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独家】刘岩自述创业经历：我一直没有离开视频行业
黑马说：六间房被宋城演艺以26亿元收购后，创始人刘岩的关注度陡然提升。在当下的时点，面对26亿元的巨资，这位创始人究竟作何感想？
2014年，刘岩曾对《创业家》独家披露其创业经历与心路历程。如今，我们把当时的刘岩口述整理如下。其实，刘岩的经历非常丰富，早年曾供职于美国一流投行，亲手参与了亚信、新浪等知名项目，腾讯的早期投资人戴维给他做过助手。他还曾与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合作过四年，后来因为对于视频的梦想，创立了视频公司六间房。
在经营六间房的9年里，刘岩的创业之路也不平坦，当视频演变成烧钱的游戏时，他也未曾放弃自己的理想。当公司濒临倒闭时，他选择了坚持。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他究竟是怎样做出的选择，都可以在他的自述中一窥端倪。
口述/刘岩 六间房创始人
整理/崔婧 本刊记者
编辑/王冀
在过去的18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今天的事业是有关的。早年间，我做视频网站，现在叫社交视频，实际上是秀场的模式。它们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内在线索的。
做投行的那两年
我刚毕业的时候去了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RobertsonStephens)。我的中国老板叫冯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他做助手。我们当时做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叫亚信，这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第二个项目叫新浪。它们的第一波融资就是我们来做的投行；它们上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承销商，那个时候是1996年。
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包括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的所谓VIE架构都是我们在1996年、1997年做的。我们当时一直在不停地开会，讨论出了VIE架构。
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那时别人很尊重我。网通总裁田溯宁见我都非常尊重，王志东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这个）22岁的小孩出门都是坐头等舱、去哪儿都是住大酒店，工资是同学的10倍。
这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不是好事。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你背后的机构。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一点，大概做了两年之后，我意识到这东西对人是一种麻醉。当然，在那两年里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参与了很多项目，最典型的就是亚信和新浪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引发了我在后来的16年里一直待在视频行业里面。
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1996年我们开始做亚信的项目。大概1998年我们做完亚信的第一笔融资。亚信当时是做电子工业部下面电信宽带骨干网169、163的系统集成。也就是说，56K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就做宽带的生意了。
我做亚信项目时了解到，当年在56K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中国的光纤其实已经铺到楼边了，包括所有的酒店、家属楼、宿舍楼等。按道理，应该是56K升级到SDN，再到今天的光纤。美国没有这样，欧洲也没有这样，为什么中国会这样？
因为中国互联网起步晚，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上来建的骨干网全是光纤。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宽带光纤已经到楼边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回想来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上面无限跑视频、跑音频。
另一个项目是新浪。新浪当时做互联网内容的提供商，王志东如日中天。做这两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和CEO整天混在一起。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我和田溯宁在办公室一起办公，他们所有的财务模型都是我做的，他们所有的合同我都看，虽然我们是外部顾问，但是做得非常深。今天的投行已经不这样了，当然他们也不穿西装了。
我意识到光纤到楼边后，互联网内容将成为未来巨大的行当。当时我们几个人，包括田总、丁健（亚信科技董事长）、刘亚东（亚信科技首席运营官）在小范围讨论：当互联网从窄带变成宽带，这到底是一场延续还是革命？假设窄带到宽带是一场延续，意味着王志东的新浪在宽带时代依然还是最大的玩家；假设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些窄带App在宽带时代就会被淘汰。
