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死不考公”的小镇青年
两年前,我结识千寻时,她刚拿到上海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她在安徽西部一个县城长大,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家境普通,别无依傍。
她的运气一向也不太好,面对大多数竞争,总是失败,崩溃,再试……比如考研,她就考了两次。
这张录取通知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块跳板——她要去上海读985高校,她要去互联网大厂“拿命换钱”,她要在二三十岁见识、体验一线城市的广阔和繁华,她要赶在35岁失业前攒下一笔钱,然后回老家,考公或找个其他工作,安稳度过余生。
同时,“正确”的按部就班之下,她有各种隐隐的不安,她担心令人窒息的996,她担心沦为大厂螺丝钉的未来,她担心在重复与庸常中消磨人生……
过去两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她来到上海,进入互联网大厂实习……
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又有另一股力量拉扯着她。
有时,她会怀疑自己的那些努力——“大厂实习offer,PTT排版技巧,收藏夹里的TED演讲,满目琳琅的简历,我们最终是为了什么?这条路要走到哪里,我才可以有喘息的余地” 。有时,心里有另一个声音提醒她, “人,是可以背离赛道的”。
她跨出了一小步。明年她研究生毕业,班里一半的同学正在备考公务员。考公始终不是她人生计划的主线,过去,那是一个功利化选项,“需要的话,我可以当它是个养老工作”。现在,她铁了心要放弃这条路,“肯定不会考公,我的性格不适合留在体制内,会很痛苦。”
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里,千寻扭转命运的关键,是找回自己的名字。现实世界里,生活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她搞不清楚,自己的人生从何处分野,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其中糅杂着纠结、摇摆、迷茫以及恐惧。
“做题”的创伤
放弃考公,与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当然有关系。
面对大大小小的竞争,千寻评价自己“总是笨拙迟钝”。“首先是失败,随着而来的就是崩溃”,考研是这样,考科目二是这样,找实习是这样,估计接下来的秋招也是这样。秋招不顺利,她猜测自己十有八九还会崩溃。
这两个月,她没再去找实习机会,因为暑期实习竞争过于激烈。“海归,海硕,国内名校生都在抢,我美其名曰放暑假,其实就是为了规避竞争”。
“我现在主动退出了很多竞争。”
千寻在微博上,记录过研究生复试前的某个夜晚——“跟研友连麦练习英语口语,我答得磕磕绊绊,一句完整的英语都很困难。练习结束后,我面色如常的挂掉了电话,然后坐在电脑前,突然捂着脸大哭,崩溃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夜晚,它可能和我人生里大部分崩溃的夜晚一样,纠结拧巴,一边哭着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一边又安慰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相比“失败”带来的结果,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失败”本身。
千寻就读的高中,与衡水中学的唯一区别,是学生的成绩没那么好。学校的作息、制度,对待学生的方式,与衡水高中并无二致。在一个高压、苛刻的环境里,没有谁能坦然接受挫败。她成绩不错,但不服管,因此吃过不少苦头。她曾经被一个男老师踹了一脚,这是整个高中记忆里最灰暗的一笔。
千寻不愿过多提及那段生活,我想我的个人经历,或许能够补齐她有意回避的部分。
我高中就读河南一个县城寄宿制中学。在河南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匮乏,考生人数惊人的高考大省,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很难避开“做题家”的命运。
吃饭的时间,上厕所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一一被掐表计算。我记得在一个下雪天,一名男老师凌晨5点半冲进男生宿舍,一一掀开了他们的被子,我们的早读时间是5点20分。中午12点放学,12点50分前学生必须赶回教室,最后几个踏进教室的同学,头发丝都能感触到班主任眼镜片后的威慑。
