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声音》到《爸爸去哪儿》，电视新产业催生港台艺人内地淘金热

i黑马注：越来越多的港台艺人正在被蓬勃发展的内地电视产业所吸引，纷纷来到海峡这岸开始“北漂”生活。

全中国最著名的四把转椅突然空出了一个位置。

节目开播前半个月，在已经签完合同、参加完发布会之后，罗大佑突然宣布退出《中国好声音》。变故令外界揣测纷纷，官方说明是因为档期冲突，不得不舍弃;更多人猜想是因为导师内部不和。无论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对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来的这把转椅，等的还是一位来自港台的音乐人。

7月18日，《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开播，成名于1980年代的台湾歌手齐秦出现在转椅上，成为这档综艺节目的四位导师之一。这是《中国好声音》播出三季以来的潜规则——导师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两位是港台艺人。齐秦之前，活跃在节目里的是庾澄庆、张惠妹。

《中国好声音》只是个缩影，邀请港台艺人担任导师或嘉宾，已经成为内地许多综艺节目的标配。

香港音乐人、《我是歌手》音乐总监梁翘柏，已经选择定居北京。《我是歌手》节目录制期间，梁翘柏每周有三天时间会待在长沙马栏山，那里的湖南广电中心已经是内地最有影响力的节目生产地。在湖南卫视1200平方米的摄影棚里，梁翘柏合作的对象经常是来自香港乐坛的熟面孔，比如摇滚乐队Beyond的主音吉他手黄贯中，这支乐队从1980年代就开始走红;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邓紫棋，她最后成为这档综艺节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来自台湾的庾澄庆、王伟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内地综艺节目的制作中。庾澄庆在《中国好声音》里承担导师和半个主持人的职责，被认为是这档节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伟忠除了为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担任评委，还在上海运营着一家传媒公司，试图开始在内地制作节目。

一个事实是，这些还只是负责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观众看不到的幕后，还有更多来自港台的技术人员构成内地电视产业的齿轮。他们出身于港台业已成熟的电视工业体系，带着以往的工作经验和些微不适应感，一起推动着内地综艺节目的大车，轰然驶向市场。

切中观众口味

梁翘柏干着一份压力颇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7位明星登台，现场乐队配乐加上节目前的编曲和现场调度，每录一期都相当于做一场明星演唱会。

“哗，就好像三个月里做了13期王菲巡回演唱会那么多。”梁翘柏坐在位于北京的工作室里，手里摆弄着一把吉他，对《财经天下》周刊说道。

作为曾经操刀过陈奕迅、王菲等人演唱会的制作人，梁翘柏在音乐圈里的声望颇高，但此前他的名声主要在港台音乐发烧友中流传。拜《我是歌手》所赐，现在的他称得上是位大众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里，当他在节目里突然被主持人张宇点名唱歌，获得的掌声和欢呼声已经不低于同期参加节目的明星选手。

参加这档节目之前，梁翘柏与电视圈的渊源还没有这么深，而现在他已经是各大内地电视台争相邀请的对象，很多制片人认为，请到了他，一档音乐节目的品质就算有了保证。

梁翘柏最信赖的合作伙伴是《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2012年9月，两人第一次见面，洪涛兴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向梁翘柏展示《我是歌手》韩国原版片段，向他描绘了这档节目的宏图：灯光用韩国的成熟团队，调音台和音响用英国和法国的顶尖设备，歌手请最有实力的，采用现场乐队……

这一切的前提是，洪涛得找到一位能够把控住整体品质的音乐总监。对比洪涛描述未来时的激动，梁翘柏显得异常冷静，他问了一个很务实的问题：

“你想要什么样的乐队?”

“最好的。”

最好的乐队需要一定数量的顶尖乐手才能做到。梁翘柏之前在TVB最红的音乐节目《劲歌金曲》担任音乐总监时，乐队由五六人组成，而这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档采用现场乐队的节目之一，更多电视台由于缺乏资金以及现场控制经验，只好以录制好的伴奏带替代乐队。

梁翘柏可以轻而易举地邀请到30位高水平乐手，这得益于他从1984年入行至今积累下的业内资源。问题是，电视台真的愿意为此买单吗?

