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冬天，真的来了

华为的冬天？

由网络技术升级换代断档期而导致的寒冬，又将开始在通信设备商行业蔓延，无论对于行业龙头的华为，还是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等，2017年都注定将是他们难熬的冬天。

钛媒体注：华为P10“闪存门”事件持续发酵，华为终端也为此两度发声进行回应，甚至连华为终端总裁余承东、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都直接或间接对此事进行危机公关。在整个手机厂商的激烈红海之战中，每个国有品牌厂商都战战兢兢，2017年的华为，看起来不再那么意气风发，今年的增长速度和盈利能力的比拼也许又会有新的洗牌。

不仅华为终端，华为真正的主营业务，通信供应商业务这块，虽然2016年的营收突破了700亿美元的收入大关，但是居高不下的品牌、渠道建设成本拉低了华为的营业利润，同比增幅则仅有3.8%，净利润只有371亿元。在整体销售收入高达52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2%的增长下，这种收入和利润增长的落差不得不令人反思。

华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也来自整个通信行业新一轮的调整期。

时间倒转，在华为2000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时候，任正非发表文章《华为的冬天》，大谈危机和失败，表示：

这些话现在听来依旧发人深省。面对危机，面对竞争，面对企业自身的冬天，同时也是整个行业的冬天，如何找到顺利过冬之法，这将是华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面对的首要挑战。

以下是钛媒体作者老解1972，对2017年通信行业面临寒冬现状的分析：

不仅作为全行业龙头的华为，对于包括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在内的四大通信厂商而言，2016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一年：

1月14日，已控制阿尔卡特-朗讯80%以上的股权的诺基亚宣布并购基本完成并正式开始联合运营；11月2日，诺基亚宣布正式完成收购阿尔卡特-朗讯100%的股权交易， 既2007年与西门子通信合并、2011年收购摩托罗拉无线之后又实现了对第三家电信业巨头公司的命运终结。

3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消息，决定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限制措施。4月5日，自2010年开始担任CEO的史立荣引咎辞去CEO职位，原CTO赵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长。2017年3月中兴宣布同意支付8.92亿美元的罚金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

7月25日，因为业绩不佳，执掌爱立信六年之久的卫翰思（Hans Vestberg）卸任公司总裁兼CEO和董事会成员职务。10月26日，爱立信公布聘请鲍毅康（Borje Ekholm）为公司新的总裁兼CEO。11月17日，华为主导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在3GPP会议的5G短码方案讨论中战胜了高通主推的LDPC和法国主推Turbo2.0，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国内舆论将其称为中国在全球通信领域话语权的上升。

发生在四大厂商身上的上述代表性事件反映出市场竞争加剧所引发通信设备行业的波澜起伏，特别是在诺基亚完成对阿尔卡特-朗讯的收购之后，通信设备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并直接导致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这四家通信厂商格局的变化。

因此，笔者对于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这四家通信厂商的2016年财报进行解读，目的就在于通过财报数据的分析来了解通信设备市场参与者实力的变化，发现通信设备行业竞争格局的变迁走向。

解读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四家通信厂商总部分处不同国家，财报数据所用货币单位也各不相同：华为和中兴采用人民币，爱立信采用瑞典克朗，诺基亚采用欧元，因此为便于横向比较本文将各家财务数据统一折算为美元来进行核算。

同时由于华为在其财报中已经按照2016年12月31日的年终记账汇率将其财务数据折算出美元金额，因此在折算其他三家的财务数据时也统一使用年终记账汇率来进行折算，以避免标准不一出现混乱。

华为的滞长隐忧

虽然华为一枝独秀以24%的年复合增长率提前在2016年突破了700亿美元的收入大关，但在形势大好的局面之下从其具体财报数据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隐忧：

1.增量不增收。

华为的整体销售收入在2016年同比增长了32%，但其营业利润的同比增幅则仅有3.8%。这一趋势从下图销售收入与营业利润三年间的同比变化可以看到清晰的展现，但2016年的差距之大还是出人意料。

华为在财报中对此解释为消费者业务的拖累，一是消费者业务增长较快拉低了整体销售毛利率，再有消费者业务的品牌和渠道建设投入导致销售管理费用大幅上升。

华为2016年的销售毛利率是40.3%，财报中并没有披露消费者业务单独的毛利率水平，但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财报沟通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终端的毛利没超过30%，To B（运营商业务和企业业务）毛利超过40%”。

