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勤婚姻”到“分开同居”，远距离亲密关系为何流行？

社交媒体上的异地夫妻往往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从杨丞琳李荣浩夫妇，到众多互联网平台的夫妻或情侣博主。从娱乐圈到学术圈，异地夫妻或异地情侣逐渐变得越来越常见。那么异地夫妻比起同住夫妻，在夫妻角色上有什么新的特点？生育会对此产生什么影响？异地情侣和异地夫妻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什么样的人会选择这种居住安排？

在社会调查中，传统家庭的定义为“同住”或者“同灶”吃饭的人。但随着人口流动的普遍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城市中的双职工夫妻越来越多选择异地而居，开始走向通勤婚姻 （Commuter Marriage） 这种新的居住安排。情侣们也从同居走向分开同居 （Living Apart Together） 这样的新的家庭实践。

在通勤婚姻或者分开同居的情侣中，双方为了满足各自的职业需要而选择异地而居，结束工作后再回家。分居的时长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工作和居住安排。比如通勤夫妻中，有“周末夫妻”，有“月度夫妻”，甚至也有分开时间达到几年之长的异地夫妻。在远程沟通设备和数字媒体的帮助下，双方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家庭的物质性与情感性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因为个人发展而分居，是个体化婚姻中的特殊家庭形式 （Lindermann，2017） 。

通勤婚姻中的性别角色

由于夫妻双方在物理空间中的分离，通勤婚姻的模式要求夫妻双方在子女照顾、养老、人际交往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做出特殊的安排。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会带来夫妻角色和传统婚姻中的不同。

在传统的婚姻中，女性往往要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甚至是跟着丈夫搬到新的城市。但是在通勤夫妻中，女性不“跟着”丈夫走，独立地追求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价值，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择异地而居的女性已经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规范。

通勤婚姻成为一种“去性别 （undoing gender） ”的家庭实践 （Lindemann，2018） ，是婚姻个体化进程中性别平等的体现。

在一项定性访谈研究 （冯雨雷，2024） 的受访对象中，夫妻之间往往有相似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甚至妻子更为优秀。这样的居住安排也往往由女性发起，且女性更享受这种“分居”带来的快乐。

但女性也更有可能因为这种违反了传统性别规范的选择而遭到审判，女性也往往需要为这种“自私的选择”进行辩解 （McBride和Bergen 2014） 。

此外，在通勤婚姻中，由于双方相对平衡的经济贡献，夫妻之间家务分工的安排也趋于公平，丈夫也无法继续合理地认为家务劳动只是妻子的义务。

通勤婚姻中“父职”和“母职”

然而，当通勤婚姻中的夫妻双方面对育儿时，“妻职”转换为“母职””，“夫职”转换为“父职”，角色分工则几乎完全回归传统。

这一结果通常是由住宅安排决定的。 “通勤夫妻”一般会有一个主要住宅作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家”让一方居住，即“主要住宅”，另一方出于生活便利的目的住在工作地附近的“附属住宅”。 有孩子的家庭，妻子更有可能带着孩子居住在主要住宅中。

这就导致母亲在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依然承担着孩子的核心养育者的责任，且必须在没有配偶直接参与和帮助的情况下处理家务和照料，也无法获得配偶提供的全面支持和照顾，甚至往往只有在妻子不断地要求甚至是指挥之下，丈夫才会参与孩子的照料。这让通勤婚姻中的妈妈如同单亲妈妈，承担着身上的更为繁重的照料责任 （Lindemann，2017） 。

这一母职困境不仅存在于年轻且高教育程度双城夫妻的“通勤婚姻”中，在70、80后的跨城乡流动家庭中也较为常见 （杜平，2021） 。

即使通勤家庭中的育儿照料能得到来自长辈的代际支持，孩子不和父母同住，通过互联网订外卖、给子女过生日等“远程母职”也比“远程父职”更为常见。

长辈也往往将通勤婚姻视作最大化家庭利益的暂时性策略，尽早结束通勤行为、回归传统式家庭才意味着该策略的成功。在这种期望下，女性的个人价值追求被隐去，成为必须让位于家庭生活的附属品，并且常常因为未能满足性别规范而受到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不仅仅包括没法照看孩子，还有没有和丈夫居住在一起。

