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打击华为、阻碍博通收购高通的背后，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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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外，一栋冰冷的建筑中矗立着 40 个黑色运算机柜，其中除了冷却系统的冷却液之外再没有其他流动的东西。嗡嗡声中，1000 万个处理单元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运转着。这是神威太湖之光，它以每秒 9.3 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居全球超级计算机之冠。

普遍来说，超级计算机的建立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世界上大部分超级计算机，如太湖之光，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这些超级计算机是国家尊严的象征。

数十年来，人们公认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位于美国，或者至少使用的是美国制造的芯片。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

去年 11 月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其中有 202 个是属于中国的，占据榜单综合计算机能力的 35.4%；而美国的 143 台机器仅占 29.6%。诚然，许多中国计算机都是用了美国芯片，但是夺冠的太湖之光使用的完全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

虽然这份 Top500 超级计算机榜单不能完全地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实力代言，但它的确揭示了世界各国的雄心。因为想要在榜单上谋得一席之地，你需要拥有顶尖人才、足够的资金、以及想登上榜单的渴望，要成为榜单上的霸主就更不必多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太湖之光的成功能够在中国的其他科技领域被广泛复制。他谈到要让中国成为「网络强国」——在未来十几年时间内，中国将会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和即将到来的 5G 移动网络等领域位居世界领导地位。此外，中国在合成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也抱有很大的野心。

如果你曾与美国的商业领袖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在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感到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中国拥有超过 8 亿互联网用户，这意味着大量的数据，而数据是人工智能服务最重要的养料。

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担心，中国会因此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持平，而且将彻底颠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行业。

在这种背景下，3 月 12 日，特朗普政府出手阻止博通收购高通的 1420 亿美元交易实为出于恐惧。（博通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和美国加州的芯片制造商，正在全面迁向美国；高通是一家美国的无线技术公司）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这项禁令。他们担心由马来西亚企业家、投资人 Hock Tan 促成的此次博通与高通的合并，可能会导致中国公司成为 5G 网络的硬件供应商，并控制绝大部分的知识产权财产。

（开心时候的 Hock Tan）

5G 网络能够连接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商店里的无线传感器。有人担心，如果中国主宰了这个新兴的基础设施，那么它不仅有能力获得大量的数据，还有能力控制它，甚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将其武装起来当作武器。

美国对华为的打击也来自于这种担忧。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网络设备供应商，对 5G 野心勃勃。然而该公司却在美国被禁，美国担心它的产品能够为中国间谍传输数据。

不止网络设施，华为手机在美国也收到了强力打击。今年 1 月，美国最大的网络运营商 AT&T 在政界人士发出警告后结束了分销华为最新智能手机的交易。在 2 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国家安全局（NSA）和其他人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使用该公司制造的手机。

对博通的禁令很可能仅仅是美国政府对华反击战的第一枪。近日，一起有关中国强迫美国公司交出知识产权，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的调查即将公布调查结果。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中国的不良行为会导致美国公司的损失高达 1 万亿美元，特朗普将会利用这一结论对中国进口的产品进行打击，使用贸易法案第 301 条款征收约 600 亿美元的关税。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一个既成的事实，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与欧洲、日本或是美国并驾齐驱。

虽然中国也不是万事皆能，比如，没有人会跑到中国去进口喷气发动机或者是进行靶向癌症治疗，中国在进口半导体方面的花费比在进口原油方面的花费还要大得多。但是中国也能做很多事情，而且它的目标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并且可能会采用不公平的手段。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美国一直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威胁。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日本科技崛起影响，美国的威胁感日益增长，日本科技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现在当面对中国时，美国所承受的威胁就像曾经它面对的两股力量相加起来那样大。

美国公司和政界人士一直对中国抱怨颇深，他们不满中国充满限制的市场环境、中国公司的封闭态度、中国间谍、以及多年来用知识产权武装自己背后的野心。

目前，这种对抗力量正在加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似乎正在奋起直追，想要实现科技超越。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就是为了确保中国在未来的行业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在 2016 年推出的「国家信息化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对芯片行业的补贴高达 1500 亿美元。

