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为何难以实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 ，作者：Mark Moffett，译者：张蒙，编辑：杨银烛，原文标题：《大同社会为何难以实现？》

距脱欧公投过去整整5年之后，英国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切断了与欧盟近半个世纪的联系。公投前后举行的游行不计其数，有些甚至聚集了超10万名情绪激动的参与者。而英国脱欧这一决定，正如专栏作家欧文·琼斯 （Owen Jones） 在《卫报》上所述，是为了挑起“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

在2016年的投票中，大多数英国人执意选择脱欧，而非继续成为欧盟这一更多元社会集团中的一员。欧洲国家普遍倾向于放宽认知边界，接受某一超越甚至抹去社会重要性的身份，而英国公投结果似乎与之背道而驰。

随着社会数量总体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普遍地下降 ^[1] ，我们可能会开始重视这一论断，即文化的国际化 （想想《星球大战》、龙舌兰酒、梅赛德斯-奔驰） 和人际关系的拉近 （社交网络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联系） 预示着社会边界将如柏林墙一般倒塌。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金斯伯 格（Morris Ginsberg） 所言，“人类的统一是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趋势之一。” ^[2]

不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最终走向何处，当前两者“分手”正突显了国家身份认同感在人类心理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从狩猎采集者的种族语言群体到部落、酋邦和国家，回顾关于社会的心理学文献和人类学研究 ^[3] ，大同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今天，全球各地的人们可能会喝着星巴克、可口可乐，吃着肯德基，可能喜欢听意大利歌剧、穿法国时装、铺波斯地毯。但是，无论他们吸纳了多少异国影响，建立了何种异国联系，国家都不会消逝。身为公民，他们仍保有一颗对国家的赤诚之心。 ^[4] 每个社会总在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易、接受馈赠，或者直接夺取想要之物据为己有，它们也因此变得更为强大。 消除社会边界的想法或许值得称赞，但就我们所知的人类思维方式来看，这一愿景无法实现。

纵观历史，人类成功建立了由众多社会组成的伞形组织。而人类学的记载则显示，即便是最具约束力的社会组织，也都无法取代社会成员与社会自身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亚马逊西北部居住着约20个部落或语言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图卡诺人 （Tukanoans） 。

每个群体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有些相似，有些互不相通。这群部落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交换的商品也都是各自擅长生产之物。部落间的交互连接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强制贸易关系：部落内部不允许通婚。图卡诺人说，“和我们说同种语言的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也不娶姐妹为妻。” ^[5] 因此，女性会嫁入其他部落，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

对于这一安排，有一种观点认为，它能减少小型社会中近亲繁殖的概率，而智人对于这一乱伦行为有与生俱来的厌恶感。在许多动物中也能看到这一特点，例如在黑猩猩中，雌性会以类似方式通过在各个社群间转移来避免与亲属交配。

图卡诺人曾经历人口极为稀少之时，因此与今日众多大国相比，他们对于和兄弟姐妹通婚的心理厌恶感更为强烈。也许，比起害怕无法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他们更恐惧近亲通婚。强制性交换式通婚制度下，也诞生了有史以来最紧密的联盟，目前共有约三万名亚马逊人。尽管如此，图卡诺各个部落间仍泾渭分明，各自在领地内活动。 ^[6]

联盟无法取代人们对社会的归属感，这是普遍现象。 像欧盟和联合国这样的政府间组织也并未赢得我们对其情感上的忠诚，因为它们缺乏能带给成员真实感的要素。欧盟或许是社会一体化构想中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尝试，但鲜少有成员国认为它是一个值得像对自己国家那样尽力效忠的实体，原因有以下几条。

首先，欧盟的边界不明确，事实上，随着成员国的加入或退出，这一边界会不断修改。此外，自中世纪起其成员国就有冲突历史，而且从东到西存在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最重要的是， 欧盟自身没有宏大的创立故事，也缺乏神圣庄严的象征符号或传统。人们可能会愿意为自己国家而战，但几乎无人会愿意为欧洲而战。 ^[7] 这使得欧盟像是个政治联盟，就像美洲印第安六大部落组成的易洛魁联盟，或像公元前六世纪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间形成的联盟。 ^[8]

这类联盟的力量会随着不同时期联盟自身价值的高低而起伏。正如我们的人际关系那样，朋友会变成敌人，敌人又会变成朋友，这在许多美洲印第安部落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也有体现。 ^[9] 欧盟各成员国都独立处理护照等与其公民身份相关的事务，并且仍然是公民自我价值的焦点，这使其成员身份处于次要地位并可任意处理对待。