我当时相信这是一场革命，但是像王志东等老派的人不相信会出现像优酷这样的公司。那时，我们举过一个相关行业的例子：当老马路变成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汽车工厂了，但是他们觉得自行车工厂同样可以造汽车、造飞机。
我和他们意见不同，所以我就出来自己创业了。
第一次创业做视频
我去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市工商局还让我解释什么叫宽带，我给他们解释了半天。公司注册完以后，我找了一个搭档，就是四通利方的刘菊芬。她当时是公司CTO，也是董事。当然，她也是新浪的创始人之一。
那一代的互联网公司里，新浪其实比搜狐、网易更早。新浪以前叫四通利方，是怎么成立的呢？王志东从另外一家公司离开的时候，刘菊芬还认识另外一个人叫严援朝，CCDos就是严援朝做出来的，他是做“中文”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在2000年以前，中关村所有IT企业全部和“中文”有关，比如联想、四通、大恒、巨人。四通90%的产值都是中文打字机；联想当时就是一款联想汉卡的产品；巨人集团史玉柱做巨人汉卡，国家主席、总理都接见，还有大恒等等。所以，刘菊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把严援朝、王志东叫过来一起开了一家公司。那时候电脑都是486，王志东每天下班抱着主机回家。这就有了四通利方，之后产生了新浪网。
新浪这个故事中间也有一个插曲。当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开始给新浪引进投资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美国人也不关心中国人在干什么。
我的老板冯波在2000年被《福布斯》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位人物之一，而且排在英特尔的老总前面。冯波当时做的其实都是特小的项目，那时候全世界也没有人关注中国，他为什么会排在“影响全球100位人物”里面？因为美国有一些金融IT先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一定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什么人能把这个市场打开呢？他们认为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以及冯波把风险投资带到了中国，就像传道士一样，打开了一扇门。
同时，我们因为接触美国投资人，也把美国的互联网思想带到了四通利方，因此王志东他们才知道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当中国其他IT创业者都不知道互联网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志东已经有了大量报告放在桌子上，甚至能见到比尔·盖茨、杨致远这样的人。他打开了这扇门，后来才有了新浪网。
当然，好故事不一定是挣钱的故事。我们当时给新浪引进了第一批风险投资人。纯从投资的角度讲，他们没人知道四通利方会成为后来的新浪。要从真正的投资价值来讲，这些投资人的判断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从结果上来讲，他们又是最聪明的一帮人，因为后来新浪变成大公司，他们拿着这么多股票，都挣钱了。
所以，IT也好、互联网也好，成功里面有太复杂的因素了。新浪、搜狐、网易，它们当时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产品因素，非常微妙，确实说不太清楚。
再回过头来讲，我在新浪和亚信的基础上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宽带就是跑音视频，所以我去做了视频。
1999年，我签下了中国所有的电影版权，一共3000部进口片、3000部国产片。那时候所有的电影版权都在我手里，而电视剧还不火。
我做视频和古永锵、李善友都不一样。我做第一家创业公司基于的想法是：宽带是延续还是革命、宽带时代会不会来临、什么时间来临、来临之后的商业机会是什么？当时我把所有的版权都已经签到了，但是那个时间做这个事还是太早了。我觉得我年轻，可以等，实际上“等”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三年以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太消耗了。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做内容，还要去做接入。刚才说了光纤到楼当然是好消息，但是最后一公里太难了，你等中国电信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等不到，所以最后我急了，就和刘菊芬说我们自己做。我们发现，光纤入户用以太网的方式（就是局域网），只要做到1.44兆的入户带宽就能跑宽带了，如果用局域网交换机的话，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
后来出现了小区宽带的说法，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去做的。我们发现，1.44兆入户带宽的话，平均到每一家的成本是220块人民币，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你家里可以跑宽带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这样的方案。
这个方案要实施就得有人运营，我们既做内容，还得布网，这是特别可怕的。但是，难，我也要做，因为我年轻嘛，不怕。刘菊芬带我到深圳去见长城电脑的王之。王之说“好，我做了”，当时我们就谈定做这件事。
