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以进化论思想打量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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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说：无论是《失控》，还是《科技要什么》，凯文•凯利的思想正是对他所宣称的“全球脑”的印证——它源起于生物领域进化论思想，又与技术发展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对互联网崛起的全新诠释。这种得益于连接并促使信息排列可能性爆发式增长，从而催生更多创意、发明和创新的情况或将在未来常态化。

文 | 余晨

1999年，已是《失控》问世的第五个年头。在这一年，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风靡全球，而《失控》正是《黑客帝国》导演安迪·沃卓斯基要求主演基努·里维斯去读的三本书之一。也正是在这一年，凯文·凯利应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之邀，和其他未来学家聚到了一起，头脑风暴，畅想2054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以提供足够多的细节来拍摄电影。

好莱坞总是喜欢大场面——关乎全人类，关乎遥远未来，关乎我们对自身重新定义的大场面，并富有想象力地揭示各种超乎想象的可能性。这类影片也格外卖座，仅《黑客帝国》的全球票房就已超过16亿美元，尚且不论随后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所形成的更大影响力。这也意味着，这些主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

全球数以亿计的人能通过现代电影摄制、拷贝、播映等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传播技术去观看这些影片，并同时聚在网络上分享、评介、讨论。这也正是凯文·凯利“全球脑”的一个生动实例。用凯文·凯利的观点来看，全球70亿人，都将有可能随时随地实时接入互联网，这非常强大，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同寻常之事。他用“全球脑”来称呼这一激动人心之事，并将互联网视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伟大发明。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94年出版的《失控》，在20多年之后，仍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失控》出版后，被译为中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直到今天仍然名列美国亚马逊畅销书名单，并出现在其他全球诸多推荐或者畅销排行榜里。

这与其说是凯文·凯利作为一个作者的成功，他得心应手地在技术和生命的主题之间穿梭，赋予冰冷的机械、技术以生命感的温暖，倒不如说是《失控》书中所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正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演，世界活生生地印证了凯文·凯利的许多洞见，也反过来推动更多人开始关注《失控》。

要知道，《失控》出版的那一年，全球互联网渗透率还不到0.4%，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才刚刚创立雅虎，亚马逊1995年才上线，谷歌和 Facebook还要更晚才亮相历史舞台。今天被奉为互联网经典巨著的《失控》，其实是诞生在一个互联网面向全球普及刚刚起步的蛮荒时代。

凯文·凯利的家

在《失控》出版快20年后，我访问了凯文·凯利。对话就在他的居所里展开。

硅谷典型的办公环境是 101高速公路旁那些窗明几净的办公楼，但凯文·凯利的居所并非典型的硅谷风格。凯文·凯利的居所位于旧金山南部海滨小镇帕西菲卡，青松翠柏掩映的木屋，常年缭绕在雾气里，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油然袭来。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远隔尘世、修身养性的隐士，但在美国，你完全可以想象在这屋子里藏着多少千奇百怪的创意或创新。

凯文·凯利在家办公，他居所的侧翼有一个和生活区隔离开的办公区。走进凯文·凯利的办公区，“全球脑”会立刻在你的眼前具象起来。这里排满了书，各类知识和智慧躲进纸张里，平静地躺在书架上，随时光荏苒而不改面貌，但一旦被凯文·凯利取出，再消化进他的大脑，就立刻与他既有的知识和智慧“连接”，生命力顷刻被激活，张扬着通过更大的网络连接去改变世界。

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玩具和模型。有一个泡沫塑料做的机器人比较显眼，这可被视作凯文·凯利思考主线的象征——人和机器，或者说生物和机器的冲突。

这里还有乐高。我敢肯定，凯文·凯利一定创造了很多新奇的搭建方法。人的想象力通过技术得到了一次物质的具化。乐高的各个小模块看似不起眼，但当它们被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时，立刻会呈现出“相对类生命”的特征。不是吗？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为那些由小模块最后“连接”成的“大英雄”而拍手欢呼。不过，在凯文·凯利看来，更宏伟的呈现应该是“全球脑”，在他的桌上，就摆放着大脑的模型。

凯文·凯利甚至养了几只巨型蜘蛛。这些毛茸茸的家伙对我这位“不速之客”张牙舞爪，让我不禁感到几分寒意。老实讲，多数人对蜘蛛比较反感，道理很简单，蜘蛛的外形实在不太讨人喜欢。但也有不少互联网极客对蜘蛛偏爱有加，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蜘蛛长于织网。今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搜索引擎工作的原理时，还会形象地把网络爬虫称为“网络蜘蛛”。