此外考虑到华为和中兴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也可以参考中兴的财报数据：中兴2016年消费者业务的毛利率仅为13.5%，比自身的运营商业务和企业业务的毛利率水平分别低了24%和22%。

因此，华为的消费者业务的毛利率水平或许好于中兴，但与运营商业务和企业业务的盈利水平差距应该大体相当。

华为2016年的销售管理费用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6.6%，为四大通信厂家中占比最高，且比2015年的15.8%增长了0.8%，这多增长的0.8%转换成人民币就是241.6亿，可以对比的是中兴消费者业务的2016年全年业务收入才不过335亿，可见华为消费者业务在品牌营销上的手笔之大。

销售毛利率下降而销售费用大幅增加，消费者业务为华为整体业务的盈利水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整个集团增量不增收，或许这也正是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新年致辞中将2017年定位为“精细化运营变革年，一切要以利润为中心”的压力所在。

2.海外市场收入占比下降明显。

作为本土企业称雄国际市场的代表，华为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国际化战略一直受到推崇，其海外市场销售占比超过国内市场也是华为全球化运营成功的标志。

但从下图五年间华为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来看，海外市场销售占比一直处于连续下滑状态，特别是2016年的占比回落到55%，如果这一趋势没有扭转的话华为的海外销售收入将很快被国内反超。

海外销售收入占比下滑，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形势低迷、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而国内三大运营商4G投资正处于高峰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消费者业务在海外市场的发展还不能令人满意。

轮值CEO徐直军在财报沟通会上就直接表示：“中国市场占比提升主要来自于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在原来大的基数上快速增长，这两块业务尽管海外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基数小”。

与之对应的是，华为消费者业务在2016年7月发布2016年上半年业绩时明确表示“海外收入增速是中国的1.6倍”；但华为终端公司在今年1月份的公号上发文《一张图速览华为消费者业务2016年业绩预期》提到“50%智能手机发货来自海外”。

财报显示华为在2016年全年智能手机发货量达到1.39亿台，对照徐直军“基数小”的说法，难道是半数的海外发货却并未给消费者业务带来半数的海外收入？余承东面临的压力不小。

3.消费者业务增速开始下滑。

华为的整体销售收入在2016年同比增长了32%，这一增幅低于2015年的37%，体量更为庞大是一个原因，但其中最大的影响还是消费者业务增速下降明显：

从下表所示华为三大业务在三年间的业务收入同比增幅来看，2015年消费者业务收入同比增幅高达72%，对2015年整体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而2016年的收入同比增幅已下降到44%，对2016年整体业务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40%，低于运营商业务的贡献率。

展望2017年，全球范围内4G网络建设高峰已过而5G投资至少要等到2018年才开始启动，中国三大运营商已大幅降低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华为运营商业务将在明年迎来严峻的考验，因此华为能否保持整体业务收入持续增长的重担将责无旁贷的落到在集团收入占比已经接近35%的消费者业务身上。

然而，消费者业务在2017年“一切要以利润为中心”的定位和2016年增速下降明显的趋势则表明或许余承东真的难堪此大任，由此整体业务收入增长的势头是否会在2017年迎来一个拐点、其海外收入占比是否会低于五成将成为华为明年财报的最大悬念。

不过华为的冬天，不仅来自华为，而是整个通信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寒冬周期，胳膊拧不过大腿。

四大通信厂商2016年收入排名与格局变化

根据财报数据，四大通信厂商在2015~2016年的整体营收变化及排名情况如下图所示：

诺基亚2015年数据为诺基亚与阿尔卡特合并前的数据汇总

可以看出，在公司整体业务收入上，四大通信厂商在2016年的表现和排名相对2015年变化并不大：

领头羊华为以24%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拉开和后三家的收入差距，考虑汇率影响，在2016年华为是唯一一家实现营收增长的厂商，且其营收规模突破700亿美元并超过后三家之和，相当于诺基亚或爱立信的3倍和中兴的5倍之多。

通过并购阿尔卡特-朗讯实现两家公司合体之后的诺基亚超越爱立信排名第二，基本上实现了其通过并购做大体量以在营收规模上抗衡对手的目的，但两家体量相当的公司之间实行并购后能否做到1+1>2对于诺基亚的管理层而言还是充满挑战。