但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王之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我答应你了，但是我真是很抱歉，做不了这个事，我们内部有体制、有流程，反对呼声太大”。他们一听到这个项目以后，内部人也想做这个事。王之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方案给我们，我们有这个资源。”后来，由此产生另外一家公司叫长城宽带，长城宽带就是这样产生的。
和王志东做点击科技
再后来，等SDN等不来的时候就很难了。那个时候，公司是什么状况呢？我拿工资，公司就亏损，我不拿工资，它还能活。我说算了，我出去吧。这段时间，正好王志东从新浪出来，就拉我做点击科技，我就跟他合作了四年。
王志东从新浪出来以后非要做企业市场，他要做中小企业的企业软件。从我到董事会，我们都知道他更适合做消费品市场，因为他有品牌号召力。当时，马化腾都曾带着团队到北京来跟他学习。我们一直拉他进消费品市场，但是老王一直不愿意进来。拉了四年，后来我离开了，因为我还是对视频有使命感，所以离开之后我还是做视频。
说到腾讯，大家都知道腾讯最大的持股人是一家南非公司（MIH），投腾讯的是一个美国人戴维。当时大家都不看好腾讯，觉得这帮人团队不好，产品也不好。戴维在美国读博士，他到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来实习，给冯波和我当助手。戴维负责在中国的投资，他就投了腾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投资，但是它是一个事实结果。
就像今天我们看Facebook一样，我觉得Facebook不是一个伟大的产品，但Facebook是一个伟大的公司，是一个伟大的结果，只是后来的人把它神化了。这个世界上真正成功的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往往没做之前就能看到太多的问题，所以就不做了。但是特别没智商的人也不会成功，适中的人最合适。
这个戴维投了腾讯，今天当然了不得。前两年我去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他的副总裁给我介绍，说我的助手是戴维的助手。戴维在硅谷扎根，不停地联络所有企业，其中一个就是YouTube。在我和王志东工作的这四年，戴维每回来中国都跟我聊视频。大概到了2004年、2005年，YouTube刚刚成立，只有几个人的时候，他也去看了YouTube，所以这也给了我们启发。
成立六间房
2006年，我们开始做六间房，那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当时有两个制胜因素，一个是产品，另一个是内容。论产品，我们是最好的；论内容，今天谁买下《甄嬛传》，谁买下《来自星星的你》，谁就是市场里最大的。但是2006年，你看《一个馒头的血案》（2006年因为手握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作者胡歌等草根作者，六间房曾一度是中国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快超过了所有人，我们的流量、用户数都是最大的。
那时候，我们都是五分钟的短片，一个视频不能超过10兆，便于分享。YouTube是怎么产生的？几个创始人赚了一些钱出去玩，拍了一些视频想传到一个网站上，后来一查没有这样的网站，所以就做了YouTube。YouTube就是为分享而产生的，所以叫“视频分享”。
我们早期的产品不是为了放电视剧而做的，它全是短片。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功能叫连续播放，用户在全屏状态的时候，播放一个每集45分钟的电视剧可以无缝连接。你们今天觉得天经地义，其实不是，优酷的视频文件还是小段小段拼的，为什么？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子。
我们做了这个小功能之后，给它起名字叫“专辑”。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听不懂，一部电视剧怎么能叫专辑呢？但年轻人都觉得可接受，所以我就妥协了。一个月以后，所有视频公司都出来了“专辑”，这已经成了视频网站播电影、电视剧的词汇了。我们打开了这扇门，随之而来的是颠覆了整个行业，把我们自己也颠覆了。
当电影、电视剧上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用户增多了，但当播放量上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滴血，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买带宽要400万美金。你买了服务器还能留下来，400万美金买带宽的话，用完了就没了，没有任何痕迹。
2006年，我记得特清楚，我和古永锵、李善友聊天的时候，古永锵说“咱们三个谁将来拿到1000万美金，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后来电视剧上来的时候，就发现1000万美金兜不住了，结果古永锵又说“咱们谁拿到一亿美金，谁就是老大”。
过了几年，我们仨到安徽去开会，恰好土豆网宣布融资6500万美金。老古说人家后面有多少还不知道呢。李善友就说这个压力太大了，怎么办？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问古永锵说，你不说融一亿美金就是老大吗？你怎么办？古永锵当时脸黑黑地说“有什么办法，找钱去”。当时我们就不开会了，他俩都回家找钱去了。