晚上9点半自习课结束后,校园依旧笼罩在紧张的秩序感中。操场后面,老师们拿着手电筒,搜寻灌木丛里早恋的学生。宿舍走廊里,值班老师守在楼梯口,追逐打闹的,洗漱慢条斯里的,熄灯后小声卧谈、又上洗手间的,都会成为班会上的反面素材。
如果你不幸便秘了,那很遗憾,你连充裕的如厕时间都没有。
父母和老师为你的人生划分成两条路,考上大学或者扫大街。“你这个分数,毕业了只能扫大街”,“你成绩下降了,是打算将来扫大街吗”……赛道残酷而狭窄,你打盹了,走神了,就滑入“扫大街”的行列,再无其他可能。
高压催生异化,读高三时,班里一个成绩优异的女生,某次测验成绩下降后,一怒之下将舍友的被子扔出门外,原因仅仅是舍友的测验成绩比她好。
我吃力又敷衍了事地应付着接踵而至的测验、考试,刻板功利的量尺,不知不觉间已渗透到体内。即便是无足轻重的选择,我也会在“喜不喜欢”和“有没有用”之间摇摆。我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虑,我常常做一个梦——我在一个曲折蜿蜒的球形建筑里找出口,耳边响着定时炸弹的报警声,我慌不择路,我焦灼绝望,我突然惊醒。
在千寻关于“做题”的记忆里,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段,是备考研究生的第二年。她用戏谑又略带夸张的表述,分享她拒绝考公的一个原因,“考研考出PTSD了,想到早8晚10时,睁开眼就是做题,网课、做题、掐表,我就头晕眼花,恶心想吐,浑身发抖”。
小镇女孩的困顿,也让她的备考之路更加孤绝。
千寻在老家准备第二次研究生考试。她敏感,明里暗里都能感觉到熟人社会流露的态度——“大学毕业了,也不上班,还窝在家里,靠着父母”。
她没有收入,问父母要钱又不太张得开口。这是从小到大的心理惯性,小学要零花钱,大学要生活费,父母都不是那么痛快。“碰上跟钱有关的事情,他们那种窘迫难堪的神色,让你每次要钱时,都是底气不足的”。
打印费真的很贵,她不舍得打印纸质资料,用的复习资料都是电子版。看久了眼睛被屏幕烧得灼热,再久一点是生生地疼。从家里去自习室,扫码共享单车她得犹豫一下,这车一定要骑吗。毕竟,骑车也要花钱。
“爸妈没说过什么,但在我这里,要是再没考上 (研究生)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精力、金钱,对不起所有人,要以死谢罪那种”。
考公,意味着再次经历“做题”的创伤,再回到那个窘迫处境。“ 考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你得做好三两年埋头做题,没有收入、没有生活,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的准备。 一想到这个,我就本能地拒绝”。
小镇青年,离开小镇
千寻身边的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已经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她为她们痛心,还在微博上讲了句很重的话,“这是个很脑残的决定”。
那些朋友跟她有着差不多的成长轨迹,相互间也能理解各自对大城市和老家的复杂情感。她们回老家的原因都差不多——“觉得上海留不下来”。千寻清楚,老家的“稳定”有代价,“那些大学毕业后,回到小县城的女性的困境,网上已经讲过很多了。”
无论是读书还是生活, 老家的环境对她而言,意味着封闭、匮乏和压抑。 “尤其在家里考研那一年,特别压抑”。
上了这么多年学,研一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阶段。研究生第一年,离就业还很远,学校把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传播学是她自己选的专业,涉及的都是她感兴趣的知识。上课时她经常在心里感叹,“哇,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东西吗”。一天她在学校里闲逛,校园很大,比本科那所学校大多了。她越走心里越欢喜,“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真正大学的样子吗”。
她喜欢上海这所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那是小学、中学,甚至本科阶段欠缺的东西。有一门舆论研究的课程,老师鼓励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自由讨论,大家在群里争论得热烈且无拘无束。新奇的、快乐的学习体验,她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获得的。
上海真正吸引千寻的地方,跟这所学校差不多,它们是老家与高中的反义词。
