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江南

近代化的江南与荷兰比较

明清时期，与“东方全球主义”的江南并世而立的，还有两个“西方全球主义”的代表，那便是荷兰、英格兰。

其时海疆，列强纷至，犹如当年游牧民族的“疲宋”——葡、西之于明，如辽与西夏之疲北宋；荷、英两国，则如金、元之疲南宋。

然有不同者，牧族认同中华，而欲入主中原，海国不然，所持有二，能殖民，则为殖民地，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英国之于印度，不能殖民，就弱其国而病其族、夺其财而辱其文，英人之于中国，便是如此。荷兰之于明清，其势不如金，而英国之于晚清，虽未如元入主，但其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则不亚于元。

“西方全球主义”的代表，17、18世纪为荷兰，此前为葡、西，此后为英国。葡、西就不必说了，就从荷兰说起吧。

何以荷兰纵横四海，称霸全球，却未能撼动中国？李伯重的研究，给了一个回答，他在《相似与相异：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经济史比较研究》一文中，对“18—19世纪的江南与荷兰”，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对比，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比较的。

其一，空间范围 ，荷兰与江南大体相当，陆地面积都在3万—4万平方公里之间，尽管荷兰的人口大大少于江南。

但他没有明示“江南”的地理区划，那个“3万—4万平方公里”的“江南”，显然不是唐宋以来的长江以南，也不是明清时期的南直隶或江南省，它应该属于“江南”核心区域，但不包括其中的长江谷地，而仅限于三吴平原——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也就是今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与浙北地区，此为核心区的核心。

它经历了长江时代 （以南京为中心） 、太湖时代 （以苏州为中心） 、钱塘江时代 （以杭州为中心） 、运河时代 （以扬州为中心） 直至海通时代 （以上海为中心） 的历史变迁 ，终于开启了云帆济海的海通历程，从江湖走向江洋，从东洋走向西洋，在历史沿革中，走出一个越来越“海派”的地理空间—— “江南” 。

其二，地理位置 ，江南与荷兰，均处于欧亚两洲的中部沿海地区，位于欧亚两大河流——莱茵河、长江的出海口，拥有近代早期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上海。

其三，地理环境 ，两地地势低洼，河流纵横，富于舟楫之利，开运河，设码头，建桥梁，造就了内河运输系统。

其四，两地人口稠密 ，都经历了“勤勉革命”。

其五，两地都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其六，对于两地而言，19世纪初期，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17世纪的荷兰在生产率和技术上都领先于西方世界，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但是在19世纪已经落后于英国。

在欧洲历史上，1820年前后，是以荷兰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代”的分界线，江南亦然，16至18世纪，商业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到了19世纪也衰退了，因此，19世纪20年代对于荷兰和江南来说，都可视为一个经济变化的转折点。

其七，“工业革命”在成为“西欧道路”之前，只是一个特例，除了英国，其他各国均未发生，故可谓“英国经验”使之然，以之形成近代化模式，则可称之为“英国模式”。

“英国模式”得天独厚，因其天授，兼由人力，故难有可比性，其时，最宜于比较者，唯江南与荷兰，以此，李伯重等基于“历史国民账户核算系统”，对两地进行比较。

他在《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最早使用了“历史国民账户系统”，对“娄县地区”的GDP进行考察，其GDP分析对象，是家庭记录中一年收入的账本，而资产负债表，则是家庭所拥有所有财产的账本，以此为基础，他算出1820年代江南的GDP大致为1351万两银。

他用了账房先生的眼光来看两地经济，看出农业在两地GDP中所占份额均不及1/3，已以非农为主。从就业结构来看，在总就业人口中，农业占比，江南占27％，荷兰占43％，工业占比，江南占56％，荷兰占26％，服务业占比，江南占16％，荷兰占31％，可见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领先一步，其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3%，高于荷兰的29%，荷兰服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46%，高于江南的36%，荷兰的服务业占优。

两地城市化水平，则由人口分布可知，在李伯重提供的表格中，我们看到，江南的农村人口比例比荷兰低，城市人口的比例比荷兰高，若以19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两地城市化已达很高水平，而这种高水平，当然要以城市工商业发展为基础。

