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科技布道者米磊：国与国之间竞争要靠硬科技

文｜李夜

这两年，米磊给外界的印象是“硬科技”的布道者。

在刚刚结束的2018中国硬独角兽峰会上，他还在呼吁：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要靠硬科技。

米磊，已经想不起这是他第多少次为硬科技站台了。除了站台之外，米磊还发起成立了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星”）、牵头成立了全球首家专注于硬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天使基金——“西科天使”基金。目前，中科创星已投资、孵化了230余家硬科技企业，市值达到200亿元。

“2017年，是硬科技元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处在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年代，而这时候需要释放全体科研人员的生产力”。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产学研脱节严重，科研人员的成果多被供之于高阁。

一

“硬拐点”出现了

米磊，是一个坚定的“硬科技改变世界”信仰者。

硬科技，2010年，刚被米磊提出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那个时候，iPhone才出到第四代，移动互联网才刚刚展露曙光。此后，大众创业的注意力便一直被移动互联网所占据，各种风口以及风口上面的“猪”层出不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010年的自己看到这句话，会是什么反应：“硬科技”是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成的虚拟世界，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以自主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创技术，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被复制和模仿的难度较大，有明确的应用产品和产业基础，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一脸懵逼，或是看完之后的观感。硬科技估计没有可观、可感、可体验的“风口的猪”——O2O、直播、VR、无人机、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短视频——更容易被人理解。

不过，当现在再提起硬科技，大家对它的认知，可能会更加深刻一点。

毕竟，中美贸易摩擦正在进行中，美国拿住了中国这条巨龙的高科技的软肋，先惩治中兴，再三司会审华为，并拟对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高铁装备等加征关税。

现在的美国之所以“有恃无恐”，应该感谢一部大名鼎鼎的法案——《拜杜法案》。它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

在这个法案公布之前，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为西德、日本的崛起和技术优势的失落，常常陷入到极大的失落和不安当中，1979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出版研究专著《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触到了国民的痛点，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法案公布之后，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从1978年的5%在短期内翻了十倍。美国在十年之内重新回到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

遗憾的是，中国却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拜杜法案》。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只有5%。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历史原因，比如过去中国的产业都集中在中低端，中国的科研成果偏高端，科研与产业之前存在巨大的鸿沟，许多成果因此被供之于高阁。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诸多耀眼的成就，比如新四大发明等并不能发挥作用。在米磊看来，多数互联网企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们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即便是效率问题，在多个领域，今天的互联网企业提升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了。

物理世界的进步靠的是硬科技的迭代和创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概莫如是。18世纪，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全球进入蒸汽时代；100多年后，动能上的革新再次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创新与科技的比拼逐渐推进到深水区，双方将避无可避地在硬科技领域进行最后的角逐。

“我们避无可避”，米磊，对中国发展硬科技充满了信心。“国家鼓励科技创新，鼓励科研人员创业，中国现在科研经费每年投入是1.7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

米磊，对于硬科技企业的发展也充满了期待。他曾用一幅图描述过硬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路径。从图上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经过5-10年的积累、蓄势，技术突破，公司就会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与其相反，一个模式创新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催熟，变大, 快速增长。在5-10年的某一个点，由于竞争者涌入，它的模式优势不再，就会难以避免地走向低速发展。

“硬科技的发展曲线很漂亮”，米磊用手比划着这条近乎指数型增长的的曲线兴奋地表示。

二

拜杜法案=X个布道者？

在这张图里，米磊将创新者分为模式创新(互联网)者、技术创新(硬科技) 者，并将它们比喻为外家功夫派和内家功夫派。

米磊的立场不言而喻，“硬科技先难后易。模式创新是前面起步比较快，快速发展，但越往后就越 难。它们就像金庸小说中练外家功夫和内家功夫。你看杨康练外家功夫，刚开始特别快，一会儿学 个蛤蟆功，一会儿学个九阴白骨爪，但是郭靖就练内家功夫，前十年打不过杨康，十年以后, 杨康就打不过郭靖了。”

不仅如此，外家功夫练到后头容易走火入魔，比如乐视。乐视一贯求新求快，因为发展得太快，公 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没能跟上发展的脚步。“它的支撑不够，内功不足，没办法 支撑这么大的公司，到最后陷入崩溃的局面”。

内功派也有自己的难处。

练内功的，不擅长市场、营销、管理等技术之外的工作。不过，这些工作又是科技创业不可缺少的 一环。科技创业者，可能来自科研院所，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科研攻关能力。但技 术只能使其登上第一个台阶，能否登上第二、三个台阶，取决于创业团队是否具备市场应变能力、融资能力等一系列技术之外的能力。

为了解决练内功的难处，米磊及其供职的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发起创办了硬科技创业投资孵化平台——中科创星。中科创星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硬科技企业创业发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因为没人做。科研人员都忙着搞科研，没人去做转化”。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米磊他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发起了国内第一个硬科技的天使基金——“西科天使”基金，这是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第一桶金的问题，“过去，大家都不投硬科技，不投科技转化的项目，看不懂也不想懂，回报周期长技术门槛高，那么就由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第二、成立孵化平台，为科研人员创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科研人员搞科研是一把好手，但是碰到商业、经济问题就没那么明白了。所以我们搭了一个孵化平台，给他们解决项目申报、品牌建设、市场推广、人力招聘、法律咨询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们创业能够变得更容易一些”。

第三、创业培训。科研出身的创业者，需要进行必要的商业培训，进行商业思维的再教育，从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转变成为科技企业家。

2016年5月，中科创星还联合多家机构成立“硬科技创新联盟”。“到目前为止，科研创新的主力军还是在科研院所和大学。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从科研院所向企业过渡，这时候要打通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连接，让科研院所和大学把他们科技的力量释放到企业里来”。

目前，越来越多的资本、公司也开始关注硬科技以及硬科技的创业者。

在国外，巴菲特斥资372亿美金收购了航空零部件制造商——企业精密铸造公司；软银集团抛售了100亿美元阿里巴巴股票+310亿美元现金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设计商ARM。

在国内，2017年2月到11月，国投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北京科创基金、上海科创基金、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西安硬科技产业基金相继成立，它们的目标规模分别是100亿元、200亿元、300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

2016年，李开复在创新工场开启了科学家入驻模式，由几位科学家亲自带领工程师做AI项目。真格基金系统启动了“硬科技”领域的投资，还高调聘请了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机器人领域顶级科学家王田苗担任真格基金“首席科技顾问”。

2017年3月，阿里巴巴启动“NASA”计划，面向未来20年组建研发部门。这个计划关注机器学习、芯片、IoT等核心技术。腾讯的投资布局已经涵盖云计算、大数据、无人驾驶和智能硬件等诸多领域。马化腾对于技术的担忧一直没停过。“技术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东西。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通过技术的进步，企业才有可能保持在战略方面的制高点”。李彦宏更是带领百度 ALL IN AI，企业已从基础层（大数据、算法、大计算）、感知层（语音、图像、视频、AR/VR）、认知层（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用户画像）和平台层（AI开放平台与生态）四个层面布局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好现象”，米磊欣喜地表示。他希望大公司、科技创新服务的机构越来越多，这样，科技成果的转化才会越来越好。

但是，国内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拜杜法案》。这难免会让米磊的希望打折扣。

虽然对标《拜杜法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于199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不过，它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因为现实永远是复杂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的决策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科技成果转化，整个系统的思想也没有与时俱进的转变。他们或囿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或受限于已有的考核体系，然后奉行着“多做不如少做”的指导方针，做着年复一日的事情。

2016年2月，李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是时候，好好研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