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杀人、达达伤人、宝驾丢车......共享经济在中国为何没有一片净土？

共享经济在中国没有一片净土，这是我一直想写的一个话题，并非无稽之谈，最近在各大打着“共享”旗号做起来的O2O公司频发恶性犯罪，的确是该重视这一问题了。

昨天， 曝出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 ：5月2日晚，深圳一名24岁的女教师搭乘滴滴顺风车返回学校，在路上司机对女乘客进行抢劫，之后将其残忍杀害。

今天，又曝出 滴滴司机自慰骚扰女乘客 ：4月30日早上约10点半，海口4名高中女生在使用“滴滴出行”软件乘坐快车时，该名快车司机竟然在驾驶时自慰。事后，“滴滴出行”已对该名司机做出永久封禁的处理，并向乘客道歉。

此外，今日还曝出 达达众包外卖配送人员持刀威胁女顾客 ：一名23岁的女生通过网络订餐软件“派乐趣”订购了一份黄焖鸡米饭，却被第三方 （达达） 外卖送餐人员持刀威胁，幸好一番争执后并未发生生命事故，该名女生手臂被划伤，而涉案人员已经投案自首。更恶劣的是近日，南昌一名在 达达兼职的“摩的”司机，因为抢客发生争执，而用匕首刺死同行 。

加之，去年下半年炒得沸沸扬扬的 宝驾丢车案，惊现“罗生门” ：闫女士将“宝驾”诉至海淀法院，索赔租金、车辆等相关经济损失共28万余元；最终海淀法院判决“宝驾”赔偿闫女士6个月租车费用6.5万元，驳回其他诉求。而宝驾方面将责任推向了骗车贼。类似的事件在PP租车身上也有发生。

上述事件的发生，事关生命的话，平台放不敢逃避责任，在公关层面需要跳出来承担；但只是经济犯罪，平台方就会想尽办法进行推脱，宝驾就是典型的例子。

平台方就没有责任？平台做到了严格监管了吗？

并没有，必须对他们进行问责！所以出现丢车或伤人事件，警方介入调查后要么出现犯罪嫌疑人有作案前科或者精神疾病，要么是利用虚假注册信息在共享平台上蓄谋已久的作案。

不只是监管问题，这些共享平台的初衷明显发生了变化。最初，哪个共享平台不是打着发挥社会闲置资源的价值，“让出行变得更容易”、“让最后一公里变得更高效”等等，类似的。

动机很纯洁，动作很邪乎。 本来共享经济是提高闲置资源的价值，结果这些共享O2O平台为了跑市场、强份额，获得高估值，拿更多的融资，采取各种补贴，向上吸引更多类似司机、车主加入，增加供给侧；向下吸引用户，带来更高频次的消费。

结果我们看到的局面：共享打车平台给黑车洗白，宣扬在这的平台上能获得丰厚的收入，是一份自由的职业 ＃让人心之向往啊＃。所以不少人放弃原来的工作，在补贴的驱动下买车做起了专车。这拿到就是“闲置资源”？并不是对现有用车市场的补充，而是直接威胁到了原有的出租车司机的饭碗，好听点是对旧体系的改革。

1968年，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地的悲歌》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论文，彻底否定了“共享”，他在论文中提出“对所有人开放”牧场的假设：在这片牧场上的所有人，都会竭尽所能放养尽可能多的牛，以获取更多利润。然而，如果每个牧人都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自食恶果——牧场被牛揉拧，草场退化，而牧民之间的冲突也会随之升级。他们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短期竞争，必然导致志愿缩减。

据此， 哈丁教授得出的悲观结论：共享是释放社会贪婪与毁灭的祸根 。

这里，我们不是否认“共享”在中国没有价值，但缺乏净土的根源与如哈丁教授所言极为相似！

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共享平台会成为不法分子犯罪的温床了。轻微一些，不是犯罪，也受到国民素质的制约。从服务态度，对共享的资源爱惜层度都能体现。君不见互联网金融公司中，有成百上千起P2P跑路坑爹？

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中国所谓的“共享”无法代替专业的配套服务。神州专场自营就是看到这点，所以前段时间，滴滴投资人朱啸虎撰文： 《我为什么认为神州专车是典型的“伪共享经济”》 。但也就在他发文不到一周后， 滴滴高调推出“伙伴创业计划” ，符合条件的司机缴纳2万保证金后可领取一辆汽车参与到滴滴平台上进行运营。在2年期满后，可以选择要回保证金，也可以将车过户到自己名下。难道这不像一种变相直营？

某种意义上，滴滴承认了神州的直营方向。那神州直营模式就没有问题了吗？据我从神州司机专车司机方面得到的反馈，神州专场在地方管理上还是有不少漏洞，比如在当地选取的主管任人唯亲。

说到这，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否认共享经济在中国的价值，而是一再强调，共享经济在中国缺乏净土！

我很赞同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先生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对“共享经济”的重现认识： 共享模式可以为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更为实用的组织模型。在这种模型当中，商业的集中指挥与管控让步于分布式的横向扩展对等产生。与网络中获得可分享的商品或服务相比，在市场中进行产权交易重要性正在不断降低，在经济生活方面，与资本市场相比，社会资本的价值正在不断增加。

与之呼应的是，1986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卡萝尔·罗丝在一篇《共享的喜剧》反驳了哈丁教授给共享“判死刑”：她认为，商品或服务的“公共性”创造了财产的“可租借性”，而“共同参与”也是一种基本的财产权。

不过，二者对共享推崇的前提： 所有的共享设施（平台），都要建立明确的制裁和惩罚措施，以加强对约定的管理协议的遵 循。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缺乏共享经济根源的另一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共享经济是靠补贴拉动起来的，极其不健康。

这一点，早在去年我在虎嗅发表的 《O2O“生死劫”：烧钱补贴，刷单自嗨》 一文中已有提到：

烧钱补贴对于O2O公司而言就像嗑“春药”一样，一旦停下来，原来的业务增速放缓，用户流失就成了药后“副作用”。而烧钱补贴直接加剧了O2O公司的资金链紧张，特别是高频消费/低客单公司。

把烧钱补贴看做一种用户获取成本，与电商广告投放的产出方式不一样，他是直接将红利输向用户，而停补后的“用户留存率”成为衡量生死的重要指标。谁也不希望一轮烧钱之后，“满地鸡毛”。

所以，即便滴滴、达达、宝驾这类共享平台没有出现违法犯罪行为，也会被“羊毛党”薅得满地羊毛，何谈共享经济在中国有一片净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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