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整理：MBA（微信：EMBACLUB）
此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先生6月13日于TED全球大会上所做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对社会主义及民主制度均发表独特见解。此演讲引起诸多争议，之所以刊登，希望同学们以己之思度之，勿盲从，勿轻信，公民素养和思想需要训练和培养。
一、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注：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塔定义元叙事为“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
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
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
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二、西方民主正在走向灭亡
人类社会的政治史长达数千年，在这一历史长河中点缀了两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试验。第一次试验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从公元前6世纪维持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实际上只能算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失败。第二次试验是现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美国民主的历史是92年，如果更严格地按诸事实，从1965年《选举权法案》颁布算起只有47年。这么说来，美国民主的寿命迄今为止还比不过元朝，后者是中国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
既然如此，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敢公然宣称，他们已一劳永逸找到适合全人类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追本溯源，回到当前西方民主试验的精神源头。当今西方民主的滥觞，是孕育了现代性的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条基本理念：首先个人是理性的;其次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条理念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信仰，而非现实的经验。比如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弗逊就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Rights)。” 这个大写的“造物主”是谁?当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与此相对应，“权利”一词也用了大写，以强调这条格言的神圣性。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一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一起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信仰的基础，而“现代性”在政治上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因素促发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不过，领导西方崛起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试验中天然蕴涵的致命缺陷，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遏制其消极影响。比如美国的联邦党人就明确提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为此，联邦党人在宪法中竭力遏制大众意志的过度膨胀。可是，就像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最后总是压倒规则。民主的结果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无限膨胀，参与决策者越来越多，参与面越来越泛。在美国人们常说，加利福尼亚就是美国的未来。这个未来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只有无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瘫痪和财政破产。
对美国而言，这个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有许多理由来限制民主，例如大众素质太低，缺乏见识，易走极端。但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这些壁垒都轰然倒地。归根结蒂，既然人们都是理性的，拥有上帝赋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一切知识都触手可得，那么他们为何不能参与一切决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城邦由于民众无限参与政治，导致了煽动家的上台。煽动家西亚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起民众的狂热，让雅典派出其强大的舰队去远征叙拉古，结果被斯巴达所打败，这次致命的出征成为雅典衰亡的开端。再回到当下，现在金钱成了煽动政治的最大推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美国的民主先后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最早是“一个有产男人一票”，接着是“一个男人一票”，然后是“一人一票”，现在正向“一美元一票”迈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美国都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政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堕落为雅典式的民主政体。被选举上台的民众代表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唯一关心的就是迎合一时的民意，好在下次选举时保住位子。当今信息的丰富和传播的迅速，都堪称史无前例，这诱使民众陷入自己什么都懂的幻觉。利益集团则从中播弄民意并操纵投票，结果是不断减税，提高政府支出，甚至发动自我毁灭性的战争。选举因此沦为游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利用这个制度寻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是因为这一试验的深层基因所致，即对个人理性和权利的迷信。不仅是美国如此，欧洲各国也在上演同样的戏码。相较于当今风雨飘摇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要长得多，这是因为后者从未自饰为民主，也从无这样的野心。
因此，西方与中国的理念之争，不是出于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而是由于对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来，民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在后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过是工具。美国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国，有哪位政治家敢对民主提出质疑呢?西方民主已走进死胡同，或许只有控制民主的泛滥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调整永远只能是天方夜谭。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正在政府引导下参与政治决策，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而近十年来的成绩也恰恰证明了此点。但如果国情和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将毫不迟疑地主动调整。在上世纪80年代，民众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当时的中国走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但凡事过犹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最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这就是天X门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议活动被政府的坚决行动平定了。诚然，这次流血事件令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选择只会更糟糕，结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迎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可以更加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减少震荡，避免极端暴力倾向。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认为政治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也是绝对的;而在后者看来，政治权利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家需求和基本国情之上。
照此来看，今天的美国人与上世纪的苏联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终极目的。中国的崛起之路，恰恰与之相反。就未来的前景看，美国人的道路并不美妙。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沉迷于狂妄自大的意识形态，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悬崖峭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