凯文·凯利就坐在这些知识、智慧、创意和想象之中，或者，用更确切的凯文·凯利自己的风格来描述，他正坐在生物和人造物之中。此时，他正在创作新书《酷工具》（Cool Tools）。

凯文·凯利理论

和《失控》及《科技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不太一样，《酷工具》更像一本有关实用工具的百科全书，书里提及的工具能够富有想象地解决你面临的实际问题，阅读对象可以从园丁到家庭主妇。的确，这本书包罗万象，正如其作者凯文·凯利的博学多识，它能够更直观地激发人们对改变和突破现实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凯文·凯利将本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各种可能性的目录”。把互联网视为一种工具，释放人性，解放人性，最终让人更完美，带给我们更大的自由，这是凯文·凯利的一贯思想，并始终贯穿他所有的著作。

凯文·凯利谦和、热情，甚至有几分俏皮，他对亚洲尤其中国丝毫不陌生。在 20岁时，他就辍学跑到亚洲游历，此后的七八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地，他的太太就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生物化学家。凯文·凯利的官方网站在主页列举了《失控》的各类译本，第一本就是中文译本。（有意思的是，乔布斯早年也有过亚洲游历经历，并且始终坚持了禅修之路。也许亚洲文化中注重直观、注重想象的要素激发了这些西方来客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在拜访凯文·凯利之前，我又认真地通读了《失控》和《科技要什么》，还好我之前系统学过“进化论”（这可是理解凯文·凯利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对把握这两本书的要旨也算得上得心应手。于是，我们俩的交谈非常惬意。

互联网发展宛如生命的进化

贯穿凯文·凯利著作的，是一种广义的进化论思想。进化论讨论的是生命的演进，这与互联网有什么关系呢？

要理解这点，得先理解工业时代的造物特点。工业时代造物都是自上而下、等级化的，整个过程有目的、有预设、有中心，讲求的是因果关系。比如一个汽车工厂要造汽车，需要设计师先把汽车的原型设计出来，然后经过一道道层级管理的生产线，最终按照工厂经营管理者的意志和设想把汽车生产出来。

进化论则不然，没有预设的目的，没有神（当然更不可能有人）曾经拿着图纸把今天多样化的生命设计出来。生命的演化是自下而上的，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整个生命的进程看似有些盲目，任何可能性都可能出现，不在任何中心的控制之下。互联网的发展，更加契合生命进化的特点，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没有中央控制，创新总在边缘发生。

信息是万物的根本

我和凯文·凯利的讨论始于对信息的定义。在凯文·凯利看来，信息乃是万物的根本。这个观点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之后的柏拉图更是集大成者，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的摹本。

在整个世界越来越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理解这个看似违背常识的观点其实并不费劲。比如，每天我身上的细胞都在更换，但组成我的信息结构是不变的。也许历经多年，我全身的细胞，或者更基本一些，我全身的原子都换了个遍，但细胞组合的信息规则却从来没有发生改变。我还是我，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发生改变。再比如音乐，我们辨识一首乐曲显然是因为该首乐曲音符组合的信息规则，而不是某一个具体乐器产生的声音。因此，信息要比原子更加真实和根本。

互联网的出现是必然

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个观点最早来自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既然信息是万物的根本，那么人是符号的动物也就不难理解。凯文·凯利肯定了我这个提法，并进一步回答了我关于语言、书写和印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

如果审视人类进化的主要部分，它总是组织和信息的重构，这也包括生命的历史。对人类而言，第一个最主要的重构就是发明了符号化的语言。语言的出现，让我们能够彼此交谈，并因此能审视自我的思想。因为有了语言，我们才发明了农业，建立了城市，创造了文明。

人类的第二个主要的重构就是学会了书写，即把语言转变为符号，以便被记录于纸张之上，从而形成记忆。正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也因此拥有了集体记忆。此外，书写还让我们有能力完成此前难以做到的复杂工作，比如数学——如果不凭借书写，我们将很难实现复杂的数学运算。这是个巨大的革命。在凯文·凯利看来，书写，以及随之而来的书本和印刷术，都是人类信息史上了不起的进步。

凯文·凯利认为，技术的发展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序列关系。他甚至大胆假设，如果真有地外文明的话，他们也会发明电，然后是电灯，以及汽车，最终也会发明互联网。围绕互联网出现的必然性，凯文·凯利谈到了三种进化的动力：自我的选择、遗传因素和周围的世界。无论是生物的进化，还是人类的思想史，抑或互联网的发展，都是受这三种动力的驱动。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发展，就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取决于我们的创造力；也取决于我们对前人的继承；还取决于整个大环境。

