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关停后,产科医生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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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寒冬”里,产科医生正在遭遇什么?


有产科医生哭了,她问,“我做了一辈子产科,我还能去做什么呢?”有产科医生走了,去校医院里做医生,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全科医生;有产科医生转岗,投奔离产科最近的妇科,重新开始学习;有产科医生还留在产科里,接受工资和工作量的同步锐减……


但是,当职业路径被迫转向或终止,产科医生要接受几年前“全面二孩”后的繁忙盛况,顷刻间变成门庭冷落,冰火两重天的境遇,刺激着产科医生的思考和挣扎。而来势汹汹的无解遭遇,冲击着产科医生的认知,最后指向了一个核心:


我是不是要被时代淘汰了?


一、扣工资


刘明 (化名) 没想到,“产科寒冬”来得如此迅猛。


她先是感到从高强度工作中久违的解放,“产科也变舒服了”;再是发现,工作强度坠落式下降,等反应过来,工作量已经低到影响了绩效和奖金。


如果产科是步步进入寒冬,刘明几乎感到的是“一夜入冬”。


刘明是中部某省一家县人民医院的产科主任。她常会想起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时,县里的产科迎来了爆发时刻,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当时,产科只有40张床位,供不应求,走廊里也住满了,医生、护士、助产士都在超负荷的状态。刘明去找院领导要床位,把一层楼开辟为“第二产科”,新增了20张床位。


但爆发之势匆匆而去,新增的病区开了一年多就关了。到2019年底,产科每年仅有2000多的分娩量,平均一天有5~6位产妇分娩。这两年,分娩量持续断崖式下降。余下的病房从双人间改成单人间,床位从鼎盛时期的60张,锐减到30张床位,但仍然住不满。


“寒潮”下,刘明的工作从产科内转向了产科外,她开始研究周边县城的妇幼保健院是怎么吸引本就为数不多的产妇。刘明撤减床位、优化病房环境、组织医生去社区进行公益的孕妇课堂,医院还掏钱新开了“宝宝巴士”免费接送孕产妇到院就诊……但种种努力,收效甚微。


大起大落的日子,如此8年。今年,刘明停下来发现,自己的工资很久没涨过了。


产科业务爆发时,医院多劳多得的机制还没建立完全,收入和付出并不匹配;后来绩效考核机制终于完善,产科却已无活可干。更雪上加霜的是,现在医院的考核指标定在二孩放开的人口高峰期,科里经常达不到绩效考核绩效。


“至少我们医院没有倒扣工资。”刘明心里不痛快,却也只好自我安慰,“隔壁县的医院产科没完成绩效考核,还要倒扣工资呢。”


二、转岗


产科里开始有人转岗了。


李丽 (化名) 在县里的中医院工作。三四年前,李丽从产科轮岗到妇科,考虑到产科实在太忙,特意留在了妇科。让她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曾经的同事却因“产科太闲”而接连转岗了。


医院的产科有30张床位,30余位医护人员,但今年起经常只有2~3位产妇。


人多,活少,可分配的绩效自然也少。医院的薪资构成是多劳多得,产科的收入降低后,有产科医生的工资缩水,于是托关系,转到了医院的行政岗。


这不是个例。李丽说,这两年随着分娩量连年减少,产科业务量迅速下降,医院对产科专门进行过一次调研。医院许诺,一些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医生,可以调换科室;而年纪较大的医生,普遍被留在产科,成为产科的兜底。


在李丽看来,大家想离开产科,这种需求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要生活,不得不考虑报酬的高低。”


但回想起短短三四年前的时光,李丽也会时常感到恍如隔世。一切来得太快了,二胎放开的几年,李丽在产科里累得抬不起头。一晚上,顺产的孕妇一个接一个,中间穿插着剖宫产的孕妇。李丽一夜夜在产房和手术室之间奔走。那段时间,经常一抬头,李丽都会望见天色已经露白。


“当时大部分同事都不太想呆在产科,晚上都睡不了觉。”一度医院还在妇科和产科之间,实施过医生轮转制,原因是产科太累。但现在,医院的产科估计很快会和妇科合并。“产科的病人太少,资源浪费不是长久之计。”


“产科寒冬”带来的医护人员分流,在基层的私立医院频频上演。公立医院由于姓“公”,规模暂时还在维持着,最多只是绩效的减少,但私立医院就明显不同了。


产科医生徐华 (化名) 从一线城市退休后,回到东部某省的一家三级民营医院就职。这两年,她时常在附近某县里的各乡镇卫生院走访、调研。


这个县前年才“脱贫”,以农业为主,常住人口90多万,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许多50岁以上的妇女,基本上都生了3-5个孩子,这里的假结扎曾非常流行。曾被视为人口增长的大本营,但是,现在这里很少有生三胎的人了。假如有的话,基本上都是再婚。