考虑汇率影响，爱立信是四家中收入降幅最大的，在外部市场变化和内部人事更迭的双重夹击之下，增长乏力始终是爱立信难以破解的困局。

排在队尾的中兴虽然在最近三四年间增长势头明显，但营业收入始终徘徊在150亿美元左右，已然说明其现有的业务架构不足以支撑公司收入出现规模性突破，除非也象诺基亚一样采取外向扩张的并购举措，否则在现有市场格局之下已经难以翻身。

整体业务收入对比在某种程度能够体现四大通信厂商的规模实力差距，但由于各家公司战略导向差异而导致其业务布局的不同，仅仅比较整体业务收入难以直接体现出各公司在相同市场、重合业务上的竞争实力对比，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细分比较。

从上表所示四大通信厂商的业务收入结构来看，爱立信的业务组成最为单一，几乎全部集中在运营商业务领域；

诺基亚虽然通过Nokia Technology涉足消费者市场并以收购来的IP及应用产品发力企业业务，但以运营商客户为主的网络业务仍在公司营收中占比超过90%以上；

华为和中兴则通过多元化战略同时在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进行扩张，特别是以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在近两年发展迅猛，但具体到收入结构上来看，其运营商业务仍在其整体业务收入中占有近6成的份额，因此这四大通信厂商之间竞争激烈的重合市场仍然主要集中运营商业务领域。

在细分的运营商业务领域，四大通信厂商的业务收入对比排名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在中国和亚太占据市场份额优势的华为受益于中国4G网络建设和印度、泰国基础网络建设投资增加，其2016年的收入总额获得进一步增长；

而爱立信和诺基亚则受累于美国和日本市场需求疲软导致收入下滑；

此消彼长之间华为在运营商业务领域一家独大的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收入份额由2015年的35%上升到了43%， 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另一半江山则由爱立信和诺基亚分而治之，由此剩给中兴的则只有9%左右的空隙和80多亿美元的体量，在一中两外的夹击之下更凸显出其格局之困。

诺基亚的并购代价

对于诺基亚而言，虽然其通过并购阿尔卡特-朗讯的强势扩张打破了通信设备行业的原有格局而跻身次席，但作为搅局者势必会引来竞争对手更为强力的反击，尤其在全球经济低迷、市场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

诺基亚2016年的财报业绩只能说是差强人意：2016年合并报表后的业务收入与2015年两家合并前的数字相比，按欧元计算下降了12%，并出现了11亿欧元的运营亏损。

11亿欧元的运营亏损正是资产并购的代价。从下图诺基亚并购阿尔卡特-朗讯前后财报业绩对比可以看到，并购完成后业务收入增长了89%，但毛利率和运营利润率都受到了损害，尤其是诺基亚在2015年取得的13.5%的经营利润率在四大通信厂商中原本是最高的，在并购完成后却转为了亏损。

诺基亚2015年数据为诺基亚与阿尔卡特-朗讯合并前的数据汇总

具体来看，影响经营利润的中间费用高企是最主要的原因。

从下图诺基亚并购前后中间费用对比情况表来看，诺基亚在2016年并购阿尔卡特-朗讯后的研发费用和销售管理费用相比与2015年两家的总和各有10%左右的上升。

由于诺基亚在2016年的收入比并购前两家的总和有12%的下降，因此研发费用在2016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高达21%，为四大通信厂商中最高；销售管理费用占比达到16%，四大通信厂商中仅次于华为。

由此可以看出，诺基亚在并购完成的第一年还没有实现协同效用，如何处理重合的产品线和冗余的人员仍是诺基亚必须要面对的整合之痛。

诺基亚2015年数据为诺基亚与阿尔卡特-朗讯合并前的数据汇总

11亿欧元的运营亏损的并购代价为诺基亚换来的是补齐了固网和IP产品的短板，变身为面向运营商市场的端到端的业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在产品组合上甩开了爱立信、在营收规模上甩开了中兴，并具备了与华为在运营商业务领域全面竞争的能力以及向企业业务市场进行拓展的实力。

2016年末诺基亚CEO Rajeev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优化业务，推动增长（Rebalancing for Growth）”战略，提出在具备优势的运营商领域持续深耕以确保其领导者的地位的同时，要大力拓展垂直行业市场，特别是能源、交通、公共安全以及超大型技术公司和网络巨头的行业客户。

