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东莞:中国便利店的荒漠与海洋
作者| 林波| 编辑 | 李梦清
来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北京什么都强,除了便利店。
根据去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北京的便利店饱和度为8889人/店,排名在二十名以外。
东莞的便利店饱和度为1242人/店,位居全国第一,是北京的7倍。
图源:2020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
所以,东莞有着“便利店之都”的称号,而北京则被冠以“便利店荒漠”的名字。
背着这样的名字,让北京也比较焦虑。
早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北京就屡屡强调要重视发展便利店业态。
比如,在2016年印发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商业服务业发展规划》,北京提到五条不足,特意把便利店业态单列出一条:
2014年便利店门店总数约3000家左右,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便利店数量不足140家,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小巴最近去广东玩了一趟,在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街头发现,经常是相隔数百米,就有一家便利店。
在全国范围内,东莞诞生的两个便利店品牌美宜佳、天福独占鳌头。
其中,美宜佳以22394家便利店的数量居全国第二,天福以5808家的数量居全国第四,主要阵地都在广东。
美宜佳连锁超市
在广州街头,小巴随意走进一家美宜佳便利店,第一印象是:品类和产品都十分丰富。
从海底捞火锅料到茅台酒,从充电宝到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其中,零食和饮料SKU的丰富程度,可以媲美一般的品牌连锁超市。
它们密集地被摆放在一个并不大的空间里,虽有些拥挤,但给人一种随意挑选的满足感。女老板在柜台慵懒坐着,不需要什么管理。
或因如此,在广东,你很难叫得出一个特别有名气的本地大型零售品牌,因为市场的需求基本都已经被这些便利店满足。
根据2019年的营收,美宜佳与名气更大的连锁品牌屈臣氏中国的销售规模在一个级别,都在二百多亿元(含税)左右,排进了2019年广东连锁品牌的前五,在全国位于第三十三名。
而北京和广东几乎是两个极端,堪称“卧龙凤雏”。
广东的零售小业态发达,大型业态欠缺,而北京大型业态发达,小业态欠缺。
在北京,物美超市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零售商,拥有近40%的市场份额,主打大卖场模式。
物美连锁超市
而近些年,131、邻家、全时等传统便利店品牌在北京市场相继折戟。“单月亏损500万”“5个月烧光4000万”,类似新闻,屡见不鲜。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要了解北京的问题,先得看看全国。
从整个行业来说,不管是外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绝大多数便利店品牌都发展不快。
① 外资品牌进入国内达二十年,门店数量少有突破3000家的。
便利店是舶来品,由日本711引进中国市场,但711在中国发展近20年,只有2147家门店。排在全家和罗森之后,后者刚破3000家门店。
② 国内品牌来说,以区域性中小品牌为主。
在2021年中国便利店TOP100的排行榜上,90%以上的便利店品牌门店数量不超过2000家,且地域性特点显著。比如,浙江十足、厦门见福、太原唐久、山西金虎、湖南新佳宜、河北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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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点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并立的意思,就差出来一个秦国,使得“六王毕,四海一”。
为什么?
便利店项目资深投资人宽窄创投潘金菊对小巴说,如果没有资本加持,便利店早期扩张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只有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提高扩张速度。
这个观点可以用美宜佳的发展历史来佐证。从0到1000家、从1000到1万家这两个节点,美宜佳都花了10年,但从1万到2万家,只花了三年。
如果其他的城市只是艰难模式,北京可以算得上是“地狱模式”。
首先,与大多数城市相比,北京冬天长,春天有沙尘暴,影响出行;多封闭、半封闭社区,类似长安街的宽街道也多,辐射范围受限,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便利店的发展。
其次,在成本投入方面,自然也是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原罗森总经办公关部长、现便利店研究中心主任朱倩为小巴算了一笔账:
美宜佳华南区域的单店多为50平米,所需费用包括房租3000元/月、水电费1000元—2000元/月、管理费1000元/月、人工8000/月/2人;
而在北京,便利店多为100平米,而社区店租金3万/月、写字楼店高达5万/月,粗略估算,月租成本是前者的5—8倍。更别说其他成本。
第三,还有政策友好度的问题。小业态的抗风险能力弱,特别需要细心的呵护。但是,北京一些地方这些年整治“开墙打洞”“统一广告牌”等政策,一定程度也影响了便利店的生存发展。
小巴在广州街区观察到:门店牌匾杂乱无章、横七竖八,规模大小各异。而在北京不少地方给人的感觉是:整齐一致,甚至连牌匾的颜色、字体都差不多。
小巴眼里的广州街头
或许可以反映两个城市的管理尺度。
有些人说,北京集中力量发展大业态不也可以吗?
便利店究竟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偏要搭上这班车?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些年大卖场出现了倒闭潮。
根据尼尔森2019年2月发布的《中国购物者趋势报告-便利店》数据显示,在主要零售业态中,大卖场数量呈现负增长态势,为-1%。而便利店在过去三年内的增长势头最快,达到14%。
为什么?潘金菊的观点是,便利店最接近年轻消费者,且不容易被电商、外卖这些互联网服务截取流量。
便利店内使用自助收银机的年轻人
但是,更吸引小巴的观点还不是这个。
在日本,有三个便利店巨头,711、罗森、全家,分别都拥有2万家上下的门店数量。2019年财年的数据显示,它们占据了86%的市场份额。三家营收规模超10万亿日元(超900亿美元)。
这些日本便利店不仅仅是难以想象的现金奶牛,更可能是一个社会抵抗自然灾难等不可控风险的重要支撑。
北京便利店品牌好邻居的CEO陶冶告诉小巴,近几十年来日本所发生的几次大地震中,便利店是最快恢复正常运营的零售业态,承担起了基础设施的作用。
为什么?
便利店可以用相对较小的成本,例如100平米的商业面积、2000个左右的SKU,就能把附近的几千个顾客“养起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在日本,便利店服务项目的类别是远超中国的。比如代收水电煤费用、有ATM、可以代办景点门票、代收快递、开放卫生间,等等。
日本便利店内的ATM机与打印机
便利店的后台系统,包括物流、订单、信息系统等,在零售业态中标准化程度相对更高,物流网络的密度和精准度也更高。
当便利店分布形成一个庞大的密集的网状结构,商业效率可以发挥到惊人的地步。
举几个例子: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并且引发了福岛核泄漏。
据711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村田纪敏说,该集团旗下处在灾区的便利店在地震发生后不到4小时开始重新经营。
2016年,日本熊本大地震发生之后五天,日本三大便利店在熊本县内的店铺有97%都重新开业。
在日本,如果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服务,或许都可以问问便利店。
这似乎让人明白,日本宅男宅女的生存之道。
当然,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的情况:2019年中国便利店营业额是2556亿元,约394亿美元,而据2019年财年,日本711的营业额接近5万亿日元,超400亿美元。
也就是说,中国便利店加起来都敌不过一个711。
但我们完全可以也有必要补足这一短板。
根据《麦肯锡中国消费者报告2021》显示,疫情期间,国内一线城市便利店日销售额比疫情前增长达67%,高于超市27%的增长。
在疫情恢复期,便利店日销售额比疫情前仍然拥有高达21%的增长,但超市却减少了7%。
那些平时在社区、街边、商业楼不起眼的,亮着灯的便利店,有时候让人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