对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的分析表明，那些国家身份认同感最强烈的英国人反对继续留在欧盟。欧盟最主要的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维护和平，这群投票者却将它视为对自身身份的威胁。 ^[10] 事实上，英国脱欧主要带来的是商业影响，令贸易面临一系列障碍。 ^[11]

讽刺的是，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破裂时，它自身的国家身份亦遭到了威胁，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也越来越有可能选择“脱英”，这种因历史文化造成的分裂在现代社会中也属常态。 ^[12] 与此同时，英国的退出使其他成员国与欧盟的联系活跃了起来，就像一群人在面对逆境时会齐心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内部的分歧会消失。 ^[13]

金融和安全问题使欧盟各国紧密团结在一起。 瑞士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是被一直研究的对象，该国四种官方语言和其复杂的领土都能证明，其国家地位取决于26个地方社区 （canton） ，即州之间的精细社会与政治联盟。这些自治地区就像是处于山区中的微型国家，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也使得每个地区增强了自身的地理隔绝感与自治权。 ^[14]

据政治学家安托万·乔利特 （Antoine Chollet） 研究发现，“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历史、宪法和州旗，有的甚至还有州歌”。由此，瑞士“公民身份仅指可以投票而已，别无其他”。 ^[15] 瑞士联邦的形成还曾要求改写历史记录，使各州之间保持平等感，以便在几世纪以来被迫与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邻国进行利益谈判时得以生存。 ^[16]

欧盟和瑞士这样的区域实体因认清一致对外的需求而得以存续，这也激励了它们获得成功。而一个绝对全球性的联盟就缺乏这样的激励因素，从而变得更不稳定。要实现这种全球统一体，可能需要改变人们对谁才是外人的看法。 这是罗纳德·里根喜欢抛出的观点。

他在一次对联合国的讲话中说道，“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正面临着外星人的威胁，世界各地的分歧会以多么快的速度消失啊。”确实，像《世界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这类科幻小说都描绘了人类在对抗共同的敌人时能够团结一致，通力合作。

然而即便真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也会忍受外星人的存在。火星人的到来并不会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正如当年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后也并未使原住民舍弃数百个清晰划分的部落群体 （实际上 ，许多原住民一开始还以为欧洲人是来自冥界的幽灵 ^[17] ） 。和外星人之间的差异相比，突出的社会间差异确实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无论外星人怎样动摇人类对于自己社会的信念，人们也不会抛弃自己的社会群体。

世界主义坚信地球上的不同人群都将感受到自身与“人类” （即“宇宙公民”） 一词间的紧密联系 ^[18] ，这是白日做梦。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放弃那些用来标记他们身份的特征 （比如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语言、服饰、行动姿态或宗教信仰） ，或者以某种方式暂且抛开用这些标签来划分人群的欲望，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唯一能察觉到的可靠差异不再是群体间差异，而是个体间差异。有人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将完全解体，但很难预测取代国家的会是何种形式。也许我们加入的群体会由当地社区集结而成，又或是由身边熟人组成，到那时，全球人口会分裂成数百万个微型国家。

我们可能还会回归史前人类的社会群体模式，就像在黑猩猩和大多数脊椎动物的社群里一样，个体都必须识别出其他社会成员。我们又是否能通过抛弃彼此之间的差异或对差异评头论足的嗜好，来取得相反结果，即完全消除社会？由国际旅行和Facebook上的友谊建立起来的蜂巢型人际网络是否会随意将我们相连，从而使我们能真正实现一些人渴望的那种本难以企及的全人类团结，不论男女老幼？

人类依赖特定特征或“标记”来辨识自己的社会、种族和其他群体，这一行为可追溯至人类历史早期，但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总是可取的。 所幸我们的智慧或能帮助我们摆脱生物与历史的束缚。然而，要想去除我们的身份标记将十分困难，仅靠教育还不够。

摒弃种族和社会标记这一做法乍一听还不错，但也势必意味着人类将失去诸多珍视的特点。我们身上的标记是一把把双刃剑，既让我们不轻信那群与我们不同的人，又让我们向完全陌生但符合我们期望的人们传达一种团队精神，就像在海外旅行时我们乐于与本国同胞交谈一样。

舍弃我们的差异还会击碎人类永恒的渴望。人们都在意自己的成员身份 （membership） ，几乎无人会愿意将其放弃，我们也无法简单将其抹去。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自身所属社会群体最根本的特征作出反应，且速度比眨眼还快。 ^[19] 毫无疑问，即便能有群体催眠大师让我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现存的差异，我们仍会争相去发现或创造出新的差异，并对其珍视如宝。