在上海,她像其他普普通通的实习生一样,租住上海郊区,要应付学业,为实习offer发愁,或者拿到offer,朝九晚五地去公司打卡。她的生活里没有安福路,也很少端着咖啡在街上闲逛。只有周末,她从郊区搭乘地铁,去到上海最繁华的地带。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上海很好玩,这里有我想看的演出和展览”,上海包容、多元,依然寄托着她从中学时代起,对大城市的渴望与幻想。
“留在这儿,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想结婚就不结婚,不想生孩子就不生孩子,我不觉得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
“我也没有想过要留下来,我还是觉得,20多岁,30多岁,在你最爱玩的年纪,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在大城市里享受一些东西,如果我没有别的人生目标,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上海。可能我三十多岁时,去东南亚那边买个房子,在那边生活”。
如果她在十七八岁时来到上海生活,未必能有现在这样轻松的心态。
十七八岁时,她离开老家去天津读书,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参差。班里一些本地同学,对钱几乎没有概念,“20块跟200块的购买力差距,他们搞不清楚, 你会发现那不是炫耀,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她跟同班一个女孩聊起希腊某个小岛。她在杂志上看过小岛的图片,一直很向往,对方轻描淡写地说,“我去过,很一般,没有传说的那么好”。
那是她最自卑的人生阶段。“你们说了什么,我没有get到,我就假装沉默,实际上我脑子在默默地记,回去以后再默默地查”。那个阶段,她容易对城市里长大的男孩子产生好感,那种神色松弛,审美良好,一看就是在充裕的物质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她想象自己是写字楼里走路带风的Office Lady,收入体面,工作氛围自由,生活里不缺少演出和展览……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她慢慢学着去平视这些天然的差距。
她在不断挖掘自己的力量,她在微博上,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困惑,她鼓励女孩们勇敢,“相信时间,相信自己,相信你会拥有更广阔的世界”。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生动、敏锐,且坦诚。账号积累了十几万粉丝,她有机会接到一些小广告,能够赚点零花钱。“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有了一些收入,自卑感会慢慢消除一些。”
“况且待久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过如此”,最近她刚刚办好护照,以前她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原来只要“带着身份证,交100块钱,回去等7天”。“你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
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offer也是如此。去年,千寻投递了很多互联网实习岗位,都被拒绝了,她崩溃过,“怎么就跨不进那道门”。后来,她找到了脱口秀公司的实习机会。有了这段经历,今年年初不费什么周折,她就拿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实习offer。 大城市有它的一套规则,小镇青年总要经历一个生涩到熟练的过程。
千寻对Office Lady依然向往。她在实习中遇到的两任带教,都是女性。她们才华出众,同时又很善良,教会她很多东西,“我感受到了善意,我也很想成为这样的人。”
4月份,父母来上海玩儿,千寻跟母亲说,“我现在实习的公司,就是你常用的那个APP”。母亲说“哦”,脸上写着“嗯……好像可以,不过也就那样”。“要是我跟她说,我在某机关上班,那她肯定会脱口而出,哇,那好厉害”。
“我妈觉得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公务员和非公务员。”千寻妈妈把所有的公司都称呼为单位,“上一辈人没有私企的概念”。
她在微博上调侃过父母,“我最受不了我爸妈对我人生安排的轻佻口吻就是,‘大不了回家考公’。这公务员是我想考就能考上的吗,咱家是部委的啊,你当安排人进大姨家饭店当传菜员。”
成长过程中,她能隐隐约约感觉到,母亲不是特别希望她读那么多书,“我妈觉得,女孩子读完大学,在家里找个工作挺好的”。千寻决定去上海读研,母亲一开始不太赞成,后来又被父亲说服了。父亲当年没能上大学,有遗憾,他希望女儿能多读书。