以2012年7月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为分水岭，内地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进入新一轮激烈竞争。这档号称制作成本8000万元、平均收视率破4的节目将同年其他综艺节目远远甩在身后，其他电视台一时失去还手之力。洪涛手里的《我是歌手》项目被湖南卫视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样是音乐类节目，引进自国外的版权，有所创新的比赛形式……同样地，湖南卫视也在预算上给洪涛相当大的空间。

3个月后，《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翘柏对电视音乐节目的认识。录影棚里，舞台灯光暗处，二十多名乐手排列两侧，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黄仲贤，也有由内地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领的弦乐团。洪涛当初所描绘的那些高配置音响硬件，也已经安装妥当。

第一次，梁翘柏在一家电视台的录影棚里，听到了可以媲美体育馆演唱会的音效。更令梁翘柏讶异的是湖南卫视邀请到的那些歌手，这档节目里，有6位出身港台娱乐业的参赛歌手，接近嘉宾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内地做节目，其实应该以内地的歌手为主。”《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说，“但现状是，内地知名度、演唱水平能达到这档节目门槛的歌手相对较少。如果都集中在选秀歌手上的话，又会造成资历上的同质化。”节目组选择歌手的标准是在华语歌坛具有符号性，同时在年龄分布上还得有层次感。根据这两条准则来筛选，最后邀请函很难不落到港台歌手头上。

再以这两条标准推而广之，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港台艺人的面孔——从《爸爸去哪儿》到《中国好声音》，从《年代秀》到《中国梦之声》，以往港台艺人大多只是在电影或唱片宣传期时上某个访谈节目走下过场，现在，他们也像梁翘柏一样，把好几个月时间都耗在录影棚里，跟随内地综艺节目一起沉浮。

洪涛欣赏梁翘柏的工作表现，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职场奉行已久的敬业和专业态度，还因为他提供的东西切中大多数观众的口味。他的音乐风格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间，“不是特别前卫，但听的东西又在潮流当中”。洪涛说，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同样来自香港的邓紫棋。香港的电视市场虽然不大，却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流程规范成熟，在切中观众喜好方面，他们显然更有经验。

电视产业新中心

洪涛原本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在1990年代末转型到电视台担任编导。站在电视的门槛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节目所吸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家那个水平呢?”当时他不止一次这样想。

二十年前，长沙马栏山是一片尘土飞扬的工地。日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循着《快乐女声》、《我是歌手》等节目而来的粉丝踏遍。但当时还没什么人能想象到它即将迎接的辉煌。1990年代，内地多数电视台尚未上星，影响力最多只能扩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带的福建和广东观众，电视娱乐要更为丰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们偶尔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门的综艺节目。

那一年，收看人数最多的是一档名为《超级星期天》的节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庆。他刚由歌手转做主持人，对节目里的游戏环节驾驭得并不算好，不过观众并不在意，这档节目仍然大受欢迎。到了十年前，台湾制作人王伟忠推出一档风靡一时的谈话节目《康熙来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爱即兴发挥和口无遮拦，与内地同时期的访谈节目《艺术人生》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很早就跟内地的电视人合作过，觉得当初他们在执行力还有灯光、录音各方面的技术是很薄弱的。”头发花白的王伟忠回忆说。他被视为台湾“综艺教父”，由他担任制作的娱乐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除了《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全民最大党》等多档节目也是经他之手推出。

恰与如今这波港台艺人驻扎内地节目的潮流相反，在1990年代，内地艺人更向往能够进入港台的制作体系，了解港台节目成功的原因。但由于市场容量和体系封闭的原因，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人只是少数。

主持过《欢乐总动员》的演员张延是少数幸运儿之一。1992年到1995年，她是TVB的签约艺员。在她还处于跟粤语搏斗的阶段时——那时她刚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给自己定下的功课是用粤语数数，从1数到1000，然后再念当天的报纸，TVB已经把她安置在开播于1967年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担任主持。

张延随即发现香港节目制作跟内地的不同，它以完善的体系最大程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无经验的新人。“它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告诉你它要的是什么，希望你做成什么样子。”港台的电视人在成熟的工业体系里浸淫多年，无论是在制作意识还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内地一大截。

但是，内地的制作团队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几年内迅速抹平了这种差距。

2000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视开播，台湾导播徐德立被节目制作人孟欣邀请参与这一节目的制作。徐德立说，《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这意味着他能拿到的报酬颇丰，超过了他当时在台湾TVBS电视台里的本职工作所得。