总而言之，未生育子女的通勤夫妻在双方都是养家者的情况下，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得以凸显，但是在生育子女后，似乎由于传统性别秩序规范的作用又让女性被迫回归了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导致女性既要发展事业又要照顾家庭，事实上承担着经济贡献与养育贡献的双重压力。

性别不平等在数字空间中依然存在，传统性别期望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在通勤婚姻中也难以完全摆脱。

从“通勤婚姻”到“分开同居”

除了异地而居的夫妻，异地而居的情侣也逐渐在美国的情境下成为除了婚姻和同居之外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即除了通勤婚姻 （Commuter Marriage） 外，形成了分开同居 （Living Apart Together） 这一种新的家庭实践。

这是由于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同居在美国普遍被接受并且已经被作为一种代替婚姻的家庭制度，配偶的定义不再局限于已婚的夫妻，未婚群体也可以拥有一段“分开同居”的远距离亲密关系。在分开同居的关系中，双方都对方依然忠诚，但这并不像婚姻一样依赖于义务，而是基于一种主动选择。

在21世纪初，美国未婚且未同居的群体，即传统调查中被认为是“单身”的群体中，就有三分之一处于“分开同居”的关系 （Storhm等，2009） 。随着美国离婚率的不断提升， “分开同居”也在离婚或丧偶后再次寻找到伴侣的老年群体中越来越有吸引力。

在这样的关系中，老年人因为没有结婚，可以免于妻子身份带来的照料负担，或者丈夫身份带来的朋友社交网络的损失；双方也不需要在新伴侣和原有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不需要纠结是否需要因为结婚而搬家，让自己和前夫或前妻的孩子们离开他们原来的朋友 （Gierveld，2024） 。

有研究指出，这样的家庭安排的选择往往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选择，而是不去选择结婚与同居的结果 （Benson和Coleman，2016） 。如果女性的上一段婚姻中处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分开同居”来规避家庭劳动的不对称分配和照顾伴侣的责任 （Brothers，2015） 。

结语

在家庭流动化的趋势之下，女性在通勤夫妻的安排里，在传统的“妻职”之外拥有了探寻多重身份和角色的机会。但是在生育后，受到传统母职观念的影响，在父亲角色由于职业迁移而缺席时，照料责任和压力也会越发地被强化。

在美国同居关系较为普遍的背景中， 人们不自觉地在“分开同居”这一新的家庭实践中，规避与婚姻捆绑在一起的义务。 无论是从家庭观念还是家庭实践来看，人们都正在接受更为灵活的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Benson，J.J.，&Coleman，M.(2016).Older adults developing a preference for living apart together.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78(3)，797-812.

Strohm，C.Q.，Seltzer，J.A.，Cochran，S.D.，&Mays，V.M.(2009).“Living apart together”relationships in the United States.Demographic research，21，177.

Levin，I.(2004).Living apart together:A new family form.Current sociology，52(2)，223-240.

Brothers，D.(2015)." Doing" LAT:Redoing Gender and Family in Living Apart Together Relationships in Later Life(Doctoral dissertation，Miami University).

De Jong Gierveld，J.(2004).Remarriage，unmarried cohabitation，living apart together:Partner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bereavement or divorce.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1)，23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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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mann，D.J.(2018).Doing and undoing gender in commuter marriages.Sex Roles，79(1)，36-49.

Lindemann，D.J.(2017).Going the distance:Individu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commuter marriage.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79(5)，1419-1434.

McBride，M.C.，&Bergen，K.M.(2014).Voices of women in commuter marriages:A site of discursive struggle.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31(4)，554-572.

冯雨雷.新双城生活：通勤婚姻中青年夫妻的流动情感、性别角色与生活协商[J].中国青年研究，2024，(01):43-53.

杜平.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J].妇女研究论丛，2019，(06):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