但是，我们不要背后埋汰创业者，摆烟摊的大妈都值得我们尊重，她应付的事不比你少，古永锵也是一样的。这行业风水轮流转，2006年我们赚，2007年土豆扎了3000万人民币去播电视剧，它就不卡，用户就往它那跑。后来这些都没用了，大家看得是谁的带宽好。土豆扎那么多带宽播电影，它的流量上来了，然后它就去拿了更多的投资，让别人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然后一路领先下去，把这个优势持续延续下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逻辑。
2007年土豆第一了。2008年，优酷又第一了。优酷是怎么变成第一的呢？古永锵年纪比我们大一点，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他经历的商业训练比我们更成熟。我其实不太敢想十亿美金这场仗怎么打？首先我真的不敢打，其次我觉得这个太反动，有悖于创业的理想，我觉得应该靠聪明、产品、甚至是技术。
但是，古永锵在2007年的时候，在桌子上低着头说找钱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深处对市场格局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他相信这是一场钱的竞争。我和李善友是本土创业者，古永锵是香港人，拿加拿大护照，后来做搜狐的COO。他是一个好的商人，所以他接受这就是一个钱的竞争，他内心已经非常现实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没有跟古永锵直接交流，但我认为他是这样想的。
古永锵是一个商人，他要先把盛钱的盘子变了。六间房的董事会里都是早期投资人，这种董事会装一亿美金到头了。当时优酷也是这样的，所以古永锵回去做的就是改组董事会。在很早期的时候，他把对冲基金带了回来，他说中国将来颠覆CCTV的就是互联网视频，CCTV今天300亿的收入，将来我有多少收入？对于对冲基金那帮投资者来讲，他们不相信这个，他们相信的是钱。
香港人有一句话叫“拿鱼翅当粉丝吃”，我就拿鱼翅卖粉丝的价钱，其实今天小米就是这个套路，我就是这么便宜，我砸死你。所以，这帮对冲基金开始一个个跟进。
后来，当视频这个行业融资规模从1000万美金变成一亿美金，再变成十亿美金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苦哈哈的，优酷的董事会都很欢乐，炒得越高，别人就死，市场都是我的。商业竞争实际上很残酷，这背后非常可怕，不是一个纯理性的竞争。到2008年这段时间，视频行业还只是在起跑线上，整个行业用户数没有现在这么大，也几乎没有什么收入，那时候就是这样竞争。
所以，我后来讲，我们是跑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当我们站在起跑线的时候，前面全是百米选手，你是照着马拉松跑还是照着百米跑？你在跑的时候，看台上所有人都说你落后了，那滋味很难受。你跟着跑吗？你跟着跑也挺傻的，你要跑42公里，前100米你的劲儿都使完了。当你创业的时候，你发现你前面是一群疯子，要么你也变疯子，要么你就接受失败。
熬过2008年
我们2008年裁员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第二天就被大公司要过去了，因为这帮人打过仗，他们跟一般人打仗真的是不一样了。我在2008年也是这样，我最高峰的时候花400万美金什么都回不来，而且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实际上我内心是非常恐慌的。这是现实，你不可能改变的。
有时候，我夜里一下子坐起来，一身汗，跟家里也不能说。到了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来了。我觉得对两个企业来讲是个好事，一个企业是优酷，就是稳固了这个市场，因为大家既然是资本竞争，这时候谁的资本储备多，谁的优势就能持续下去，所以从2007年到今天，优酷依然是最大的，这是金融危机固化下来的结果。
第二个受益的就是六间房这样的公司，包括我本人。融资都是一件屈辱的事，所有投资人都是在用挑剔的眼光，恶毒的语言，哪怕他不说出来，他内心都是在怀疑你的。我以前做投行出身，特别鄙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非常不舒服，但是你也没办法。现在我们不缺钱，也不缺什么，我凭什么要这样？一定要用你的工作结果改变这个事实。
2008年的确对我们打击非常大。六间房那时候从250人裁到60人，剩下的人70%的工资，医疗保险都没有了。我们拿了30万块钱出来，说谁家里老人生病了或者生孩子的时候拿这个钱去应付一下。剩下的人坐在屋子里就在想怎么生存，账上还欠了好多钱。我现在的CFO听说我裁员，就跑过来说你还欠着我钱呢，我说给了你，那帮人怎么办，我账上的钱还不足以赔给你，但是你让我活着，所有人都有机会。
那时候大家也急了眼。我觉得我这人还算坚强，我也赌，冯波都说你把钱卷走到海南用半年做出一个好东西出来。我还真没跑，谁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好。我那时候病得很厉害，因为压力太大了，身体不行，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你让我活着，大家都有机会，你不让我活，大家都拿不到钱。六间房秀场就是在那时候产生的。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从我开始，我们的团队不再出来秀了。这些年我们完全变了，我也不穿西装了，我们变得很踏实，公司变得非常务实。我们现在年收入已经好几亿人民币了（指2014年），现金流非常好。我们在看待商业模式时也很现实，比如说像六间房秀场，你们也许看过我们的网站，它长这个模样，我是不能接受的，页面里面可能有一百种颜色，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但是你服务的用户的审美习惯就是这样的。
做秀场的过程中，有两点对我触动非常大。第一个就是如何选择的智慧，选择过程中更底层的就是你是否深爱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我们明白了，内容是让我们与用户建立关系的媒介，最终核心的是关系，而关系才是未来的价值。
