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中国经验 华为小米等科技企业收割印度红利

李涛搭乘航班降落在印度斋浦尔机场的时候，发现这个印度城市的空气比去年同期更差。新德里的空气比斋浦尔更糟，他说。

这不妨碍他对这个蓬勃发展国家的热情。作为APUS的CEO，李涛对印度钟爱有加，这里已经为该公司提供了数千万的用户，成为该公司难以忽视的市场。

印度庞大而年轻的人口结构、移动 互联网 的方兴未艾，为中国的 科技 企业提供了复制本土经验的可能。华为、小米、APUS以及OPPO等都在这里找到了壮大的土壤。中国的企业家打量印度市场，仿佛看到中国走过的来时路。跃身其中的企业家觉得印度“处处是坑”，但只要有冒险精神并小心翼翼绕开陷阱，这个市场往往能带来意外之喜。

   印度故事

过去的两年里，李涛以每季度一次的频率往返于印度和中国。APUS Group的印度办公室设于古尔冈，这个在印度以移动互联网著称的城市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大约一小时车程。

自称“中生代 创业 者”的李涛尽管把总部设在了北京，但APUS Group从成立之初明确在战略上定位于海外市场的互联网公司，主力产品是APUS用户系统。

对于印度市场，APUS Group采取的是“小步快跑”策略。公司产品研发团队在北京，印度市场的早期推广却并非依靠自己组建的当地团队，而是依靠Google和Facebook等在印度市场占据流量入口的国际企业。

在用户获取上取得一定根基后，中国的团队才进入印度市场，“这样相对成本比较低”，李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今该公司在印度市场已经获得了5000万用户。APUS Group得以跻身“10亿美元估值初创企业俱乐部”与印度市场的成功也密不可分。

对于中国移动设备和移动互联网企业而言，印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全球范围内，再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可以和印度相比。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印度人口为13.2亿，而其中很多是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市场调查公司eMarketer的数据显示，根据2015年的调查，印度城市 手机 用户中38%为20多岁的年轻人。

如果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个人电脑与移动手机双轮驱动，印度则更多是“独角戏”。受限于平均收入水平，个人电脑在印度的渗透率还不高。2014~2015财年，印度全国人均收入为87748卢比。电脑相对个人手机更加昂贵，因此印度移动终端快速普及，年轻的印度人首先接触的便是手机，或者说中国制造的手机。

国际数据公司(IDC)最新发布的手机数据追踪报告显示，印度智能手机在2016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17.5%，达到3230万台。联想集团由于合并了摩托罗拉业务，在该市场占据9.6%的市场份额，仅次于三星。小米则占据第四的位置。

最引人注目的则在于，印度第三季度的手机出货量为7230万台，这意味着将近有4000万台的功能手机市场。即便不考虑增量，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的迭代也将带来巨大的低端市场需求，这将为小米、华为的荣耀品牌、OPPO、vivo这些中国厂商带来机遇。

小米此前已经在寻求将生产实现本土化，而手机的制造商富士康正准备在印度的部分邦设立生产线，将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同样的人口大国印度。

李涛判断，印度移动互联网发展与3~5年之前的中国一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将出现暴增。

在第一财经记者走访的古尔冈、斋浦尔、新德里等城市，不时能看到荣耀、OPPO等的品牌广告。中国的手机制造商，在实现 商业 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印度完成向移动时代的过渡。

“四年前在这里也听不到太多中国人的声音，今天再来，这里遍地都是中国人的声音，太多中国人来这里做生意了。”李涛说。这其中不乏折戟者。“我知道很多公司半年就撤回去了。”

不熟悉印度市场的人，往往会因为对印度外包业务的印象，而高估其整体工程师水平。李涛观察的心得是印度“工程师的创新能力不够”。印度的互联网人才培养，得益于其服务外包业务。但缺点也很明显，“为企业做定制服务的时候，特别是大企业，需求是明确的，只需要来料加工就好。”李涛表示，“如果是像中国的2C业务，其实是创新的，需要自己想象的。所以印度缺乏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技术人才和优秀的产品经理。”

这意味着即便工资水平较低，但印度的工程师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要求。

“四年前在印度建研发中心成本是中国的百分之四十，现在是北京研发中心的百分之七十。”李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认为这是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的盈亏平衡线，超过百分之七十就不划算了，因为本土化的管理成本在印度比中国要高。”

中国模式

华为人的面孔出现在印度，比大多数中国公司要早。

从APUS Group位于古尔冈的办公楼层向上两层，就是华为的办公区。该公司进入印度市场已经颇久，早在1999年即在班加罗尔建立了研发中心。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华为既在印度雇用了大批本土员工，也向当地派驻了大量的中国籍员工。华为斋浦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该公司在印度已经有近万名员工。