要想去除这一人类属性，恐怕只能等遥远未来，出现对神经系统了如指掌的外科医生，由他们来切除大脑中的相应部分。这种科幻小说式的调整下将会产生一种新生物，而我们无法视之为同类。我不太确定该如何判断这种生物是否比今天的我们更快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不再是“我们”。

以我们人类现有的思维方式来看， 人类身份认同感是否足够，或社会群体是否需要存在这类问题归根结底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情感健康，人们是否必须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一员。著名民族主义思想家欧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曾写道：“一个人必须拥有国籍，就像他必须要有一个鼻子和两只耳朵一样。” 虽然盖尔纳接下来错误地认为，人类需成为国家的一员不过是现代才出现的一种需求，但他从未意识到他的前提是多么正确。 ^[20]

我们的思想在自己所创造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世界中演变。由这一心理世界所产生的社会群体总能成为参照，让人们感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带来一种安全感。“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种说法会让人联想到行为关系异常、创伤或悲剧之类的词。若没有这类特定的群体身份，人们就会感到被边缘化，犹如浮萍，漂泊无根，这种情况很危险。

一些移民的遭遇就是典型例证，他们感到无家可归，失去与自己祖国的联系，只能面临被移民国拒绝的痛苦。 ^[21] 社会边缘化是一股比宗教狂热更强大的动力，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恐怖分子最初只是因为被主流文化所排斥，而后便走向了极端主义。激进的观点会趁虚而入，填补这群被剥夺社会身份感的人的精神空缺。 ^[22]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同样给予社会弃民共同目标以及自豪感与归属感，从而为群体注入活力。

所有证据都表明 社会群体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我们的祖先通过简单的演化步骤，从最初的熟人社会发展为通过身份特征标记来区分不同的社会。 ^[23] 社会成员的分界线本应使社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保持不变。 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一个原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所有人类也从未身处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与信仰或婚姻相比，在社会中 （准确地说，是在多个社会中） 生存是我们这一物种更不可或缺、更历时久远的特征，这一生存方式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早已有之。

诚然，社会的数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减少，但这远非群体身份逐渐弱化转为和平合并的结果，而主要由于战争和统治。 ^[24] 尽管人口呈现多样化，这些整合之后出现的新社会仍然彼此不同。 ^[25]

这些社会的身份和世界观各不相同，实际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包括世界主义思想家在内的许多人想要实现对不同文化的权利和需求的相互尊重，虽值得称道，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受重重变化影响。然而，认清这些挑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今动荡的世界，还可以引导我们解决诸如移民等争议性问题，并攻克人类共同应对的真正、首要的全球问题，即环境损害、物种灭绝与气候变化。

只要尚存其它社会能与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生活中就少有事物可与一个社会在人心中激荡起的满腔热情相提并论。 社会，以及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差异，将继续留存，划定出我们心理上的人际边界，也标记出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界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求一个更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而它始于认识到彼此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Carneiro, R.L. The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 whether, when, and how—some speculation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8, 162-77 (2004).

2. Ginsberg, M. The Idea of Progress Methuen, London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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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ge 47, Aikhenvald, A.Y. The Manambu Language of East Sepik, Papua New Guin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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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cCormick, J.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London (2017); Reese, O. & Lauenstein, G. The eurozone crisi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mining and supporting European solidarity. Social Sciences 3, 160–17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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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ueller, B. What is Brexit? And what happens next? The New York Times (2021).

12. Moffett, M.W. The Human Swarm: How Our Societies Arise, Thrive, and Fall Basic Books, New York, NY (2019).

13. Cohen, R. Brexit’s silver lining for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14. Rutherford, A., et al. Good fences: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boundarie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PloS ONE 9, e95660 (2014).

15. Chollet, A. Switzerland as a “fractured nation.” Nations & Nationalism 17, 738–755 (2011).

16. Linder, W. Swiss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NY (2010).

17. Reynolds, H.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Aboriginal Resistance to the European Invasion of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Press, Townsville, Australia (1981).

18. Appiah, K.A.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W.W. Norton, New York, NY (2006).

19. Greenwald, A.G. & Banaji, M.R. Blindspot: The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013).

20. Gellner,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Oxford (1983); Miller, D. On Nation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5).

21. Berry, J.W. & Annis, R.C. Acculturation stress: The role of ecology, culture, and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5, 382–406 (1974).

22. Lyons-Padilla, S., et al. Belonging now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risk among Muslim immigrants. Behavioral Science & Policy 1, 1–12 (2015).

23. Moffett, M.W. Societies, identity, and belonging.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64, 1-9 (2020).

24. Moffett, M.W. National borders are not going away. Quillette.com (2020).

25. Moffett, M.W. Divided we stand. Project Syndicate (202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 ，作者：Mark Moffett，译者：张蒙，编辑：杨银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