2014年，刘岩曾对《创业家》独家披露其创业经历与心路历程。如今，我们把当时的刘岩口述整理如下。其实，刘岩的经历非常丰富，早年曾供职于美国一流投行，亲手参与了亚信、新浪等知名项目，腾讯的早期投资人戴维给他做过助手。他还曾与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合作过四年，后来因为对于视频的梦想，创立了视频公司六间房。
在经营六间房的9年里，刘岩的创业之路也不平坦，当视频演变成烧钱的游戏时，他也未曾放弃自己的理想。当公司濒临倒闭时，他选择了坚持。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他究竟是怎样做出的选择，都可以在他的自述中一窥端倪。
口述/刘岩 六间房创始人
整理/崔婧 本刊记者
编辑/王冀
在过去的18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今天的事业是有关的。早年间，我做视频网站，现在叫社交视频，实际上是秀场的模式。它们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内在线索的。
做投行的那两年
我刚毕业的时候去了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RobertsonStephens)。我的中国老板叫冯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他做助手。我们当时做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叫亚信，这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第二个项目叫新浪。它们的第一波融资就是我们来做的投行；它们上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承销商，那个时候是1996年。
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包括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的所谓VIE架构都是我们在1996年、1997年做的。我们当时一直在不停地开会，讨论出了VIE架构。
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那时别人很尊重我。网通总裁田溯宁见我都非常尊重，王志东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这个）22岁的小孩出门都是坐头等舱、去哪儿都是住大酒店，工资是同学的10倍。
这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不是好事。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你背后的机构。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一点，大概做了两年之后，我意识到这东西对人是一种麻醉。当然，在那两年里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参与了很多项目，最典型的就是亚信和新浪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引发了我在后来的16年里一直待在视频行业里面。
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1996年我们开始做亚信的项目。大概1998年我们做完亚信的第一笔融资。亚信当时是做电子工业部下面电信宽带骨干网169、163的系统集成。也就是说，56K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就做宽带的生意了。
我做亚信项目时了解到，当年在56K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中国的光纤其实已经铺到楼边了，包括所有的酒店、家属楼、宿舍楼等。按道理，应该是56K升级到SDN，再到今天的光纤。美国没有这样，欧洲也没有这样，为什么中国会这样？
因为中国互联网起步晚，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上来建的骨干网全是光纤。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宽带光纤已经到楼边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回想来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上面无限跑视频、跑音频。
另一个项目是新浪。新浪当时做互联网内容的提供商，王志东如日中天。做这两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和CEO整天混在一起。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我和田溯宁在办公室一起办公，他们所有的财务模型都是我做的，他们所有的合同我都看，虽然我们是外部顾问，但是做得非常深。今天的投行已经不这样了，当然他们也不穿西装了。
我意识到光纤到楼边后，互联网内容将成为未来巨大的行当。当时我们几个人，包括田总、丁健（亚信科技董事长）、刘亚东（亚信科技首席运营官）在小范围讨论：当互联网从窄带变成宽带，这到底是一场延续还是革命？假设窄带到宽带是一场延续，意味着王志东的新浪在宽带时代依然还是最大的玩家；假设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些窄带App在宽带时代就会被淘汰。