许多人认为城里人不生、少生,农村还是有很多人生孩子的。但是徐华却观察发现,“我现在就在最基层的农村。农村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生孩子了,生得越来越少了”。


她花时间走访了全县的23个乡镇卫生院,看到的妇产科是一片萧条。最大的乡镇卫生院,曾有6位妇产科医生,宽大的诊室里现在仅有两位产科医生值班,整个上午只接待了一位产检的孕妇。“产科的人现在基本上无事可做,转而做妇保和两癌筛查。所有乡镇卫生院都取消了接生这个项目。”


由于孕产妇减少,产科业务量大幅萎缩,基层医院产科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当地一家中等规模的私立医院,产科业务量出现了明显下滑。高峰时期的2016年,年分娩量达2100多个,之后逐年减少,去年刚过1000。这家以产科为主的私立医院,不得不“撤裁”了一半的产科岗位,医生和护士只能分流、转岗、辞退。“病人少了,老板不可能养闲人。”


徐华感慨,“地级以上的医院也许还可以,区、县级以下的医院,现在产妇还没到最少的时候,以后再减下去,这些医生、护士到哪去?”原以为今年是“龙年”,分娩量会有上升,但是这几个月的数据表明,分娩量在继续下降。


三、离开


到了城市,小医院产科的业务缩水和医生的状态,并不是短兵相接的危机,更像在经历一场慢性炎症。


院长和产科医生都处在挣扎中。


年初,知名妇产科医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在微博发出“救救产科”时说,“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


接受《丁香园》采访时,段涛曾提到一个细节:“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产科主任们在一起开会,让我讲讲产科转型的事情。有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起来发言。她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最近医院装修,院长趁机把产科整体关闭了。她说到一半就哭了,二十几年了,我只会做产科,我也热爱产科,你让我转哪里去?大家都垂头丧气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段涛告诉《健闻咨询》,年龄是卡在产科医生转型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很多医院的妇科和产科相关联,产科萎缩了,人员可以转到妇科,年轻医生转型的难度比较低,但年龄偏大的医生,已经在产科做了那么多年,再转妇科很难。”


年龄大意味着投入的成本,转型慢。对妇科主任来说,老资历的产科医生工资不低,转到妇科却难担大任,也容易变成科室的负担。被迫转型的产科医生转到妇科后,不能做手术,进不来病房,只能在门诊做各种辅助工作。


在上海,段涛看到,一些产科医生转岗去做患者教育、或者负责联系社区,也有人考虑能不能去跟产后康复、皮肤医美。“都是一些无奈的选择,有些转岗要重新考证。”


在北京,一位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王芳 (化名) ,看到的是另一种“想裁不敢裁”的挣扎。


王芳观察到,北京不少二级医院产科的业务量,已经断崖式下降。比如,某二级医院建成之初,当时正迎市民需求,分娩量一度激增,短期内300 ~600例/月,甚至一度破千例。但现在每月仅有20~30例的分娩量,业务量大幅下降。


这家医院的院长感到压力巨大,“科室不挣钱还赔钱,养了这么多医护,风险很高,特别希望能关了。”王芳说,“但医院等级的评审要求里必须有产科,产科不能关,人员也不能裁员。”


不过王芳所在的区妇幼保健院里,有医生已经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全科医生;也有医生转行去了学校或幼儿园的校医院。护士已数位离职。


区卫健委不是没有看到小医院产科的挣扎。王芳记得一两年前,区卫健委曾想整合二级医院的产科资源,把人员和业务都重新整理划分。“但一直迟迟没动,有些产科的医护人员等不住,就走了。”


四、求生


产科业务的衰败,很难出现在各地的头部医院里。


搜索某一线城市几家头部妇幼保健院的帖子,“人多”仍是重要的关键词。龙年开头的生育小高峰,“喜提走廊”的标题常常引来产妇的讨论。


4月的一天,某南方城市头部妇产专科医院产科主任刘芸 (化名) 忙得不可开交,她下午2点一刻刚看完上午的病人。草草吃了口饭,又马上开始下午的检查,一直工作到五点。有病人和她说,“刘医生,你们这里连停车都停不进来。”


3月底,医院完成的分娩量已经达到了预期数量的105%,业绩稳定。但并非高枕无忧。一叶知秋,二级医院、县级医院产科的挣扎,或多或少也投射于此。


这家医院全院高峰时期的分娩量能超过5位数,而今年降低了近三分之一。


刘芸所在的这家医院虽还不缺产妇,但听着“产科寒冬”的阵阵风声,也开始提防产妇流失的隐患。


今年,刘芸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建立个人IP,通过短视频分享孕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刘芸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可能让更多产妇了解医院的服务。