第一次给《同一首歌》做节目，徐德立就发现内地在硬件设备上已经不输台湾，内地的拍摄机位甚至是台湾同类节目的两倍。但是，刚刚进入娱乐制作生态的内地团队，显然还不知道如何操纵、调度那些设备，使它们发挥最大的效用。

来自港台的技术人员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经验，这方面《最美和声》的联合总导演陈为邦与徐德立有着同样的感受。在进入电视这行之前，他曾经担任过1997年齐秦北京演唱会的现场导演。从演唱会切入到电视行业，是台湾许多技术人员共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徐德立也是如此。

从流程上来讲，演唱会跟大型活动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舞美技术上，某些演唱会甚至比大型活动更加先进。当时，内地办过的演唱会少之又少，当电视台和政府想举办大型活动时，这批有过丰富演唱会制作经验的港台技术人员，便成为内地团队的座上宾。

他们将过往的经验挪到电视当中，结果颇受欢迎。一方面，带有政府性质的大型活动构成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电视台开始快速翻新硬件设备;另一方面，来自港台的制作人以及技术团队不断被邀请到内地，帮助节目提高制作水平。

这种变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动——2008年奥运会前后达到顶峰。

“如果说之前国内的电视台设备都是在追赶的话，在2008年之后，整个水平已经完全超越了。”天娱副总经理、节目制作人马昊表示。1997年大学毕业后，马昊进入湖南卫视工作，是湖南卫视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娱乐节目制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经制作过《快乐男声》、《嗨!2014》等节目。在她看来，现如今内地已经取代港台，成为电视产业的新中心，其制作水平不输给亚洲任何一个地区。

王伟忠也承认内地电视产业变化十分迅猛。“这几次水平跳得很快，现在内地节目的舞台灯光打得很好，台湾比不上了，现场这么多机器，20多人收音，让你一下到达一个地步。”

除了台湾“综艺教父”的称号，王伟忠现在多了一个新标签：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导师。节目里他的定位是宽厚长者，在两位明星评委黄晓明和韩红互相调笑、极力展现自身魅力的时候，不断试图将话题拉回到选手的专业性上。而在镜头之外，他关注的同样也是节目制作上的专业问题。

资本在推波助澜

尽管从《中国梦之声》这档节目中感受到两岸在节目投资上的落差，王伟忠个人推崇的还是以小博大、以创意为先的制作理念，而内地的综艺节目发展显然已经跳过那个时期，直接进入比拼资本和规模的阶段。

北京奥运会之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活动声势渐弱，尤其是2013年，政府明令提倡节俭办晚会。2013年8月，《同一首歌》被央视停播，这个电视台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荧幕。

其实，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几档现象级节目之后，省级卫视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收视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与收视率排名息息相关的，是广告效益。

数据显示，2013年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广告收入分别为60亿元、45亿元、34亿元。广告收入支撑内地综艺节目完成新一轮蜕变，有资本撑腰，节目创意唾手可得。

“现在内地的制作已经基本上和国际接轨，如果国外有什么好的节目模式的话，过半年就会在内地市场上看到。”洪涛说，自己和其他电视台制作人一样，每个月都会接到各种节目模式公司的邀请，观看他们从英国、荷兰、韩国、以色列等国家找到的节目模式。

2013年，各大电视台共引进、播出近30档国外版权的综艺节目。除了众所周知的歌唱类节目，还有一大批节目在收视率竞争中尴尬地沉浮着，从舞台选秀到户外真人秀，从跳舞到益智，从减肥到做菜，每家卫视都有一两档引进版权的节目，就连央视播出的挂着公益、励志等口号的《梦想合唱团》、《超级减肥王》等节目，模式也来自国外。

电视台制作团队只需要挑选、购买版权，将节目里的某些环节进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将节目宝典里的每一条细则都呈现出来——具体说来就是版权拥有方研发的节目制作指南，细节到选手定位、节目流程、灯光道具、情节设计等。

单单是从录影场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内地和港台节目制作在投入上的区别。在台湾，800平方米已经算是少有的大型节目录影棚;而在内地，800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的录影棚还在不断建设中。

至于制作费，台湾节目至多40万元人民币一期封顶，而内地节目要想被认定为有竞争力，动辄以一两百万人民币起步。

庾澄庆以版权节目《中国好声音》两季导师的身份重新被内地观众认识，他在台湾也主持着一档引进版权节目《王子的约会》，版权来自于英国节目《Take me out》，接近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不过，这档节目在台湾算不上很成功，在内地的影响力接近于零。