母亲十八九岁时,跟着亲戚来过上海。亲戚当时在上海打工,劝她也留下来找个工作,母亲没听进去,玩了一个月就回了老家。
母亲很聪明,第一天到上海,就摸透了坐地铁的方法。那几天陪着父母,千寻偶尔会想,如果母亲当时留在上海打工,没有回老家,没有跟父亲结婚,她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
千寻不想结婚生子,这个她跟母亲说起过。母亲没有表态,不过千寻能感觉到,母亲其实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很多想法。有次父亲催千寻找对象,母亲翻了他一个白眼说,“你讲这些干嘛”。
“如果父母真的爱你,他们是能理解你的”。
允许失败发生
前几个月,千寻听到两段退出赛道的经历。一个是医学毕业生A,退出了规培,告别了医生这条职业通道,“医学生非常辛苦的,退出了,之前付出的很多努力都白搭了”。千寻看到朋友转过来的截图里,A在朋友圈里只发了两行字,“退培了”,“从此不做医生了”。另一个是朋友的同事,去年刚入职的校招生B,B在单位拿过项目奖金和先进个人,最近突然提出辞职,告别了体制内工作。
“究竟是哪个瞬间决定不再做齿轮上的一环,可能只有自己懂。”
对互联网大厂,千寻还有一丝“残念”。今年上半年,她在某互联网大厂实习了三个月,前两周干的是“AI也能干”的客服工作,她当时很苦闷,专门跟心理咨询师倾诉了陷入无意义工作的绝望。剩下的时间,她参与了内容创意方向的工作,那是她期望的职业路径。
“这段实习,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当然,“蛮不错”也与她的实习生身份有关——不用996,随时抱着“干不动就跑路”的心态。
她观察过办公室里正职员工的状态。“确实很吓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两个月接受一次考核,那些聪明、有能力的员工,为了应付考核“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办公室里“愁云惨淡,非常压抑”。
她发现一些正职员工,日常工作也是高度重复,她比喻其为“擦瓶子,多数时候很难擦出什么东西”。“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对人本身也是一种伤害。我不知道将来我碰上,能不能忍,愿不愿意抗压。”
在大厂待了三个月,千寻亲历了两三轮小规模裁员,这个小组的业务,公司决定终止了,或者公司觉得收益不高,小组员工要么转岗,要么裁员。
她在微博上记录下其中一个细节,“陪两个mentor (带教) 去跟合作方开会,他俩在车上讨论哪个同事已经被裁了,哪个同事快要被裁了,像讨论今晚吃什么一样自然,我坐在后排无言地叹了口气。”
她觉得两年前“35岁失业”的规划过于乐观,“现在整个部门,年龄最大的是34岁,是部门大boss”。
她会在微博上吐槽互联网办公室文化:“这个事明明不好玩很无聊,但他们一定要说‘玩起来’ ”;总监朋友圈里8成内容是公司宣传,“是把自己卖给公司了吗”;OA程序漫长冗余,她忍不住感叹“我们公司这么臃肿的吗”;“在互联网当一周螺丝钉的感受就是,只有在下班地铁上掏出手机备忘录写段子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有意义的。”
千寻的实习经历中,职场仍然有充满创造力的部分,这是她还想尝试的动力。“我还是想在职场发挥能力和才华。我的带教老师都挺厉害的,有温和共情力强的,有脑子很活很多idea的,有很纯粹理想主义的,但都很善良……都有我非常向往的地方”。
她对互联网行业的KPI也抱有幻想,“如果是背业绩,我可能会非常压抑。如果是内容、数据的考核,我应该能接受?”
刚读研时,想到毕业就25岁,再工作四五年就30岁了,她就焦虑。现在她的看法变了,30岁,很多女性才慢慢挣脱开家庭、社会施加的种种束缚,生命渐渐舒展。 “很多人说35岁可以顺理成章地躺平。我现在觉得,30岁对女性来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她的两个带教,都是30岁出头的小姐姐,她欣赏她们的状态,“让我觉得30岁成为这样的人,也很不错。”
转眼,千寻又苦恼于社会层面的压力。一个来她们部门面试的互联网从业者,37岁了,能力很好,经验也很丰富。面试“意料当中没有通过”,毕竟部门最大的领导还不到35岁。她听说后无比唏嘘,“抬头看每个走来走去的年轻人,头上都有一个进度条,一旦走到35立刻从公司里消失。”
“我觉得30岁很好,可社会层面上,真的没有给30+的人很多选择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找实习时,面试官也会问她,“你本科毕业第一年干什么了?”那一年她在二战考研。她的室友,连续考了三年研究生,她推测,室友找实习时,在这个问题上被审视得更严苛。“我们还是学生,只是找一个实习工作,至于吗 ?”