如今，中国有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行业。珠江三角州制造的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早已远销国内外，不仅如此，那里还是大型本土公司的所在地，比如大疆——世界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

中国在线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曾一度被视为由于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保护而诞生的模仿者，已经证明了自己不落人后的创新能力。由于他们旗下广泛流行的移动支付系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现金交易已经或多或少地从中国的东部城市消失。这两个系统的月交易额高达 12 亿美元。

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成功足以让他们现在的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除此之外，市场分析者的全球在线巨头名单中还包括 Alphabet（Google 母公司）、亚马逊、苹果公司和 Facebook 等。

两家公司都已经扩展至海外领域：阿里巴巴拥有印度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PayTM 的部分股权；腾讯最近则投资了印度尼西亚快速发展的物流和初创公司 GO-JEK。紧随其后由百度、今日头条、京东等巨头构成的野心集团同样难以对付，更不用说那些渴望被关注的初创公司了——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来说，这是一个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巨大团体。

中国的人才力量同样不可小觑，受过良好培训、受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不断上升。去年世界经济论坛报道，中国有近 460 万科技、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数是工程师）。美国人口是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四个相应领域毕业生的数量却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

中国也有相当热心的民众，他们担心老旧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肮脏的发电厂和内燃机等。但目前他们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还没有过多担心，虽然这一天迟早会来。

包括欧亚集团智库 Ian Bremmer 在内的各路专家均提出警告，这种技术能力的抗衡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的出现，进而带来科技冷战，冷战双方将不计手段地想要主宰另一方。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就像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的冷战一样，只要双方理智尚存，这场科技冷战就不会发展成事关人类生死的战役。

但是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双方将在世界范围内拉拢同盟者，向其推销自己的产品、协议、规则以及软件标准，形成各自的科技生态系统。就像北约和华沙公约的状况一样，安卓与 iOS，两大主要的移动操作系统之间的争夺将变得更加强烈。

这种类比可能会使冲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仅仅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而发起的经济之争。实则不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科技所主宰，双方的技术为哪些人提供了哪些服务变得非常重要。

科技问题并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但科技生态系统却与意识形态相关，并且可以用来主导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开源软件支持者和非开源软件支持者之间的斗争中即可看出。在一个不民主的专制政权的控制下，一个技术体系正以未知的程度全球扩张，可能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除了技术实力外，还占据了有利的时机。5G 确实是很好的扩张载体，除此之外，AI 也正以惊人之势从科技行业向传统行业覆盖，量子计算看似已经到了可以应用的边缘。这些新兴的技术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有利的机遇，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被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支撑的时候。中国在科技领域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并不看重短期回报。

飞速运转

没有比半导体行业再真实的例子了。几十年来，微处理器市场一直由英特尔主导。这家公司或多或少地发明了摩尔定律（Gordon Moore 是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并且借此达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为服务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生产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处理器。

但是现在摩尔定律正在逐渐崩溃，为不同任务和更广泛的产品而设计的处理器正在纷纷进入垂直领域，使市场更加分散，英特尔和其标准已经不再适合。这对中国的芯片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华为最新的 Mate 10 手机附带由深圳海思设计的「神经处理单元」，这款手机已经停止在 AT&T 的渠道进行销售。比特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用于挖掘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计算机制造商，已经开发出与谷歌的人工智能芯片相似的芯片，并且该芯片有办法完成更多的事情。证券研究公司 Bernstein Research 估计比特大陆去年的利润在 30 亿美元到 40 亿美元之间，与美国最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大致持平。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中国，公司绝非绝对独立。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Samm Sacks（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智囊）的话来说，中国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强健的管理方式」将公司、客户和政府机关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在该体系中使用其他国家技术的激励因素被最小化。这和运营着美国大型技术平台的公司的目标很像，无论这些公司是运营系统、社交网络还是计算云。

