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困境家庭的自我“突围”

1. 被动的救济

张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受家庭经济等因素影响，于1996年结婚。隔年，张伯同妻子迎来了儿子的出生。为了照顾家庭，张伯一直在家从事农活。两年后，因妻子惯性的偷盗行为等原因，张伯同妻子分开。两人协商后将儿子的户口落在妻子处。

因妻子身体和精神状况的不稳定性，小张便一直跟随奶奶生活。此后，张伯便一直在外务工。直至小张十四岁时突发强直性脊柱炎，张伯再次返乡。为了更好地照顾小张及年迈的母亲，张伯选择在地务工。

因无法支付高额手术费用，小张的病情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直至遇到省城派驻县医院的医生，张伯才了解了省红十字会的救治渠道。“之前医生跟我们说如果两年内不接受手术，小张可能就会面临生命危险。但是我们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太无力了。广州的医生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受访者：张伯） 患病八年后，小张终于接受了手术治疗。但即便接受了手术，小张也仍需接受永久的药物注射，以缓解疼痛等症状。

小张原有的健康条件使其无法从事任何工作，张伯也因年龄和身体状况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窘迫的经济状况、红灯频闪的健康状况让张伯一家无所适从且只能慌忙应对。在此状况下， “被动”的外部救济成为其突破当下困境的有力外援。

在正式支持方面，相关部门为张伯一家提供了兜底性服务，使其免于饥寒之苦。基于张伯的实际情况，民政部门为其申请五保户资格。由此，张伯每月享有资金补贴，且接受一定额度的水电优惠。此外，小张被评为二级残疾，每月能够得到一定补贴。

在非正式支持方面，亲属及邻居不定时的接济为张伯一家提供物质和情感的支撑。“大姑妈会邀请我们去她家玩，也会送我们很多菜。隔壁邻居也会跟我们互相走动，我爸有时候会在家周边走走，跟邻居他们聊聊天。” （受访者：小张） 官方渠道的正式救济和亲朋好友的非正式救济为张伯一家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在此情形下，张伯及小张的生活逐步步入正轨。

2. 主动地突围

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得小张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更将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推至末路。彼时已有的社会支持已无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运转，外界的救济将张伯一家从困境中拉出。 当边缘家庭挣脱最为基础的束缚，解决基础的保障问题后，家庭成员的主体能动性开始逐步被唤醒。 在原有环境下，张伯及小张被困于家庭之中。当家庭约束和疾病问题得到解决后，二人便开始尝试多途径就业。

第一，寻找线下就业途径。受年龄及身体状况的影响，张伯早已被劳动力市场排除，也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即便如此，张伯通过转换就业形式，实现了“再次就业”，即参与村庄治理工作。

“虽然我现在住在镇上，但是我的户籍在G村。村里的人大多都出去了，G村书记一直都很难找到人来担任小组长，他很久之前找我，我没答应。上次我去问他小组长需要做哪些事情。他说很多事情可以在微信上沟通。我现在比较有闲，我也很乐意去做这个小组长。” （受访者：张伯） 基于对家庭现状、自身能力及工作要求的评估，张伯主动提出担任小组长一职。在完成治理事务过程中，张伯主要借助微信等软件来回应和完成上级的各类要求。 在获得小组长职位酬劳的同时，张伯通过积极参与村庄治理事务而重启社会生活。

相比张伯，小张虽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但身体状况仍成为其线下就业的阻碍。“以前我的身体状况很差，都是父亲照顾我。手术之后，我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是可以达到完全自理的水平。” （受访者：小张） 在重获自理能力和独立外出能力后，小张开始尝试向外寻找。

“我去年有出去找过工作，我不能久站，我当时和老爸商量，看能不能去手袋厂拿一点活回来做。但是人家看到我是残疾人，就拒绝了。” （受访者：小张） 镇域劳动力市场的局限性缩紧了残疾人士的就业口径。 即便在残联帮助下，小张也尚未实现线下就业。当线下就业失败后，小张开始改变就业赛道。

第二，尝试灵活线上就业。基于互联网平台，小张曾考虑过直播方式，但被平台的高比例抽成和直播设备的高成本而劝退。“我考虑过做主播，但是放弃了。因为直播平台会对主播的设备有要求，而且还会对打赏抽成50%。” （受访者：小张） 为降低投入成本，小张决定加入推广店铺的队伍，即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店家的产品，以赚取佣金。

“我在抖音上给煲金珠还有其他的店铺做广告，发他们的产品链接，我的购买链接会比线下店铺更便宜，煲金珠这杯奶茶在我这里买是六块八，每卖出一杯，我就能拿到七毛的佣金。我这个月已经赚了十多块钱。” （受访者：小张）

在长期半隔离的生活环境下，小张很难与外界建立持久的关联。受狭窄的社交范围影响，小张在此类平台上的推广并不顺畅。除了赚取佣金外，小张挖掘了另一条以时间和数据流量换取收入的道路，即完成各平台的特定任务，如看视频等，来积累积分或金币，由此兑换实际的奖励。

同时，小张将张伯也拉入完成平台任务的行列之中。小张教张伯使用智能机以及如何完成各类任务。小组长职位是非职业化的兼职，加上没有其他任职，张伯的时间较为灵活且充足。线上任务可以帮助其获得另一份收入。

“我手机上有抖音、快手、番茄畅听、淘宝、西瓜视频、拼多多和百度这些APP，一般都是在这些APP上做任务。去年我们两个人刷视频和做任务一共赚了四五百块钱，基本上一天要刷三到四个小时。” （受访者：小张） 互联网平台为小张及张伯提供灵活就业的方式，使其一定程度上获得能力变现的机会。

3. 何以主动突围

在底线救济之下，张伯一家结合线上线下双重方式以实现向上突破。即便被常规劳动力市场否定，他们仍继续向外探求另一种就业途径。这个边缘家庭的主动“突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多类因素。

首先是互联网的可及性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无盲区铺开的互联网为边缘人群提供了向外试探的机会。廉价的通讯设备和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互联网渗入社会各阶层之中，智能手机和无线宽带等遍及各家各户，互联网平台也逐步成为大众生活的必备品。在此氛围之下，张伯一家也不例外，网络生活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脱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互联网催生了平台经济，并由此对传统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平台经济将多群体串联起来，为其提供互动和交易的平台。由此，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张伯及小张等类似群体提供自由接入的端口，将其与另一端的消费者和商户进行连接。 互联网和平台经济为张伯一家避开了现实苛刻的就业要求，撑开了线上就业空间。

其次是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张伯一家仅两口人，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和一位年近七十的低龄老人。被困于家中的小张在重获“自由”后，便将长期积蓄于内心的能量向外释放，开始主动向外试探，去触碰外部的世界。

年轻人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往往较高。在被线下镇域就业市场淘汰后，小张便迅速转战线上平台。基于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普及性和低门槛，小张在线上平台的努力得到了正向反馈，其将这种正反馈延续至张伯处，即将自己的技巧和经验分享给父亲，期待父亲也能够从线上平台获得一定收益。作为一名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低龄老人，张伯虽被劳动力市场排除，但通过学习互联网的相关技能而掌握了新的就业技能。

最后是村庄社会治理的需求。 张伯所在的粤西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村庄治理仍需正常运转，聘任治理者成为一大难题。在技术治理的大背景下，部分村庄治理事务与互联网技术挂钩。在此背景下，作为在地人口的张伯成为G村书记心中小组长的最佳人选。从家庭的困境中挣脱后，张伯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村社治理中，并收获相应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