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硅谷而言，它才是比特朗普更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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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纳斯达克科技股的暴跌可能早在一些人的预期之中——在主要选样自工业、交通和公用事业的道琼斯指数上涨 1.17%，选样自工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金融业的标普 500 指数上涨 0.2% 的情况下，纳斯达克指数却下跌了 0.81%——毕竟科技股牛市已经维持太久了，有调整需要，同时高知移民和全球化是硅谷的命脉，而市场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冲击这两大命脉。

但对科技公司而言，一个特朗普并不足惧，毕竟在美国真正当政的是资本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只要这两大核心支柱仍然有效，就没有理由对科技业的未来担忧。但真正的麻烦也许正是：它们的价值很可能已经遭受怀疑。

《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教授认为，正是 “做正确的事”（自由主义伦理）和“做精明的事”（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传统联合的解体，开启了“特朗普时刻”，他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政治变革的进程未能跟上科技的进步，不过，他认为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会提供部分解决方案。

比如，按照他的设想，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提供更好的预防肥胖的方案，以及帮助更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而在医药领域的新发展则会解除困扰人类的大部分疾病，甚至延缓衰老，但前提是，科技行业必须尽快意识到自己的发明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并开始更多从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

正是科技行业过于埋首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忽略了它的社会后果，比如外部资本的大规模注入与互联网在时空消解方面的力量，让财富和资源向少数互联网巨头集中、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而最终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才有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传统行业由于缺乏风险资本的青睐，同时过于受到传统估值模型的约束，让它们在新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

结果是，在新经济高歌猛进时，传统经济从业者大规模失业，恐怖主义借助互联网向全球蔓延，而科技业对此却近乎无动于衷，同时，信息的透明化让每个人都了解到了世界的更多真相、从而在比较中对自身处境产生了更多的幻灭感，正是这种幻灭感，让饱经世事或受命运挤压（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来自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但过去沉默的大多数突然爆发，给了特朗普强大的一推。

也就是说，目前问题的部分根源在于技术还不够发达，无法实现高生产率的“做正确的事”，从而跟上被自由膨胀的预期，但仅有技术进步并不必然解决问题，生产关系层面恐怕也必须进行重构。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可能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即其与传统经济在生产率的竞争上来到一个相对的均衡时期，它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取决于其生产率是否比传统经济占优，过去资本的外部大比例输血掩盖了这点。

同时，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等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监管压力，过去出于鼓励创新的需要，或者只是因为监管跟不上形势，这些企业在过去或多或少享受着超企业公民待遇，比如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正当竞争，而从“特朗普时刻”开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监管施压者行列，迫使这些企业接受社会整体价值贡献的天枰的考量，而不仅仅局面在技术或经济领域。

因此，尹生倾向于认为，从长期看，对那些市值达到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而言，都必须给予一个“特朗普时刻”折扣，以反映这些潜在的压力，相反，那些处于挑战者、创新者地位的公司，或者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佼佼者，可能会获得相应的“特朗普时刻”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