对于如此严密的排兵布阵，唯一的突破办法就是限制准入。iOS 应用的开发者们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申请过程，且在开发过程中还要面对非常多的变数。例如当你在研发激动人心的新产品时，该公司可能会突然禁止 App 使用 emoji。

外国技术公司要想在中国出售他们的商品，至少得通过 6 种不同的安全审查，每种都可以成为延缓或阻滞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理由。如同美国对华为的担忧一样，此举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美国国家安全局过去曾在美国公司所销售的硬件中刻意制造漏洞。中国全国人大在去年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地方企业需要使用「本土的、可控的核心网络安全技术。」

优秀的平台管理者通常会不断完善系统组件，力图打造出更加卓越的产品。而在中国，积极响应政府的指示才是王道，这种趋势日益见诸于高科技行业。

在过去几年中，有超过 30 家科技公司成立了党委会。有传言称，该党计划在一些公司中持有 1% 的股份，其中包括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此举主要不是为了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而是为了宣传政府对企业的鼓励和爱护。

（在驾驶席上）

许多中国科技公司还帮助政府开发军事技术应用，这也被称为「军民融合」。大多数的美国硬件制造商也这么做，但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却在这方面参与不多。

现任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主席、时任 Alphabet 执行主席的 Eric Schmidt 在去年 11 月时说：「科技界对军工集团心存芥蒂，担心他们会使用其产品和技术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最近，谷歌正在帮助五角大楼的无人机项目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一些员工的不满。

接下来要谈的，是这堵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数据。从表面上看，中国在隐私法规方面的严谨性不亚于欧洲。但在实际情况中，隐私问题并不会被优先考虑。控制权才是第一位的。

去年生效的中国新网络安全法的第 37 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所收集或产生的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应存放在中国大陆。尽管相关细节尚未确定，但其对「重要数据」的定义似乎比较笼统。

大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开发者的福音。如果说中国是面部识别领域的引领者，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视觉计算技术公司（包括 SenseTime 商汤科技和 Face++ 旷视科技）可以访问中国政府的图像数据库，该库涵盖 7 亿名 16 周岁以上的公民。

每一家中国科技巨头都被委任负责一种关键类型的数字信息，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数据的捍卫者：阿里巴巴负责收集智慧城市所需的数据，百度负责自动驾驶汽车数据，腾讯负责医疗影像数据。

政府机构还利用这些数据开展警务工作。市场研究公司 IHS Markit 最近将在中国安装 1.76 亿台监控摄像机，而这些摄像机正越来越多地采用面部识别智能芯片。在新疆，每个街角都有摄像机来监测维吾尔族人民的活动。紧随其后将产生的就是「社会信用」系统，总有一天，它会把每个公民的所有数据整合成一个「分数」，用以判定公民是否应该享有出国旅行权。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的目的性更强，对成功的预期也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一个适用于中国体量的技术系统，比社交网络要复杂得多。中国网络法律的制定过程相对混乱，涉及诸多不同利益和官僚势力的相互牵制，执法过程更是如此。

官僚机构或许善于指挥企业做事，但他们并不一定善于指导企业用最好的方式来做事，因为他们没有给企业太多回旋的余地，或是一些服务于主观意识的思考空间。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全球战略与政策学院的 Peter Cowhey 认为，从长远看，由政府任命的数字基础设施机构很可能会成为创新阻力。另外，即使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对海外市场充满野心，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

总而言之，中国梦所塑造的技术系统与西方的完全不同。它结合得更加紧密、更为协调，并更多为政府主导。它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数据，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众多股东赋权。

中国显然希望将其系统推而广之。到目前为止，这主要是通过全球手机热潮实现的。深圳市传音科技公司 Transsion Holdings 旗下拥有众多手机品牌，并占据非洲手机市场 40% 的份额。非洲的大多数无线网络都是由华为和中兴所提供，因为它们比西方的产品更加便宜。