人类有史以来的伟大发明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我们终于要谈到互联网出现的意义。

先从生物进化上来看。生物与网络有什么联系呢？凯文·凯利认为，生命演化的阶段中，从单细胞演化为许多细胞组成的有机体这个阶段至关重要，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不同的细胞组合到一起后，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多细胞有机体其实本质上就是网络，由许多单细胞组成的网络。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正由于各种细胞有了不同的排列组合，互相连接而产生了新的价值，才推动了多样化生命形态的出现，于是才有了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兽和水里游的鱼。从时间的维度来审视，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进化，变异是随意的，并没有预设的目的，也没有自上而下的设计，因此进化并不是按因果链条的方式推进的，而是呈现相互影响的网络。这也和我们前面谈到的信息是万物的根本相呼应，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其实就是信息排列组合的可能数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在凯文·凯利看来，人本来就是越来越社会化的，而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才逐渐成为“多细胞体”。互联网连接世间万物。人类正成为一种新的有机体，全球有机体。所以凯文·凯利认为，我们有理由会看到发明的爆发、创意的爆发，因为互联网让我们成为一种多细胞的有机体。

恰如没有预设目的、没有自上而下的设计、没有中央控制的生物进化一样，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去中心化的，在互联网里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存在，创新都发生在边缘，这就是“失控”的要义所在。

在我看来，凯文·凯利这个洞见非常深刻。人类历史上有诸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步，但互联网的崛起更为伟大。即便是最近的工业革命，也不过是在用机械延伸人的肢体，而互联网延伸的则是人的大脑，是符号、是信息，当这一切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时，信息的排列组合方式就有了无穷多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凯文·凯利所宣称的“全球脑”。

技术的生命特征

理解了以上观点，就可以揭晓凯文·凯利为什么说技术也具有生命的特征了。就像人的身体，人的嘴和耳朵本身都没有生命，但各个身体器官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系统。

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人造物，无论是常规意义上的技术，还是法律、文化、制度等，都被统称为“技术元素”。这些人造物连接起来呈现的网络，也表现出生命般的进化形态，它可以自发地向前演进、呈现多样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游离于我们的控制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失控”。这和工业时代讲求有预设目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讲求中央控制的形式，是大异其趣的。

在访谈快要结束时，凯文·凯利反过来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并坦诚地表示，很感谢我真正读过他的书才来跟他访谈。真遗憾没有带上纸质版的《失控》，我拿着一本电子版的《失控》和凯文·凯利合影，并请他在我早年从旧书摊上花费3.5元买的《科技要什么》上签名留念。

我眼中的凯文·凯利

在美国之行的访谈中，凯文·凯利是跟我非常有默契的受访者之一，他博学、谦和，又有几分俏皮（这点倒跟沃兹尼亚克有几分相似）。在我访谈他时，他正忙着给新书《酷工具》收尾。

凯文·凯利绝非一个书斋型学者，他喜欢经历各种可能性，也喜欢讨论各种可能性。早年他游历亚洲各地，也曾骑自行车穿越美国，这些经历让他对生命、机械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也难怪凯文·凯利会亲近进化论，其实，达尔文本人也是在考察了世界各地之后才提出进化论思想的。

不过这些经历还只是对过去的可能性的体验，凯文·凯利的视野更瞄准了未来的可能性（进化论没有预设目的，呈现的本就是面向未来的各种可能）。他是长今基金（Long Now Foundation）（见本书丹尼尔·希利斯篇）的董事之一。长今基金成立于01996年（注意这个特别的纪年方式），致力于培养长远的责任感，克服当代组织的短视行为。
无论是《失控》还是《科技要什么》，凯文·凯利的思想正是“全球脑”的印证——源起于生物领域里的进化论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相结合，形成对互联网崛起的全新诠释。这种得益于“连接”而促成信息排列可能性的爆发增长，从而诞生更多创意、发明和创新的情况在未来还会更多。

我们平时读到的有关互联网的著作，常常围绕互联网企业的兴衰故事展开，但凯文·凯利的著作并非如此。首先，他的着眼点并非狭义的互联网，《失控》开篇就阐明全书的重点是讨论生物（the born）和人造物（the made）这两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其次，尤其对《失控》来说，该书写作于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压根没有太多的互联网的兴衰史可写。也正因为凯文·凯利的视角更为宏观，所关注的问题更为根本，他所揭示的趋势和洞见才绕开了狭义互联网自身发展中的诸多偶然可能，在此后互联网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被屡屡印证，也才让凯文·凯利的著作更有生命力。

顺带可以提及的是，凯文·凯利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失控》也非常流行。这当然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骨子里贯穿的生命感不无关系。中国的本体是一个儒家社会，儒家思想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中心化的特征；而道家讲求无为而治、去中心化，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也是在追求个体能量的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失控》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容易赢得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