除了《王子的约会》，台湾没有在引进版权节目上做更多尝试。对台湾电视台而言，且不说后续制作的细节，首先在版权费这一环，就意味着是一笔可能无法消化的负担。

“有人肯买单，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在台湾，就是没有人可以买单。”接受采访时，庾澄庆正在《嗨!2014》的录制后台。这是由他担任主持、天娱传媒制作、在央视一套播出的一档音乐脱口秀节目。在风头被地方卫视完全盖过之后，一贯保守的央视也开始尝试给自己加上更浓重的综艺色彩。

庾澄庆穿着鲜艳的红色裤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1960年代生人。尽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庆身上仍然没有太多历史古旧感。当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因为挑到一位自己喜欢的选手而伸着舌头比划着摇滚的手势从转椅上跳起来，没有人会觉得他不合时宜。

庾澄庆没有过时，当初推着他成名的台湾电视产业却已经趋于没落。台湾明令禁止综艺节目有冠名和植入广告，没有广告，节目的制作成本自然无法提升。台湾电视台越来越安于小成本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只需要小规模团队就可以制作和维持。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电视从业者被蓬勃发展的内地产业所吸引，来到海峡这岸开始“北漂”生活。

“北漂”之路

“到内地打拼有什么要注意的?”陈正飞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是较早进入内地的台湾主持人之一。在内地零散地主持过一些音乐盛典之后，2010年末，他从台湾移居到北京，为湖南卫视、东南卫视等频道主持每周播出的情感类、益智类节目，从生活到工作都彻底融入到内地的电视工业中。

“我跟他们说一定要搬过来。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话，就应该根深蒂固地融入到这个市场里，才知道这边怎么说话、怎么做事。”这是陈正飞给那些台湾同行的忠告。

现在，陈正飞坦然地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北漂”，他已经完全适应北京的饮食习惯、生活节奏，因为主持湖南卫视和东南卫视的节目，他甚至已经适应了另外两座南方城市：长沙和福州。

陈正飞还必须适应内地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广电总局的审查和限制。“邀请港台主持人要提前报给广电总局审批，一档节目里的港台常驻嘉宾也不能太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地制片人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艺人的数量。陈正飞就因为审批原因，错失了湖南卫视和青海卫视的两档节目。

当然，限制并不能阻挡内地团队以各种形式绕开政策、继续邀请港台艺人。在《嗨!2014》录影棚外竖起的海报上，印着庾澄庆大大的头像，头像下方写着四个小字：“快乐大使”。

“其实他干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儿，怕上面盯得紧，所以叫‘快乐大使’。”《嗨!2014》节目组对外一律称庾澄庆为“快乐大使”，当记者在提问时称呼庾澄庆为主持人时，他们还会刻意纠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障眼法。

就连受审批之累的陈正飞也入乡随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虑，认为对港台艺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经习惯电视台对内容的一些限制，台湾脱口秀节目关于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话题的开放性探讨，是绝不可能出现在内地电视上的。

比起这些麻烦，他更为遗憾的是自己没有早几年进入内地的市场。比他更早几年进入市场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里的欧弟——失意于台湾演艺圈，却在内地市场找到新高度的艺人。

不过，陈正飞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先行者。2011年，他开始加盟爱奇艺自制节目《浪漫满车》，属于第一批在视频网站主持节目的港台艺人。在视频网站自制节目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视频网站转变成为内容制作平台是内地独有的产业发展现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参照的坐标。

把陈正飞拉到视频网站做节目的，是台湾制作人阙祥勋。

“台湾比较流行师傅带徒弟的做法，从制作助理、执行制作再做到制作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内地市场太大，视频网站有空间，肯给机会，快的两年就能成为制作人。”在爱奇艺，阙祥勋同时制作《爱够了没》、《浪漫满车》、《爱奇艺爱电影》等多档节目。他将陈汉典、陈正飞等台湾二三线艺人请来主持，这些节目投入不大，影响力尚不足以与电视台出品的综艺节目相提并论。但依附于大公司的平台上，阙祥勋有大把机会可以实践自己的想法。

他为此付出的一大代价是，自己被纳入互联网公司的管理体系，每天戴着工牌坐班，每周交考核绩效，生活状态与王伟忠那一代讲求创意、天马行空的电视制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条没有前辈走过，但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路。
 

本文是《财经天下》周刊授权i黑马转载， 刊于《财经天下》6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