我当时相信这是一场革命，但是像王志东等老派的人不相信会出现像优酷这样的公司。那时，我们举过一个相关行业的例子：当老马路变成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汽车工厂了，但是他们觉得自行车工厂同样可以造汽车、造飞机。
我和他们意见不同，所以我就出来自己创业了。
第一次创业做视频
我去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市工商局还让我解释什么叫宽带，我给他们解释了半天。公司注册完以后，我找了一个搭档，就是四通利方的刘菊芬。她当时是公司CTO，也是董事。当然，她也是新浪的创始人之一。
那一代的互联网公司里，新浪其实比搜狐、网易更早。新浪以前叫四通利方，是怎么成立的呢？王志东从另外一家公司离开的时候，刘菊芬还认识另外一个人叫严援朝，CCDos就是严援朝做出来的，他是做“中文”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在2000年以前，中关村所有IT企业全部和“中文”有关，比如联想、四通、大恒、巨人。四通90%的产值都是中文打字机；联想当时就是一款联想汉卡的产品；巨人集团史玉柱做巨人汉卡，国家主席、总理都接见，还有大恒等等。所以，刘菊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把严援朝、王志东叫过来一起开了一家公司。那时候电脑都是486，王志东每天下班抱着主机回家。这就有了四通利方，之后产生了新浪网。
新浪这个故事中间也有一个插曲。当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开始给新浪引进投资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美国人也不关心中国人在干什么。
我的老板冯波在2000年被《福布斯》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位人物之一，而且排在英特尔的老总前面。冯波当时做的其实都是特小的项目，那时候全世界也没有人关注中国，他为什么会排在“影响全球100位人物”里面？因为美国有一些金融IT先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一定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什么人能把这个市场打开呢？他们认为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以及冯波把风险投资带到了中国，就像传道士一样，打开了一扇门。
同时，我们因为接触美国投资人，也把美国的互联网思想带到了四通利方，因此王志东他们才知道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当中国其他IT创业者都不知道互联网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志东已经有了大量报告放在桌子上，甚至能见到比尔·盖茨、杨致远这样的人。他打开了这扇门，后来才有了新浪网。
当然，好故事不一定是挣钱的故事。我们当时给新浪引进了第一批风险投资人。纯从投资的角度讲，他们没人知道四通利方会成为后来的新浪。要从真正的投资价值来讲，这些投资人的判断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从结果上来讲，他们又是最聪明的一帮人，因为后来新浪变成大公司，他们拿着这么多股票，都挣钱了。
所以，IT也好、互联网也好，成功里面有太复杂的因素了。新浪、搜狐、网易，它们当时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产品因素，非常微妙，确实说不太清楚。
再回过头来讲，我在新浪和亚信的基础上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宽带就是跑音视频，所以我去做了视频。
1999年，我签下了中国所有的电影版权，一共3000部进口片、3000部国产片。那时候所有的电影版权都在我手里，而电视剧还不火。
我做视频和古永锵、李善友都不一样。我做第一家创业公司基于的想法是：宽带是延续还是革命、宽带时代会不会来临、什么时间来临、来临之后的商业机会是什么？当时我把所有的版权都已经签到了，但是那个时间做这个事还是太早了。我觉得我年轻，可以等，实际上“等”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三年以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太消耗了。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做内容，还要去做接入。刚才说了光纤到楼当然是好消息，但是最后一公里太难了，你等中国电信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等不到，所以最后我急了，就和刘菊芬说我们自己做。我们发现，光纤入户用以太网的方式（就是局域网），只要做到1.44兆的入户带宽就能跑宽带了，如果用局域网交换机的话，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
后来出现了小区宽带的说法，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去做的。我们发现，1.44兆入户带宽的话，平均到每一家的成本是220块人民币，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你家里可以跑宽带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这样的方案。
这个方案要实施就得有人运营，我们既做内容，还得布网，这是特别可怕的。但是，难，我也要做，因为我年轻嘛，不怕。刘菊芬带我到深圳去见长城电脑的王之。王之说“好，我做了”，当时我们就谈定做这件事。
