皮格马利翁和特里斯坦的故事中，坚持把人造的东西错当成自然的东西，被作为精神错乱的证据——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把人工错当成天工呢？ 在某些情况下，对生物特性的极端模仿，突显了对无异于自然所生的完美复制品的渴望。

代替伊索尔德的黄金自动机模仿人类生理，从胸部呼出芳香空气，这反映了当时的生理学理论，认为心脏是呼吸和产生精气的中心，而精气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

这个早期例子体现了人们对于性爱机器人仿生的痴迷，这在概念上类似于之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发明——性自动机，又称作“博笑者” （gladdeners） ， 它模仿的是女性生殖器自然分泌的能力。然而，这种极致的模仿同时又正突出了机器人的技巧性，强调了其非自然属性。机器人展现的两面性也表明了它作为一种边界物的存在：僭越边界，从而揭示何处是边界。

长期以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既被用来突显，也被用来混淆生物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概念界限，以及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界限。然而，这些故事出现的背景为同一个故事提供了不同的含义。

在早期的道教著作《列子》 （编纂于大约四世纪） 中，工匠的技艺得到了君主和臣子的欣赏，但在其他有关机器博学者和其造物的故事，如与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和勒内·笛卡尔相关的故事中，无知的人们出于恐惧而摧毁了机器人。在E.T.A.霍夫曼版本的《睡魔》中，主人公内桑内尔因为无法分辨人造和天生的差异而精神失常，最终走向死亡。

从理论上讲，这些无情无欲的哨兵、帝国和宫廷的监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要强于人类，否则人类就会被委以这些任务。这些完美的仆人从不犯错，也不会被收买 （虽然有时可以被战胜） 。它们从不疲倦、受虐也从不抱怨、不会抗议要求得到自由或更好的条件，也不会有高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想法。它们体现了 完全控制、彻底服从和绝对权力的幻想 。

这里讨论的对象和关注点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揭示了跨越文化、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惊人相似之处。 不论现实中还是小说里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都服务于强大精英阶层的利益，往往通过暴力维护 （地方和社会群体的） 边界并监视受控人口。

它们起到阈限物体的作用，常常在想象性的文本中被用于思考和探究自然与人工、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智能机器引出了自主权和同意权的问题。它们又出现在讨论主观性和创造的幻想情境中，引发一系列哲学问题，比如关于制造的伦理准则和我们应为自身所创造之物担负何种责任。

长期以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总被用作或被想象成服务于少数强者的工具，但如果声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新事物、它们将积极改变人类社会，这种说法值得质疑。这些并非新事物， 而任何技术如果用来巩固和加强已掌权者的利益，那都不能算作具有变革性。

然而，对史料更深层次的接触提供了从不同角度，思考我们机器人的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从中显露的相似性和陌生性会带来新的视角。古老的人工智能历史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想象这些物体应该是什么样子，它们会如何与我们互动，又会如何被用来解放被剥夺权力的人。更深入充分地了解这些历史和背景，可以为现在及未来去想象并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可能。

后记

Muchun： 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由来已久，我们将期待寄托其上，期待自动机或机器人为人服务，成为人的替代品或能力的延伸；同时也将恐惧投射其上，因为智能并不总是附属品，因此可借其思考人的限度。今天的人工智能与古代的自动机、机器人有极大差别，但其在何种意义上意味着创新仍值得思考。

本文节选自 “The Love Makers” (Goldsmiths Press)

原文：https://thereader.mitpress.mit.edu/the-ancient-history-of-intelligent-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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