2020年之前的运营商市场属于4G高峰已过而5G启动尚早的寒冬期，每一个通信厂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诺基亚而言，在此之前的2016年完成资产并购与合并运营是个好的时机，利用收购来的资产得以在更为宽泛的行业业务领域进行拓展也是正确的方向，但真正考验诺基亚CEO Rajeev的还是要在2017年将经营利润扭亏为盈。

在财报的2017年展望中，Rajeev将经营利润目标设定为8~10%之间，并再度重申了其到2018年消减12亿欧元成本的承诺目标，因此预计诺基亚将在2017年加快对重合产品线的整合，裁员大风暴或许又掀起。

爱立信的生死挑战

作为通信行业传统势力的代表，同是来自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爱立信在运营商网络业务领域的收入规模始终保持着对诺基亚的大幅度优势。

但随着诺基亚完成与阿尔卡特-朗讯的合并，爱立信在2016年的营收规模已被诺基亚所超越，但比规模优势丧失更令人担忧的是，爱立信2016年的经营利润率只有2.8%，已经跌到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

由下图爱立信销售收入与运营利润率的5年趋势变化来看，爱立信5年间的销售收入下滑了2%，营收规模不增反降而经营利润率跌至谷底，这也是爱立信董事会在当年7月份公布2季度业绩不佳的财报后将在位6年的CEO卫翰思解职的主要原因。

卫翰思遭解职后，原CFO Jan Frykhammar 临时代理CEO一职，直至2017年1月中旬鲍毅康（Borje Ekholm）正式接任CEO。

虽然CEO换帅最终能否帮助爱立信走出困境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换帅之举在短期内造成的内部混乱却已经开始显现。

在卫翰思遭解职之前，他以“加速转型以驱动增长和盈利”为战略出发点对公司内部的业务架构做出了重组，将原来的三块业务单元网络业务、全球服务和支撑方案分拆重组为网络业务、IT与云和媒体三部分，其中新增加的媒体业务板块主要面向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运营商。

这一架构重组宣布自2016年7月1日生效，但7月25日卫翰思就被解职。而新任CEO鲍毅康上台后很快就在2017年的3月份宣布实施以利润提升为目标的专注业务战略（Focused Business Strategy）并再次对公司的业务架构做出变动，将公司的业务组合集中在三大领域，即网络、数字服务和管理服务，而媒体业务则被降格为两个独立的业务单元（Business Unit）并称将寻求战略机会，其实就是准备将其一卖了之。

业务架构的频繁调整所反映的是爱立信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失。

市场整体规模受制于运营商总体投资支出水平是包括爱立信在内的整个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最大的发展瓶颈，在2020年5G网络大规模投资启动前市场需求的疲软对严重依赖运营商业务市场的爱立信而言是生死之间的挑战。

面对这一挑战，卫翰思的思路是稳固传统的无线业务，在网络云化上实现技术引领同时向ICT和广播电视等新市场领域进行拓展；但鲍毅康上台后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恢复盈利，因此他的专注战略其实就是进一步收缩，砍掉需要投入培育的媒体业务，又将盈利能力最差的管理服务业务单列出来并明确提出通过解决低水平运营和低毛利合同而全力实现业绩反转的目标。

这进一步说明，爱立信董事会留给鲍毅康的时间或许并不是很长，所以鲍毅康只能对现有业务架构实施止血手术，并大刀阔斧地将面向客户的10个市场区域管理层整编为5个，其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善盈利水平。

鲍毅康代表的是爱立信最大股东瓦伦堡家族的利益，这透露出瓦伦堡家族追求短期效应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吸引潜在金主出手而把爱立信卖出个好价钱。

这个潜在金主最大的可能就是与爱立信进行战略合作的思科。对于思科而言，2020年5G网络投资大规模启动前的任何一年都是相对合适的出手机会，但从2017年开始每往后拖一年，通信设备市场的竞争环境就会更严峻一些，爱立信的处境就会更艰难一些，思科出手的机会就会更有利一些。

因此，面对爱立信生与死的挑战，其CEO鲍毅康看上去更像是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与思科何时出手的耐心进行奋勇拼搏。

中兴的困顿之局

中兴在2016年的整体销售收入达到146亿美元，但仍不足领头羊华为的2成；在运营商业务领域，即使与增长乏力的诺基亚和爱立信相比也只有对方的4成不到；因此，在彼此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兴的营收规模已经远远落后与对手，成为四大通信厂商中的掉队者。