2010年后,刘芸所在医院的VIP服务全面开张,面对高端市场发出邀请。那也是一种吸引产妇的方式。


做短视频,这并非单单刘芸个人的行为,而是医院应对生育率下降所采取的“进攻”举措。


刘芸也注意到人口流动带来的产妇流失。信任一线城市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的人们,会选择在头部医院进行孕期产检;但到了生产时刻,却有不少人回到老家分娩。


刘芸问过,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好吗?大多数病人给她的回答都是一样朴素:经济不景气,若非回到老家,留在一线城市奋斗也要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已无暇分心照顾婴儿。回到老家生产,将孩子托付给夫妻双方父母,是经济又安心的选项。


不仅如此,在大城市的好医院里分娩,昔日曾是一档难求的稀有品,今时今日门槛已经大大降低。和刘芸处境一样的产科医生,怎么可能没有知觉。


曾担任多年公立医院产科主任的于莎莎也注意到,北医三院这样的顶级综合医院产科,曾经的床位供不应求,好似从未在市面上流通的奇珍异宝;北京妇产医院等专科医院原来也曾是需要托人找关系才建得上档。


当曾经的哄抢不再,产科里医患间的天平正在悄悄倾斜。


为了给产妇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刘芸的医院依托远程医疗,光是产科的互联网门诊就建了近10个。而刘芸要打破自己的工作习惯,团队的服务质量成了每日被反复强调的大事。


每个星期,刘芸都需接受患者满意度的评估,“微信可以随时评价对我们医生的满意度,对产妇的态度一定要好。”


刘芸知道,口碑相传,才能让更多的产妇来到自己的病房里。


五、转型


何建华管理的是一家以妇产为主业的民营医院。之前这家医院叫做“义乌商城妇产医院”,而今何建华剥掉“妇产”的身份,把名字改做“义乌商城医院”。


2015年,义乌商城妇产医院开业的第二年,就赶上“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医院趁势而上,基于相对高端的定位,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口碑和地位。即使500米开外就是义乌市妇幼保健院,但分娩量能排到义乌市前五。


“相对高端”,是当时义乌商城妇产医院的独特优势,其背后代表的是高营收能力。“全面二孩”后的数年,这家民营医院活得还算滋润。最近几年,寒意显现,分娩量开始下降——从此前最高纪录月分娩量一百十几,现今月均分娩量只能到三四十左右。


何建华意识到,转型势在必行。同市的其他医院,曾在红利期增加床位数和医护人员数量,如今分娩量下降,床位使用率已经明显下降。何建华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在盈利期冲动扩张产科的规模,毕竟这个曾经医院的支柱科室,如今只能勉强维持成本。


不过,何建华对本地的出生率和产科未来并不悲观。义乌市近些年出生新生儿约18000左右,对一个县级市来说并不算差,尚可维持本市各家医院产科的生存。但从长远考虑,何建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只盯着产妇们了。


为了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他调动医院的闲置楼层,陆续开设了整形、中医、预防、老年病以及老年重症康复、内外科综合病区等……这些科室/项目,有的盈利能力较强,有的能提高床位使用率,有的则是可以接收医保患者。


去年,何建华索性把医院名字中的“妇产”二字也摘掉了,颇有综合医院的气质。这是何建华深思熟虑的重要一步——以前他希望用“妇产”二字加深患者的印象,如今妇产科虽仍是医院的核心招牌科室,但要保证医院的良性经营,需要另寻他路。


产科寒冬的议论不止。开年以来,不少医院宣布停止产科服务。其中,江西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浙江江山市中医院等均在公告中表示,将于2024年内停止产科服务。


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许多地方公立医院产科和妇保院面对每天的生存危机。“兜底”二字,可谓千钧重责。


南方某县妇幼保健院院长许秋 (化名) 正在等待政策,他期待把不孕不育、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等项目均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院长们认为,医保报销待遇不高,是生育意愿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除此之外,有的医院也正在尝试其他办法自救。比如,以产科为延伸的其他服务项目,比如乳汁成分分析、骨密度测定、人体成分分析、月子中心、托育、整形美容等。通过提高每个患者带来的收入。


即使未必能奏效,即使在生育率下降的大势面前,产科无法摆脱萎缩的命运。但在产科医生、产科主任和院长的眼里,还没有到撤走的时候。


(刘明,李丽,徐华,王芳,刘芸,许秋均为化名。)

感谢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品牌项目部副部长刘小宁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健闻咨询(ID:HealthInsightPro) ,作者:严雨程、孙海蛟,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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