华为的早期业务集中于通信设备，而非移动终端。在印度的手机终端市场，华为尚未取得优势地位，其市场排名落后于联想和小米，OPPO和vivo也已经在这个市场风生水起。

华为希望这种状态得到改变。在2016年9月，华为宣布与电子制造商Flex India合作在印度生产智能手机，并期待于次月实现一款荣耀手机的量产。

第一财经记者在斋浦尔的市区走访，在部分大型商场外已经可以看到荣耀品牌的大屏广告。

华为的做法是近两年的趋势，手机终端厂商和产业链相关企业开始把制造环节在印度完成。富智康集团(02038.HK)在201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其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厂房将于2016年下半年开始运营。富智康集团是富士康旗下公司，前者已经在印度为小米生产手机，以满足印度市场需求。

小米走线上，vivo靠地推。不管是打品牌、还是铺渠道、做售后，这些中国硬件厂商在中国市场已经驾轻就熟的打法，正在被系统地用于印度市场，并且已经尝到了甜头。

在李涛看来，中国企业家在印度复制成熟经验分两种。一种是将业务扎根在印度(APUS Group、小米、华为等都在此列)，另一种则是更“轻便”的打法： 投资 印度的科技公司。后一种打法，就包括了阿里巴巴集团投资的印度移动支付平台Paytm、携程投资印度在线旅游服务领头羊MakeMyTrip等。

李涛认为中国企业家不难发现“在它(指印度)的跨越式发展中，哪些是可以跨域过去的，哪些是一定要经历的”。一些市场机遇显而易见。“只要是安卓智能手机用户，一定会用到桌面、清理、浏览器、搜索、应用市场、安全等功能，这些就是中国厂商的机遇。”APUS用户系统在印度市场即提供这样一个all-in-one的解决方案。

那些在中国市场未能达成的目标，也往往会在印度落空，比如品牌。

在中国的手机市场，3000元是本土品牌的天花板。在此价位以上的市场， 苹果 和三星是绝对的主导者。此价位以下，甚至更低端的千元机市场才是本土品牌的天下。

无法向高端转移，一方面对利润率形成压制，一方面意味着难以形成稳固的品牌认知和用户黏性。印度品牌的崛起，与中国厂商在中低端手机市场形成竞争。李涛仍然记得四年前初次来印度与Micromax公司商谈合作的时候，“Micromax不过是年产百万本土小厂商”，如今其年出货量已超过千万，成为印度最大的本土手机品牌。

Micormax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印度的手机品牌已经接近500个，而主导高端机市场的是三星和苹果。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长驱直入，印度本土创新企业五味杂陈。第一财经记者接触的印度的部分孵化企业认为，过度的开放妨碍了该国创新企业的壮大。

印度孵化器企业91springboard创始人Pranay Gupta不无羡慕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保护主义有利于创造本土大型公司，这会令整个生态系统更加强劲，因为随着这些企业的IPO，将为VC的投资创造更多的退出渠道，并购与投资机制能够形成有效闭环。

莫迪效应

中国的企业家看待印度市场，就像看到自己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更清晰，但并非没有风险。

在第一财经记者印度考察期间，恰逢莫迪政府暂停了500卢比(约50元人民币)和1000卢比旧钞的流通。这一政策宣布于11月8日，并于当日午夜开始实施。莫迪这一政策旨在打击黑钱，尽管为普通人留出到银行兑换新币的缓冲期，但却为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因为企业多有留存部分现金以应对突发需求的习惯。

这一极不寻常的举措展示了莫迪政府在实现既定目标、干预 经济 活动时的决心和效率。阿里巴巴集团投资的印度企业Paytm在该政策的第二日即在《印度斯坦时报》刊登头版广告，盛赞莫迪采取的是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胆”的 金融 举措。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影响更深远的莫迪政策则是其2014年上台后力推的“印度制造”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为印度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升本土制造业能力。

制造业，一直不是印度的强项。在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印度扮演着初级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了矿石、塑料和棉花等;而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产品则更多是电信设备、电子器件等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印度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据中国商务部援引印度《经济时报》的消息，在印度的2016财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此前一财年的484亿美元增长至526亿美元。

越来越多的中国手机厂商开始在印度落地制造环节，既是贴近消费市场的举措，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响应莫迪的政策号召。

基础设施不完备、复杂的税收体系、跨邦贸易手续繁琐等问题，使得印度整体的营商环境并不令国际投资者满意。但莫迪政府确实在做出改善性举动。在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营商2017：平等的机会》报告指出，印度在过去一年中正在加快努力以改善商业环境，并在地区监管框架等方面做出改革。

印度沸腾的经济、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中国企业而言意味着机遇，中国的科技企业领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与中国相似之处，经验可以复制。虽则如李涛一样的企业家说来到印度“是在无边的黑夜中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走的每一步都是坑”，但他不但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这当然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应对印度的“气候”，就像李涛每次从北京飞新德里，口罩“随身必备”。

【 来源： 第一财经        作者： 彭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