「倘若引领了 5G 市场，中国就可以将自身优势应用在更加有利可图、成熟且最具战略意义的市场中，助力这种新型网络成为一个『中国影响力的载体』。」欧亚集团的 Paul Triolo 说道。

不甚恼火

中国的云计算公司也在积极出海。阿里云计算业务负责人胡晓明最近表示，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欧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IT 领域）使他相信，阿里云或可「比肩或超越」亚马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效法中国的技术管理模型。例如，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要求外国公司「在越南境内存储越南用户的数据以及在使用越南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时所收集和/或产生的其它重要数据。」新加坡的新「网络安全法案」对数字服务供应商提出了类似于中国的规定，即使其执行过程没有某些草案所写的那样严格。

「中国的网络安全和网络管理方法创建了一个模型，可能会吸引到有类似问题的国家。」CNAS 智囊团（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成员 Elsa Kania 说道。

对美国来说，这位非盟即敌的新晋高科技竞争者（中国不像俄罗斯，后者只在军火贸易领域与其竞争）令人不快。中国已经不再信守公平法则了，其在这方面的主动尝试与推进并不足为奇。

「对于美国来说，阻止交易和提高关税的行为将是无效且适得其反的，新型国家数据捍卫者的半吊子概念也会过时。近期，一名美国国家安委会职员建议施行 5G 网络的完全国有化，此条信息暴露了白宫方面的思维缺陷，随即遭到了否决。」CSIS 的 William Carter 说道。

CNAS 的 Kania 认为，美国更应该做的，是发展一个更为广泛的政策，来增强其技术系统。它不应当效仿中国的封闭策略，虽然这似乎是特朗普先生的偏好，而是需要缔结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友，以推行一种开放标准。

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数字基础共享设施，比如像自动驾驶汽车那样的关键数据共享中心。美国还需要重新发现其技术成就的立足点：投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吸引高质量移民（必须承认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不太适合）。

雨云创投 AME Cloud Ventures 的 Nick Adams 注意到，许多硅谷人士认为，其技术遗产和开放文化将继续创造人才红利。许多聪明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工程学，然后留下来发继续展，然而很少有西方企业家和学者去中国学习或打拼。

北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场的 CEO 李开复说道：「虽然中国有 600 多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最为『深入的研究』仍然是在欧美地区进行的。」虽然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在线服务产生了海量的消费者数据，但在企业数据方面却较为乏力，这将不利于人工智能应用在企业服务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更重要的是，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尽管中国近年来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大数据并不是优化智能算法的唯一途径。许多西方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在运用计算机模拟与游戏的方法来减少对大数据的依赖。

事实上，有些人担心，相较于中国的竞争，美国自身的策略很可能会使其科技领域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国会正在考虑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新的权力来监管投资决策。如果是这样，那些瞄准中国投资或指望卖身中国公司的初创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一家美国法律公司 Steptoe 的 Alan Cohn 说到。像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些领域，都将受到特别审查，并且可能会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

硅谷有自满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技术热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对一家科技界的明日之星来说，这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自由开放的价值观确实值得重视，不仅因为中美对抗无需变成一场零和游戏，还因为开放性本身包容连接，而维持人与知识的流动性是确保西方技术系统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最好方式。这将有助于避免世界各国陷入站队纷争。

对一些国家来说，单极世界格局是一个噩梦。「没有一个国家将优先于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说，他曾任职谷歌和百度，目前在硅谷经营自己的创业公司 Landing.ai，「人工智能是新的电力，但还无人赢得电力竞赛。」

Thomas Edison 可能会不同意，其公司的电力标准输给了 George Westinghouse。创新总像是一场竞赛，而在未来的竞争中，一些美国公司将输给中国公司，后者有些会采取一些不公正的手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输。不公正行为必须得到预防，有时也要受到惩罚。美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应该采取措施保证其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但这些都是可与开放态度并存的，是开放性将技术带给了美国公民，以及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除此之外，开放文化真正能够帮助西方国家保持其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