但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王之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我答应你了，但是我真是很抱歉，做不了这个事，我们内部有体制、有流程，反对呼声太大”。他们一听到这个项目以后，内部人也想做这个事。王之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方案给我们，我们有这个资源。”后来，由此产生另外一家公司叫长城宽带，长城宽带就是这样产生的。
和王志东做点击科技
再后来，等SDN等不来的时候就很难了。那个时候，公司是什么状况呢？我拿工资，公司就亏损，我不拿工资，它还能活。我说算了，我出去吧。这段时间，正好王志东从新浪出来，就拉我做点击科技，我就跟他合作了四年。
王志东从新浪出来以后非要做企业市场，他要做中小企业的企业软件。从我到董事会，我们都知道他更适合做消费品市场，因为他有品牌号召力。当时，马化腾都曾带着团队到北京来跟他学习。我们一直拉他进消费品市场，但是老王一直不愿意进来。拉了四年，后来我离开了，因为我还是对视频有使命感，所以离开之后我还是做视频。
说到腾讯，大家都知道腾讯最大的持股人是一家南非公司（MIH），投腾讯的是一个美国人戴维。当时大家都不看好腾讯，觉得这帮人团队不好，产品也不好。戴维在美国读博士，他到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来实习，给冯波和我当助手。戴维负责在中国的投资，他就投了腾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投资，但是它是一个事实结果。
就像今天我们看Facebook一样，我觉得Facebook不是一个伟大的产品，但Facebook是一个伟大的公司，是一个伟大的结果，只是后来的人把它神化了。这个世界上真正成功的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往往没做之前就能看到太多的问题，所以就不做了。但是特别没智商的人也不会成功，适中的人最合适。
这个戴维投了腾讯，今天当然了不得。前两年我去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他的副总裁给我介绍，说我的助手是戴维的助手。戴维在硅谷扎根，不停地联络所有企业，其中一个就是YouTube。在我和王志东工作的这四年，戴维每回来中国都跟我聊视频。大概到了2004年、2005年，YouTube刚刚成立，只有几个人的时候，他也去看了YouTube，所以这也给了我们启发。
成立六间房
2006年，我们开始做六间房，那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当时有两个制胜因素，一个是产品，另一个是内容。论产品，我们是最好的；论内容，今天谁买下《甄嬛传》，谁买下《来自星星的你》，谁就是市场里最大的。但是2006年，你看《一个馒头的血案》（2006年因为手握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作者胡歌等草根作者，六间房曾一度是中国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快超过了所有人，我们的流量、用户数都是最大的。
那时候，我们都是五分钟的短片，一个视频不能超过10兆，便于分享。YouTube是怎么产生的？几个创始人赚了一些钱出去玩，拍了一些视频想传到一个网站上，后来一查没有这样的网站，所以就做了YouTube。YouTube就是为分享而产生的，所以叫“视频分享”。
我们早期的产品不是为了放电视剧而做的，它全是短片。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功能叫连续播放，用户在全屏状态的时候，播放一个每集45分钟的电视剧可以无缝连接。你们今天觉得天经地义，其实不是，优酷的视频文件还是小段小段拼的，为什么？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子。
我们做了这个小功能之后，给它起名字叫“专辑”。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听不懂，一部电视剧怎么能叫专辑呢？但年轻人都觉得可接受，所以我就妥协了。一个月以后，所有视频公司都出来了“专辑”，这已经成了视频网站播电影、电视剧的词汇了。我们打开了这扇门，随之而来的是颠覆了整个行业，把我们自己也颠覆了。
当电影、电视剧上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用户增多了，但当播放量上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滴血，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买带宽要400万美金。你买了服务器还能留下来，400万美金买带宽的话，用完了就没了，没有任何痕迹。
2006年，我记得特清楚，我和古永锵、李善友聊天的时候，古永锵说“咱们三个谁将来拿到1000万美金，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后来电视剧上来的时候，就发现1000万美金兜不住了，结果古永锵又说“咱们谁拿到一亿美金，谁就是老大”。
过了几年，我们仨到安徽去开会，恰好土豆网宣布融资6500万美金。老古说人家后面有多少还不知道呢。李善友就说这个压力太大了，怎么办？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问古永锵说，你不说融一亿美金就是老大吗？你怎么办？古永锵当时脸黑黑地说“有什么办法，找钱去”。当时我们就不开会了，他俩都回家找钱去了。
但是，我们不要背后埋汰创业者，摆烟摊的大妈都值得我们尊重，她应付的事不比你少，古永锵也是一样的。这行业风水轮流转，2006年我们赚，2007年土豆扎了3000万人民币去播电视剧，它就不卡，用户就往它那跑。后来这些都没用了，大家看得是谁的带宽好。土豆扎那么多带宽播电影，它的流量上来了，然后它就去拿了更多的投资，让别人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然后一路领先下去，把这个优势持续延续下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逻辑。