在国民收入的构成比较中，李伯重指出，江南人主要是工资收入，占比61％，而荷兰人的工资收入则为39％，但荷兰人的资本收入占比33％，比江南人的14％高得多，工资收入占比高，说明劳动力就业充分，而资本收入占比高，乃投资所得丰盈，有利于资本的突破性成长，尽管江南在综合实力上不遑多让，但其自发的商品化趋势，仍未脱《清明上河图》藩篱转向资本主义。

对于自发的商品经济，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前资本主义的，把它看作应当扶持任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另一种是后资本主义的，把它看作会自动生长难以割掉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前一后，孰是孰非，已无需论，关键的问题是，何以“资本主义萌芽”未形成资本主义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

“王权主义”和“天下主义”

我们且把“尾巴”问题放下，先来问一问：何以“萌芽”不“主义”化？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国家的立场了。

通常，“主义”的权力出自国家主权，由国家主持，故一切“主义”形成，非由自发，必得仰赖国家观念的加持，以国家意志推动，方能成其“主义”，当其时，欧洲各国，竞为“主义”的发动机，以“主义”取代信仰，而欲摆脱宗教政治，故经济方面，从重商主义到资本主义，政治方面，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所有这些“主义”，若归以一言，可统称为“国家主义”。

“主义”，作为国家权力意志表达的提词器，不但可以屏蔽宗教政治化，还能引导国家“主义”化，于是，我们从历史上就看到了社会形态“主义化”——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欧洲已如此，那么，中国又如何？

中国的国家“主义”不那么发达，若 就王朝中国而言，其治国以政策，而非以“主义” ，即便“独尊儒术”，也未闻有“儒家主义”一说，不但“儒道互补”，而且“阳儒阴法”，更何况“三教合一”，儒家仅为其中之一，这又如何能统摄其他二教呢？故此“三教”之上，必由一“主义”来统摄，而那“主义”，便理所当然的，兼有儒、道、释“三教”，且又高于“三教”，其于君主制可谓“专制主义”，于王朝中国则曰“王权主义”。

西方中心论者，特制了一顶“东方专制主义”的帽子，无一例外的，戴在了东方各国的头上，中世纪，同样是君主制国家，何以称东方为“专制主义”，而西方不是？就因为其君主制，还处于“君权神授”阶段，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方式，国家的权力，有一半在教会手里，而且国王的权力正当性还得教皇授予。

但凡君主制，就其本质而言，皆趋于专制，无论中西，都是如此。西方君主制，未能实现专制，现在看来，似乎有利于民主制进展，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却是因其国王皆由蛮族而来，为教会驯服所致，故其文明底气不足，岂敢妄言“专制”？

经由文艺复兴运动，教会已颓，君王当立，故其皆欲淡化神权鼻息，而沐浴人文宗旨，以此撼其信仰根基，致使政教分离，遂有马基雅维利出，作《君主论》，鼓吹“君主专制主义”，人性解放运动，同时也解放了王权，把王权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道主义的兴起，也推动了君主制的“专制主义”。

从马基雅维利到法王路易十四，百余年间，《君主论》从一个颇有争议性的文本，演变为君王手中权力运作的隐性指南，直到路易十四出现，发表“朕即国家”的宣言，“西方专制主义”就在全欧洲蔓延，同宗教改革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呼应，又从东方借来“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风”——“王权主义”。

中国的“王权主义”与《君主论》不同，《君主论》似《韩非子》，将道德与政治剥离，纯粹功利性地谈论政治，不问好坏，只管成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王权主义”则不然，要把政治放在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王道、王政、王制，在此前提下，来讲帝王学，再论王霸术，使得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化。

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如一纽带，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联系起来，使之互动，并且转化，如此结构，有如太极图式，图中，阴阳两核心，或为文化中国，或为王朝中国，以一道弧线贯穿其中，那便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

在文化中国里，“王权主义”转化了，转化为“天下主义”，从“家天下”转向“公天下”，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价值表达。

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在“王权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夹缝里成长，对此，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不一样。