千寻一直很羡慕女生R的生活状态。R在前四五年,保持着“工作一两年裸辞,出去旅行几个月,再回来找工作”的节奏。到了今年,R不敢这么干了,大环境实在太差了。“羡慕归羡慕,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的”。
千寻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开了个“远方来信”的栏目,“向女孩们征集她们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生故事”。其中一封来信来自女孩M,M大专毕业,母亲重男轻女,总要求她在经济上支持弟弟。M毕业后没上过一天班,一直在职场轨道之外谋生,做过陪诊师等各种各样的零工。后来M拿到了澳洲的打工度假签证。前段时间,千寻收到M的私信,M在澳洲生活得很不错,她有头脑,做事麻利,给房东、雇主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房东希望M能继续留下,正在帮她争取新的签证,M也很勇敢地跟原生家庭做了切割,“我想她应该也是真正到达了远方”。
跟她一起租住在上海的死党小王,最近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旅居。小王是她的高中同学,不太爱读书,但很有脑子,高中时就开始卖游戏代币,游戏产品赚钱。大专毕业后,小王一天班都没上过,靠着开网店谋生,她无论在哪儿都能营业,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有段时间,网店收益不太好,小王压力很大,千寻劝她去上个班,小王扭头回了一句,“打死都不上班”。
M、小王,给了千寻很多启发。她用做题和竞争,获得现在的生活状态,这个过程拧巴痛苦,留下很多无法磨灭的创伤。M和小王的选择让她看见, 做题之外,其实还有别的路,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
千寻去年在一家脱口秀公司实习。很多脱口秀从业者的选择,也给了她新的启发,“他们的教育背景和能力,是可以做很‘成功’职业的,但是他们放弃了,做脱口秀,赚得比以前少多了,他们也非常快乐”。
她很喜欢脱口秀公司的氛围,那是个理想主义很浓的地方,大家会深究“我做的东西有没有意义”。不过,在脱口秀公司实习,每月工资2000块,比不上互联网大厂的实习待遇。
离开脱口秀公司,选择互联网大厂实习offer的最直接原因,是她发现自己转正无望。即便有这么充足的理由,她还是感到失落,她跟一个朋友倾诉,“自己兜兜转转,还是放不下互联网的光环”。对方在晚风里淡淡地回应,“你只是想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又有什么错呢”。
“你有头脑,有创意,想过得体面一点,依然要付出身体、精神上的代价,这当然不公平,非常不公平,但是没办法。”
在脱口秀公司,千寻的带教Q是个很有才华的女生。Q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来脱口秀公司之前,Q在纪录片行业,参与制作过很厉害的片子。文化行业收入大都一般,在千寻看来,Q愿意沉浸于此,其中一个前提是,她是上海本地人。
家庭的支撑对一个人的选择,到底有多重要?最近的一次聊天,又推翻了千寻既往的观点。
前些日子,千寻跟朋友H碰了一面。H在东南亚做数字游民,平日在线上教留学生一些课程,工作、生活状态很惬意。H的学生,家境都很优越,所学的专业,未来通往的,也是体面光鲜的职业路径。她问H,这些学生会考虑做数字游民吗。H说不会,这些学生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的乖小孩,家庭的骄傲,成长之路高度正确。让他们放弃稳定的收入,做今天有得赚明天没得赚的自由职业,不行,他们没法放弃原来的东西。
跟H聊过之后,她发现,以往固执己见的观念,比如“我没办法偏离轨道,是因为我不够有钱”的想法被打破了。“那些家境优裕的乖小孩,他们也不会去偏离轨道。这到底跟钱有多大关系,我发现关系不大, 勇气才是先决条件 ”。
“各种外界的启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都是一点点,所有的东西都是慢慢地汇聚起来,我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这句话,在流行起来之前,千寻就听说过。最开始听到这话她很受鼓舞,到后来她质疑,“真的是这样吗?有钱人家的孩子,人生才是旷野,我们只能按部就班”。或者,“我们站在轨道上,望着远方的旷野”。
“我经历了好几个过程。给这句话加上各种不同的前提,不同的定语,我现在觉得,它对我是有吸引力的,虽然可能短时间内,我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或者说暂时没有勇气做出什么决定,但是我知道旷野的存在,我能看到那么一个方向,这就是对我的意义”。
在我们的对话准备结束时,千寻跟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发现,我现在对以后的事情,没有那么强的焦虑感了,延毕也可以,当然最好不要。秋招找不到工作也可以。甚至我再多读一年书,都可以。我不太害怕了,我现在觉得,一个事情的发生,可能导向很多个结果”。
“是不是对失败的包容度高了?”我问她。
“嗯,其实这些也不算是失败。”
“这些在你以前看来,算失败吗?”我问。
“那肯定。现在,就是允许失败发生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观廿 ,作者:黄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