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美国在上周发动了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战”。美国在现有对华关税的基础上，对华继续加征34%的关税，特朗普上任以来累计加征税率已达到54%。4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对等反制措施，对所有美国商品加征34%的关税。
关于特朗普这一轮关税战的实质，舆论场上大体有三种看法。
其一，特朗普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任意而为，就是要兑现竞选承诺，推动制造业回流，实现“MAGA”自给自足的理想。
其二，特朗普政权2018年就发动了对华贸易战，这一轮“关税战”是美国系统性对华遏制政策的一环。表面上看，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都加征了关税，本质上是要掀桌子重塑一个没有中国的全球贸易体系。
其三，特朗普只是“在商言商”，就是开出一个要价，让全世界跟他谈。谁都可以跟他谈，只要谈得好那美国的关税水平自然会降下来。
如果第一种看法成立的话，美国就是要自我孤立自己搞一套。中国很难和美国谈，也没有必要和美国谈。
第二种看法有点意思。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为了孤立中国，坚持拜登政权的路线，继续拉拢西方盟友来针对中国搞供应链“去风险化”，不也可以吗？为什么要搞出一个大得多的动静来呢？这岂不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桌饺子？
当然，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特朗普政权对华遏制的态度更加坚决，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对华遏制的效果更强，对中国的冲击效果更大。
要之，如果这种看法成立，关税战就是冲着你来的。这意味着你和美国根本没得谈，人家跟谁谈都不会跟你谈。
当然也有人持第三种看法，认为特朗普对所有贸易伙伴都是一样的，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和美国其实都有得谈。由此衍生的结论自然是，中国可以不急于反制，跟美国谈就好了嘛。
总之，如果你认为美方的意图是前两种，那中国的选择都是反制。这也是决策者的选择。
从本质上说，中国自美进口的无非三类商品：第一类，美国垄断供应的高附加值产品 （如英伟达的高性能显卡） ；第二类，有其他竞争对手可供应的高附加值产品 （如波音飞机） ；第三类，美国有价格或效率优势的非高附加值产品 （主要是农产品） 。
中国之所以选择立即加关税，道理不复杂。第一类产品美国本身也不想卖给中国，实际上也在不断限制卖给中国，也是中国搞国产替代的重点领域；第二类产品，不买美国可以买别家，对美国商品加关税，客观上有利于欧洲、日韩对华出口同类产品，也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第三类产品，不买美国大豆买巴西的，也是个统战更多国家的手段，坏处是一边加关税一边找替代，可能提高进口成本，但现在国内本来就面临通缩，也可以容忍一点输入性的通胀。
由此来看，中国的反制其实是很自然的。
但是，跳出贸易战、关税战，我们要更关心的，是更宏阔的图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但却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之所以仍然相当依赖外贸，原因之一正是内需不足。
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到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曾经屡次遭遇外贸冲击。中国祭出的手段都是“扩大内需”，但所谓的“内需”却并非全是消费，更多的是投资，主要是地产+基建。
这种手段在过去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基建不足、人口正增长叠加高速城镇化。而现在，支撑这种模式的宏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要再扩内需，不能再主要靠投资了，真的得靠消费了。
只要摆脱投资依赖的惯性，把用于投资端的许多资源挪到消费端，中国就还有巨大的需求潜力。逻辑很简单，关键是要下定决心。
当前，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有大约2.5亿的差值。去年的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决定》公布后国务院第一时间就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但是到现在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还远不够快。
同时，全国有超过1.7亿居民养老金领取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但居民养老金的待遇太低了。
2024年，中国城乡收入比是2.34:1，也就是说农村人均收入是城镇的大约43%。照这个比例测算，居民养老金比较合理的标准和区域内最低工资挂钩，设定为最低工资的40%到45%左右，这样的话，全国多数地区的居民养老金应该上调到800到1000元的水平。
还有另外一个计算方法。针对最困难的群体，中国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理论上说，“低保”标准应该就是维持一个人生活的最低限度，“居民养老金”既然是“养老金”，无论如何不应该比低保还少。
但事实上，现在居民养老金的标准远远低于低保。四川省农村低保的最低标准是580元/月，但今年普涨20元之后居民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才183元/月，居民养老金的标准只有低保的三成。所以为什么一直以来农村造假领低保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为“低保”相较养老金其实都成了“高保”。
居民养老金和“低保”形成倒挂，这意味着目前的居民养老金是不足以覆盖农村老人基本生活的，他们要么继续劳动，要么依靠子女接济，或者土地转租等等，才能凑上满足基本生活的差额。如果把居民养老金涨到“低保”水平，实际上老人子女的消费能力也可以释放出来。
而且，如果要全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让在城市务工的人员定居，且把孩子带到身边，许多农村老人也可能搬到城里去，如果不提高他们的养老金，他们进城的压力就更大了。
“国内大循环”要真正循环起来，消费是重中之重。
其实，国内消费不足，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已进城但未市民化的农民工消费远低于一般城市居民，农村老年人消费远低于城市退休人员，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有四五亿人，他们的消费力不够，很多产能就无法在国内消化，而只能依赖出口。
如果我们通过系统性的改革，再造四五亿人的更高的消费需求，中国就可以迈过“世界第二消费国”到“世界第一消费国”的门槛。消费内需真正起来了，那还用怕被别人用贸易战、关税战拿捏吗？
结构性改革总是困难，很多改革都是压力倒逼的产物。
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极限考验，但愿我们不要浪费这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