在营收规模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同时，中兴2016年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也同比下降了9%，在整体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只有42%。

把观察范围拉长，从下表中兴海外市场收入从2010年到2016年间的变化情况来看，海外市场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占比一路下滑，已经从当年的过半数滑落到4成左右，而其总体规模也始终徘徊在400亿人民币上下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按照中兴在2016年财报中所称“本集团坚持人口大国和全球主流运营商战略，并在部分区域取得新的突破，逐步重塑市场格局“的说法，中兴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的收缩态势明显，按人民币计算，2016年中兴在非洲市场销售同比下降了17.6%，欧美及大洋洲市场下降了11.5%，除中国外的亚洲市场下降了1.7。

中兴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的收缩，与其海外业务盈利能力差有一定的联系。

如下表中兴在不同区域市场的毛利率水平所见，在发达的欧美及大洋洲市场和竞争激烈的亚洲（不含中国）市场，中兴的毛利率均远低于其国内毛利率水平，这与中兴一贯以低价冲击发达市场的策略有关，但同样也反映出出其在海外市场竞争实力弱和盈利能力差的特点。

中兴2016年在非洲和欧美及大洋洲市场收入超过10%的下滑是否与其年初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制度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有关，中兴在其财报中并未提及，但该事件对于中兴的当年业绩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1.利润亏损。

因为承认公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并在调查过程中有干扰调查的行为，中兴最终与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达成和解接受了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由此中兴在2016年的财报中一次性计提了61.83亿人民币的营业外支出，导致公司出现14亿人民币的亏损，而归属到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23.6亿元，在2016年不再进行利润分红。在此事件中，中兴公司管理层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最终由普通股股东买单，由此对公司形象和股东利益造成的伤害不可低估。

2.变卖股权。

为了筹资支付美国政府8.9亿美元的罚款，中兴分别在2016年6月和11月对其持有的讯联智付、天津智联和中兴物联的80%以上的股权进行了变卖。这三块股权业务涉及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属于具有高成长性的热门行业，但为了支付罚款而被匆匆变卖，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远期收益同样造成的伤害亦不容忽视。

3.高管更迭。

2016年4月5日，自2010年开始担任CEO的史立荣因美国政府出口管制事件引咎辞去CEO职位，公司原CTO赵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长并全力处置与美国商务部的谈判。

2017年3月14日，在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之后，赵先明辞去董事长职务而留任总裁，公司执行董事殷一民出任公司新一届董事长。

4月5日，负责消费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曾学忠从中兴离职。短短一年时间，董事长三次更迭，对中兴对外形象和对内管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此外，巨额罚款造成的业绩亏损也使得中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满足业绩条件而作废，这势必对中兴以股权激励来稳定管理层和核心人才的目的形成打击。

因此，虽然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所造成的业绩亏损在中兴2016年的年报中仅靠一条“营业外支出”的记录就被一笔勾销掉，但这一事件对于中兴在2017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运营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还仍待观察，特别是根据和解条件，美国司法部为中兴设了三年的观察期，三年期间中兴要随时接受美国司法部批准任命的独立合规监督员的监察；而美国商务部则还有一笔暂缓支付的3亿美元罚款和为期七年的拒绝令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兴头上要一悬七年。

结语：

根据GSMA的统计，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CAPEX）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接近2000亿美元，并从2016年开始掉头向下，直接降低了6%，GSMA预计这一下滑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5G网络投资逐步启动。

具体到中国市场，根据三大运营商的财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2017年资本开支预期为1760亿元，同比下降6%；中国电信资本开支预期为890亿元，同比下降8.1%；中国联通资本开支预计为450亿元，同比下降37.6%。

这也就意味着，2017年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将减少462.1亿元，同比降幅高达13%，这对于所有通信设备厂商的2017年业绩，尤其是高度依赖国内市场的中兴和华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因此，由网络技术升级换代断档期而导致的寒冬又将开始在通信设备商行业蔓延，对于华为、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这四大通信厂商而言，2017年注定将是一个难熬的冬天。

根据财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各家可供支配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折算成美元分别是：华为177亿，诺基亚80亿，中兴43亿，爱立信则只有41亿。

这是在冬天要拿来买棉袄的救命钱，比较起来爱立信是家底最不殷实的一个，如果新任CEO鲍毅康使不出扭转乾坤的大招，或许思科何时出手买下爱立信就将成为通信行业在2017年最大的看点？ （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