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芯通之死：高通关闭服务器业务后成无水之源？

（ 原标题：华芯通之死 ）

一进入贵州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地界，清晰的“QUALCOMM”便可将来人引向华芯通总部，华芯通与其母公司华芯在同一个园区内办公。办公楼上标着“高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大门紧闭，空无一人。而隔壁的办公大楼上，华芯的员工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

与周边环境一样，华芯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安静。公司门口的保安告诉 经济 观察报记者：“里面上班的人现在很少了，去年还很热闹，经常有外国人来参观，进入2019年就没有看到外国人来参观了。”

针对被曝出的4月底关门的消息，24日，华芯相关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消息并非空穴来风。目前，贵安新区新闻中心的人正通过省委宣传部在跟省政府联系，寻找对外发布的口径。此外，公司会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按程序对外公告。

25日，贵安新区新闻中心业务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华芯通现在应该正在协调内部清算的事情。新区管委会、高通、华芯通三方目前正在协调发布公告的事。“公告时间应该是在劳动节后，具体怎么发布、由谁来发布，还不确定。”

上述华芯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虽然华芯通的总部在贵州，但公司重心在北京，高管团队也在北京，因而很多工作在北京开展。在华芯通关门发公告这件事情上，具体工作计划的制定是需要北京华芯通与高通双方共同参与的，因而程序会繁琐一些。“这事其实也没啥不能说的，开公司，做生意嘛，就是一种 商业 行为。不过因为华芯通是合资公司，股东双方需要商量，从这个角度讲，高通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想法。”前述华芯相关负责人说。

公开资料显示，华芯通成立于2016年1月，目前注册资本为38.5亿元，华芯占股55%，高通占股45%。其中，华芯是贵州省政府委托贵安新区管委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省管企业。华芯通与华芯的法人代表均为康克岩。

成立之初，华芯通被定义为“贵州实施大数据战略的标志性项目”，并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出现在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中。2018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推动华芯通高端服务器芯片产业化发展。

资金&技术难题

因股东双方的特殊身份，华芯通自2016年成立之日起便在业内备受关注。其官网信息显示华芯通的目标是承接高通的技术，开发基于ARM架构的服务器芯片。

彼时，时任高通总裁DerekAberle在接受 媒体 采访时称，高通选择与贵州合作缘由有很多，“贵州有着非常独特的资源，并关注绿色发展，这也是高通所关注的。再加上贵州要成为资料中心技术的领跑者，这也进一步使得我们能够做出决定，与贵州省建立起战略合作。”

挂牌之后，华芯通迅速进行了人才队伍组建。此后，华芯通在北京、上海成立研发基地。其三大基地布局全国业务版图形成：贵州基地主要负责芯片测试和系统开发平台测试，北京基地主要负责芯片设计、参考系统和软件开发、市场 营销 和运营，上海基地主要负责芯片设计和验证。

去年5月，华芯通在数博会上发布其第一代服务器芯片昇龙（StarDrag－on）。同年11月，华芯通宣布该款产品正式量产。距离首款产品量产不到半年，华芯通为何“猝死”？

对此，经济观察报记者就华芯通即将关闭的原因、目前进展、接下来计划等一系列问题多次向高通咨询，截至发稿时，未得回应。华芯通母公司华芯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的结果。

在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看来，华芯通关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两个合作方来看，高通的主业并不是服务器芯片，华芯通是其技术和商业上的一次尝试，当高通总部决定关掉服务器业务时，华芯通的技术来源就成了无水之源；此外，贵州不是产业发达地区，从产业基础、经济实力、人才资源等方面来看，做服务器芯片实在勉为其难。第二，从合资公司的组织架构来看，虽然注册的总部在贵州，但实际的研发、业务等均在北京，对贵州的贡献和影响比想象的小，政府领导调整之后，考虑到高通服务器的竞争能力，自身业务的变化以及华芯通对贵州的贡献后，做出了关闭的决定。”

多位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与顾文军的看法大致相同。一位长期从事集成电路行业的人士认为，高通与贵州政府的合作，本就是为了避免反垄断，而贵州方又极度依赖于高通的技术，因而双方之间的合作很容易崩塌。

“华芯通这个失败的商业案例，说明当时双方合作的时候考虑的不成熟。”一位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华芯通选择了难度系数大的高性能服务器芯片，高通关掉了服务器芯片业务，贵州方面技术储备不足加之缺乏电脑服务器的芯片设计人才，该合作就不可能有下文。

上述长期从事集成电路行业的人士还表示，在目前英特尔X86所统治的服务器市场，ARM阵营最大的问题是服务器生态比较难建立的，这是很难突破的壁垒，“就如英特尔切入 手机 生态圈一样困难。”

数个芯片合资企业踩雷

前述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ARM架构服务器芯片市场潜力巨大，但要面临资金、技术壁垒、生态壁垒等多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华芯通并非首个“踩雷”的芯片合资企业。

以格芯（成都）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芯成都”）为例。去年10月，美国晶圆代工企业格芯修正成都12寸晶圆厂 投资 计划，取消对该项目的一期投资。

今年2月，一名自称格芯成都厂的前员工在 微信 上爆料，指出格芯中国成都厂内部设备已经一一出清，同时在2018年格芯停止一期的投资之后，之后第二期的FDSOI生态系统建设也已经停摆。

工商信息显示，格芯成都于2017年03月16日成立，注册资本11亿美元，属于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方为 GFASIAINVESTMENTSPTE.LTD.和成都高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二者分别占股51%、49%。其中，成都高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 金融 局的子公司。

前述长期从事集成电路行业的人士称，地方政府为求业绩以大笔资金吸引外资落地，但外资合作方却很少将最先进的技术放在国内，因而这些合资项目很容易受到外资方的影响。

在顾文军看来，华芯通与格芯成都存在类似的地方，即：均为外资与地方政府合资企业，依靠外方的技术。而出现问题的原因皆为外资方在合作时出现策略变化。“在诸多问题前，贵州方认清自己实力的不足，关闭企业，在更大的风险面前及时止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顾文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于惠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