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联储没有更快采取行动抗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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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0月10日),美联储前主席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W·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H·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因“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被授予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伯南克今年5月撰文探讨了新冠疫情如何打乱了美联储的政策计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 ,作者:本·S·伯南克,编辑:郭力群,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但他没有时间庆祝这场胜利。美国经济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后呈现的极不寻常的复苏态势 (包括通胀的急剧上升) 引发了一个问题: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否适合当前这个时期? 

 

2020年8月,鲍威尔宣布了美联储名为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制 (FAIT) 新政策框架,这一新框架保留了2%的通胀目标,但包含了两个关键变化。

 

首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同意努力弥补过去通胀低于目标的情况 (但没有提到通胀高于目标的情况) ,如果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 (比如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况) 低于2%,FOMC将通过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作为补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2%的通胀目标是对称的,即通胀不会长期低于或高于目标水平。相比之下,在过去采用传统方法时,决策者忽略了通胀未达目标的幅度或持续时间,而只是试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让通胀率达到目标水平,然后既往不咎。 

 

其次,为了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过去FOMC有时会通过收紧政策来应对就业市场改善的情况,就算通胀还没有真的上升,在新的框架下,FOMC不会再这样做。FOMC放弃了针对通胀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的做法,为了避免无意中扼杀就业市场初生的复苏势头,美联储认为,只要通胀看起来在控制之中,就业市场改善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收紧政策的充分理由。 

 

然而,2021年和2022年,通胀过高而非过低成为FOMC面临的主要问题。


包括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和奥巴马政府前高级顾问杰森·弗曼 (Jason Furman) 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很早就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他们认为,强有力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让经济过热,导致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高通胀,或者导致美联储不得不匆忙收紧政策、扰乱经济和市场。

 

通胀上升的速度确实比美联储决策者预计的要快得多。截至2022年3月,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2%,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当月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8.6%,触及40年来新高。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2021年,FOMC开始变得越来越担心通胀问题,但决策者当年11月才宣布结束证券购买计划,直到今年3月才首次加息25个基点。


今年5月,FOMC又把政策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并宣布减少证券持有规模的计划。由于美联储现在专注于抗通胀,决策者收紧政策的决心毋庸置疑。不过,至少现在回想起来,美联储部分决策者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认为,应该早一点采取行动对抗通胀。

 

美联储行动迟缓是否应该归咎于新的FAIT框架?整体而言,FAIT更加强调实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FOMC (正确地) 将其描述为提供“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福利。因此,决策者可能在看到通胀升温的最初迹象时更有耐心一些。然而,FOMC没有更早采取行动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新的政策框架,而是新冠疫情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影响,加大了美联储判断形势的难度。 

 

通常情况下,衡量劳动力市场强劲程度的指标是可靠的,但疫情扰乱了这些指标。2021年年中,美联储决策者认为美国经济还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6月份失业率为5.9%,远高于疫情前的3.5%,就业人数减少了几百万。


然而在疫情中,这些指标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真正的强劲程度,许多人推迟了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因为他们要照顾家庭成员、担心被感染或者重新考虑生活中的优先事项,从工资大幅上涨和雇主招工难等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过去一年劳动力市场比传统指标所显示的更为强劲。

 

此外,FOMC还认为,2021年年中通胀的上升——当年整个夏季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率约为3.5%——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经济重新开放有关的暂时性因素驱动的,其中包括疫情期间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价格 (酒店和机票等) 下跌的逆转、供应链瓶颈以及消费者支出从服务业大幅转移后汽车、家电和其他耐用品价格的上涨。


随着病毒得到控制,供应面受到的冲击 (包括劳动力供应中断) 似乎有可能缓解,通胀预期 (通过对家庭和企业的调查以及与通胀挂钩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衡量) 也普遍保持温和,这些都支持了美联储的观点,即通胀飙升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疫情给供应面带来的冲击确实是通胀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冲击比FOMC预计的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加大了价格压力。


中期 (未来两到三年) 的通胀预期仍然没有上升多少,这表明公众对美联储抗通胀的决心有信心,但高通胀持续不降并已经蔓延到经济中的更多领域,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即实现“软着陆”。 

 

如果美联储推迟收紧政策主要是由于疫情造成的不寻常的环境,而不是由于FAIT框架本身,那么当美联储在2024年~2025年再次审议该框架时会发生什么?我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如果通胀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低通胀再次成为一个潜在问题,那么FAIT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目标水平”仍将是有用的;如果通胀没有回落到之前的水平,那么就永远无需这样做,或者只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样做。但不管出现哪种情况,这一条款本身没有问题,因此很可能会被保留,以备未来之需。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FOMC在确定经济什么时候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遇到了困难。 

 

如果美联储要修订FAIT框架,应该更明确地承认两点,一是承认预测充分就业很难,二是承认确认充分就业的目标已达到也很难。通过这样做,FOMC既能保持对强劲劳动力市场的承诺,又能在必要时给予自己更大的灵活性迅速应对通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 ,作者:本·S·伯南克,编辑:郭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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