王朝中国奉行权力支配经济的原则，闭关锁国，重农抑商，这显然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将其控制在政府财政需要的尺度内，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有节制、被约束地成长。

而文化中国，则因其自立于市场经济中，故对“资本主义萌芽”持开放立场，其“天下主义”，也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但文化中国的价值取向却不在此。

文化中国自有其原则，那就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末”者，工商社会也，其“本”者，耕读社会也。

文化中国将其国本，放在“耕读社会”的基础上，却忽略了对于工商社会的动力资源及其机制的开发利用，这就使得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动力明显不足，比之当时的荷兰，“资本主义”早已“萌芽”的江南，虽然在“早期工业化”方面优于荷兰，但其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项，远逊于荷兰，而投资收益比，可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时，荷兰为西方金融中心，故其利息、股息收入，在GDP中占有较高的比重，由于尝到了金融的甜头，逐利的资本，就从本国的制造业撤退了，让资金出海，去追求利益最大化。

正是这一追求，使其经济增长，超越葡、西，从重商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第一个“近代经济”。

较之葡、西，荷兰本以工业胜之，又于海外，以投资加殖民，双管齐下，而葡、西则仅有殖民，故其又以投资胜。

然而工业方面，却增长不足，发展有限，在海外，已不及江南，于欧洲本土，亦被英、法赶超，但其海外投资，却获利巨大，加以海外殖民，其掠夺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成为了利益最大化的一部分，使其国民收入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

而江南，主要是生产性收入，其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成为了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的一个东方巨浪，作为“东方全球主义”的一个工业化代表，高高耸立在“早期工业化”的潮头。

但在金融方面，动力明显不足，资金回流于“耕读社会”，维持着“耕读社会”的岁月静好，未能涌入“工商社会”，去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故其于外贸方面，亦行商不足，坐贾有余，不仅逊于荷兰，且不如晋商“走西口”和闽粤“下西洋”。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农业生产，江南与荷兰大体持平，工业生产率，江南低于荷兰，这是因为江南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劳动力主要为女性，其生产率低于男性，但她们却顶起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大半边天”，无愧为黄道婆的传人。

对过了国民收入的账，再来看一下人均GDP吧，那时，江南人口1200万，6倍于荷兰，而人均GDP，两地仅差了不到一半，荷兰人均1837美元，江南为24两银，值988美元，虽说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却与第一个“近代经济”的国家不相上下。

何以“萌芽”不“主义”

美丽的资本“萌芽”，未开出“主义”的“恶之花”，此其幸耶，抑或其不幸耶？其幸或不幸，皆为中国特色。

观其与“耕读社会”互润，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由此亦可见资本的温情，然其未止于此，更为文化中国与时俱进，提供了一个“中西会通”的资本滑轮，当其时，亦可谓幸也！

到了19世纪中叶，欧人东游，所见江南，已然十分富裕，1845年，法人耶德随法国使团来华，作为使团的丝业代表，他游历苏州后，叹为“世界最大的都市”。

在他看来，虽说“天有天堂，地有苏杭”，但苏州更加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诱人的东西应有尽有，不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而且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

他用了法国人特有的那种文化消费主义的口吻来谈论苏州，说苏州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

他认为，那里的一切东西，都是美术品，都那么可爱、可惊叹，那么优美、高雅，且那么难得，都值得他一惊一乍。

作为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苏州不但是美术与风尚之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总之，就一句话，他说，苏州是人世间的极乐土，他以自己所见证明，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

然其所见者，便是那个植根于“耕读社会”中，在文化中国的天下观里成长，令资本“萌芽”不“主义”的江南。

似他这般看来，“萌芽”之美，便历历在目了。

那未被异化的经济活力，被他以法式审美品位开显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技术革新与人本创造相结合的“萌芽”状态。翩然的思绪，仿佛从明清江南作坊，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工场，在时光斑驳的老照片里，散发出近代文明初曙的青春气息。