2007年土豆第一了。2008年，优酷又第一了。优酷是怎么变成第一的呢？古永锵年纪比我们大一点，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他经历的商业训练比我们更成熟。我其实不太敢想十亿美金这场仗怎么打？首先我真的不敢打，其次我觉得这个太反动，有悖于创业的理想，我觉得应该靠聪明、产品、甚至是技术。
但是，古永锵在2007年的时候，在桌子上低着头说找钱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深处对市场格局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他相信这是一场钱的竞争。我和李善友是本土创业者，古永锵是香港人，拿加拿大护照，后来做搜狐的COO。他是一个好的商人，所以他接受这就是一个钱的竞争，他内心已经非常现实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没有跟古永锵直接交流，但我认为他是这样想的。
古永锵是一个商人，他要先把盛钱的盘子变了。六间房的董事会里都是早期投资人，这种董事会装一亿美金到头了。当时优酷也是这样的，所以古永锵回去做的就是改组董事会。在很早期的时候，他把对冲基金带了回来，他说中国将来颠覆CCTV的就是互联网视频，CCTV今天300亿的收入，将来我有多少收入？对于对冲基金那帮投资者来讲，他们不相信这个，他们相信的是钱。
香港人有一句话叫“拿鱼翅当粉丝吃”，我就拿鱼翅卖粉丝的价钱，其实今天小米就是这个套路，我就是这么便宜，我砸死你。所以，这帮对冲基金开始一个个跟进。
后来，当视频这个行业融资规模从1000万美金变成一亿美金，再变成十亿美金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苦哈哈的，优酷的董事会都很欢乐，炒得越高，别人就死，市场都是我的。商业竞争实际上很残酷，这背后非常可怕，不是一个纯理性的竞争。到2008年这段时间，视频行业还只是在起跑线上，整个行业用户数没有现在这么大，也几乎没有什么收入，那时候就是这样竞争。
所以，我后来讲，我们是跑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当我们站在起跑线的时候，前面全是百米选手，你是照着马拉松跑还是照着百米跑？你在跑的时候，看台上所有人都说你落后了，那滋味很难受。你跟着跑吗？你跟着跑也挺傻的，你要跑42公里，前100米你的劲儿都使完了。当你创业的时候，你发现你前面是一群疯子，要么你也变疯子，要么你就接受失败。
熬过2008年
我们2008年裁员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第二天就被大公司要过去了，因为这帮人打过仗，他们跟一般人打仗真的是不一样了。我在2008年也是这样，我最高峰的时候花400万美金什么都回不来，而且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实际上我内心是非常恐慌的。这是现实，你不可能改变的。
有时候，我夜里一下子坐起来，一身汗，跟家里也不能说。到了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来了。我觉得对两个企业来讲是个好事，一个企业是优酷，就是稳固了这个市场，因为大家既然是资本竞争，这时候谁的资本储备多，谁的优势就能持续下去，所以从2007年到今天，优酷依然是最大的，这是金融危机固化下来的结果。
第二个受益的就是六间房这样的公司，包括我本人。融资都是一件屈辱的事，所有投资人都是在用挑剔的眼光，恶毒的语言，哪怕他不说出来，他内心都是在怀疑你的。我以前做投行出身，特别鄙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非常不舒服，但是你也没办法。现在我们不缺钱，也不缺什么，我凭什么要这样？一定要用你的工作结果改变这个事实。
2008年的确对我们打击非常大。六间房那时候从250人裁到60人，剩下的人70%的工资，医疗保险都没有了。我们拿了30万块钱出来，说谁家里老人生病了或者生孩子的时候拿这个钱去应付一下。剩下的人坐在屋子里就在想怎么生存，账上还欠了好多钱。我现在的CFO听说我裁员，就跑过来说你还欠着我钱呢，我说给了你，那帮人怎么办，我账上的钱还不足以赔给你，但是你让我活着，所有人都有机会。
那时候大家也急了眼。我觉得我这人还算坚强，我也赌，冯波都说你把钱卷走到海南用半年做出一个好东西出来。我还真没跑，谁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好。我那时候病得很厉害，因为压力太大了，身体不行，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你让我活着，大家都有机会，你不让我活，大家都拿不到钱。六间房秀场就是在那时候产生的。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从我开始，我们的团队不再出来秀了。这些年我们完全变了，我也不穿西装了，我们变得很踏实，公司变得非常务实。我们现在年收入已经好几亿人民币了（指2014年），现金流非常好。我们在看待商业模式时也很现实，比如说像六间房秀场，你们也许看过我们的网站，它长这个模样，我是不能接受的，页面里面可能有一百种颜色，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但是你服务的用户的审美习惯就是这样的。
做秀场的过程中，有两点对我触动非常大。第一个就是如何选择的智慧，选择过程中更底层的就是你是否深爱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我们明白了，内容是让我们与用户建立关系的媒介，最终核心的是关系，而关系才是未来的价值。
本文为i黑马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