那时，工匠通过手工劳动，直接参与产品创造，故其成果之中，既带有传统化的历史温情，还带有自由化的人性温暖，与个人技艺紧密相连，形成“劳动—产品—价值”的统一性。

在市场自由的原始形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美妙的历史图景，那些自由化的个体劳动者，通过契约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劳动，在启蒙运动的思潮里工作，他们是劳动者，也是思想者，是工匠，也是艺术家，劳动即创造，工作须思考，以至于在进化论中，以“劳动创造人”取代上帝创世说。

即便劳动者被组织化于工厂中，以“人是机器”的观念为指导，从事制造，那也是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激励下，去开创历史的新局面，而非如其后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批判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恶之花”——自由人劳动异化。

“资本主义化”之恶，表现为系统性的异化机制，将劳动力彻底商品化，把“人的依赖关系”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使流水线工人完全成了“机器附庸”——人不成其为人。

而此前，那些刚从农奴制里解放出来，从神道设教中觉醒过来，尚未被资本异化的“自由人”，他们曾经拥有过“自由劳动”的可能性，其经济活动，原本“嵌入”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资本的生产组织及其运营机制以及国家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之“脱嵌”——将其从社会关系中提撕出来，剥离其经济活动的社会属性，使之“灵光”消陨，失去“自由工匠”的个体性。

十七、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文艺复兴，兴犹未尽，启蒙思潮便接踵而至，从人性解放到思想解放，再到理性至上，人类精神以纯粹理性的成长方式，长在了西方哲学的最高峰上，当其时也，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之共生，在启蒙运动中，分润了普世的理智花雨。

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拥有一切美德的威尼斯商人，如何差一点就惨遭资本主义的“恶之花”——犹太商人放高利贷的致命一击，虽然在戏剧中，威尼斯商人终于逢凶化吉，乃至转败为胜，但用文学甘露哺育的花朵，怎能开在历史必然性的熔岩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所能见者，就是资本主义的美丽“萌芽”终将成为“恶之花”。

然而，在江南，基于“耕读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却被文化中国的义利观——“重义轻利”限制了，王朝中国“重农抑商”，文化中国“重义轻利”，将资本主义限定于“萌芽”状态，然其一“轻”、一“抑”，使“萌芽”不能开花，憋屈呀！

随着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十七世纪，兴起了中国的启蒙运动，资本的“萌芽”，随着“致良知”的启发而萌动，心学各派中有个劳动者与思想者结合的社会团体，人称“泰州学派”。

这学派，有个响亮的口号，曰“百姓日用即道”，这个口号，在当时影响很大，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观念落地，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去处——到民间去，不走仕途，走江湖。

在这口号下，人不问出身，“满街都是圣人”。

学派成员中，来了很多平民，有盐丁王艮，有农民颜钧，还有陶瓦工出身的布道者——韩贞，他们既农又工，还经商，一起喊出了“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的心声。

在这个学派里，还出了很多名人，有官员罗汝芳，受了颜钧的影响，走出官场，上山下乡，去与乡民立“乡约”，有侠客何心隐，欲以“师友”代“君臣”，以宗族自治推动社会转型，还有狂人李贽，非纲常而立“童心”，不惜其一死，终与名教决裂。

这些思想者，还有他们的新思想的萌芽，一如当时资本化的“萌芽”，期待着开出“主义”之花，却终于未果。

他们的新思想，也从学派萌芽开始了“主义”转化，作为泰州学派一员，徐光启经由“中西会通”，将其科学思想的萌芽，通过西学一路来转化，转化出了《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但科学“主义”未能转化出来，因其非由国家赋能则不能也。一切“主义”，皆由国家赋能，资本如是，科学亦如是，王朝中国之于此，以容忍为极限，决不赋能，文化中国虽接纳之，但以耕读社会为基础，赋能有限，若欲扩大赋能，当以社会转型为先，即由耕读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这一转型的苗头，在浙东学派里出现了。

作为耕读社会一员，黄宗羲曾自述其“右手犁锄三四件，左手翰墨千百遍”，其于《明夷待访录》中，放言“天下为主君为客”，夫“天下”者，何也？文化也，“为主”者，人民也，从君主论到“君客论”，反映了文化中国的社会转型，故欲立“主义”，当先立社会，以社会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