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实验室解散，非虚构写作完了？

“似乎的确是过时了”。在今天，《刺猬公社》报道ONE实验室团队解散、以李海鹏为首的原团队成员已经全部离职的消息传出以后，我的朋友圈里关于特稿的悲观情绪一下弥漫开来。

作为一名前新闻专业的学生和从业者，我身边很多同学和朋友一直把非虚构写作视为新闻写作的“圣杯”。

尽管存续时间只有半年多，ONE实验室在诞生时已经被认为中国最好的非虚构写作组织之一，原因在于它集结了一群在中国最令人瞩目的特稿记者和编辑：被认为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特稿《举重冠军之死》的李海鹏、《太平洋大逃杀》的作者杜强、《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的作者林姗姗等。某种程度上，ONE实验室是“圣杯”的外化。

在已经发布的十几篇作品中，ONE实验室只有一篇《生死巴丹吉林》成功卖出版权，在变现速度上难掩客观。同时，他们也没有实现成立时的构想：反哺老板韩寒创立的另一家更著名的公司，亭东影业的影视创作。

随着标志性的组织受挫，对于非虚构内容 商业 化前景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娱乐工场的 投资 副总裁麻宁表示，她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朋友正在给某个非虚构公号写稿，ONE这个新闻一出来，他们老板紧急打电话给主编要求：‘放弃这个号，停止运营’。”

实际上，非虚构写作及其前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糟糕。ONE实验室的前负责人林姗姗在今天上午发布了一条征集新工作室名字的朋友圈，表示原班人马还将作为集体存在，并且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计划。

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下，ONE实验室300多人的读者群已经刷满：“会一直等你们”。

其余非虚构写作组织也在继续着自己的 创业 进程。《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始人雷磊宣布了之前已经完成的一轮1200万元融资，手上有三个正在进行中的影视项目。新一轮融资也在推进之中。

根据《三声》的了解，随着网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的走红，影视市场对于现实主义题材故事的渴求并没有下降，几乎每周都有导演或者编剧上门，寻求《真实故事计划》的改编授权。

金汤匙

林天宏

在一些 媒体 表述和爱好者的尊称中，ONE实验室的记者团队被誉为“梦之队”，而《霾困北京时》、《北京零点后》、《东莞制造》等直到现在还经常被翻出来的特稿作者也陆续被搜罗进团队。

和所有的内容产品一样，“爆款”的成就需要运气，即使是同样的作者也不一定能取得和之前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结果。

ONE实验室是国内第一个拥有“事实核查员”职位的媒体。事实核查员刘洋需要从第三次修改稿开始就进行事实核查（有时可能会有十个版本），在几十个小时的录音中和几十万字的资料中寻找和几万字的稿件中提及的事实对应的话语——可想而知，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非常专业的技能。

精耕细作和不计成本是ONE实验室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也是这个品类的内容生产者引以为傲的部分。

虽然人数只有10人，但顶配级别的人才并不便宜。选择这样的团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生产最优质的现实题材的影视剧本。林天宏在上任时曾经对媒体说，“有人想拍中国现实题材时，我希望他能第一个想到与亭东文化合作。” 他还提及，当时ONE实验室的故事授权都是百万起价。

林天宏是李海鹏在《人物》杂志多年的搭档，在今年3月份加入ONE实验室所属的有树（亭东）文化，负责协助李海鹏管理ONE品牌的整体内容业务，以及影视项目的前期故事与剧本开发。ONE实验室则直接向李海鹏汇报，由林姗姗负责。如果从生产的链条看，林天宏负责链条的下端。

很遗憾的是，从今天看来，当时的“那一场美好的仗”并未能由这支团队达成。媒体人孙旭阳评论道，ONE自采稿的难度其实很大，想确保质量，就必须雇更贵的人，花更长的时间写稿，但商业变现又因此变得更难。

实际上，ONE实验室遭遇的挫折，并不代表非虚构的商业路径走不通，只是可能分支和大机构的诉求无法达成一致，出来了就可以自己决定怎么走。

在复盘韩寒的商业体系时可以发现，目前其生意和变现的重心在于自己的电影创作。相比ONE实验室的内容，亭东影业计划中的主要作品依然是韩寒自我风格和自我IP。换句话说，亭东最重要的商业半径尚且无法直接消化ONE实验室生产的非虚构作品，而版权售卖相比之下又需要满足另一个市场的逻辑需要。

李海鹏已经在朋友圈宣布，ONE实验室解散的原因在于自己在一个多月前提出的辞呈。而原团队的大部分人，都会“作为一个整体”继续从事非虚构工作。

“不用担心，现在的世道怪，写东西很赚钱的”。

“别把非虚构拔得太高”

和“潮流”相违背的是，《真实故事计划》最近扩张了自己的团队，开了一条新的特稿“产品线”，以作为他们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坚持生产下去”，在《南方周末》和《GQ》特稿部门的从业经历让雷磊相信深度调查和故事结合起来的力量。

去年优步中国正式宣布与滴滴合并，《智族GQ》重发了雷磊撰写的关于滴滴公司的特稿。雷磊向《三声》记者回忆，那时他采访了50多个人，在滴滴“趴”了一个多月。

正是在那个时候、通过那样的经历，雷磊发现了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很多事情，坐在家里是编不出来的。不去问问滴滴的前台，很难知道在最开始员工们在程维的碗里抢饭这样的细节。”

“我一直觉得人们对于非虚构有两个误解，首先特稿其实只是非虚构的子集，非虚构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传记、个人故事集，当然还有特稿等，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第二就是人们把特稿拔得太高，其实生产特稿可以做得很奢侈，也可以做得不奢侈。”他认为，要一个文体要让更多的人读和写、参与进来才有价值，特稿不应该是限于极少数人的内容。

《真实故事计划》的第一篇特稿写的是有关阶层的故事。作者姚璐之前供职于《人物》杂志，她采访了5个收入和背景差异都不小的家庭，写他们对于下一代教育的选择，描绘这些受访者对于阶层变动的焦虑。

这也是和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一个定制合作。雷磊介绍，“我们采访的都是这家机构的一些学生和家长。虽然内容是从这一家机构产生的，但稿件里讨论的依然是严肃的议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告。”他们最近一个多月才开始尝试这样的定制合作业务，对接的客户有麦当劳、天猫等。

除了提供定制性服务以外，故事本身创造的价值依然可观。首先是在流量上的体现，《真实故事计划》的另外一篇特稿《衡水中学的反叛者》在公号上就有接近百万的阅读，全网过千万。《真实故事计划》的公号本身的粉丝已经有70万，雷磊计划年末要达成百万粉丝的目标。

《真实故事计划》一直采取的是和作者共生的生产模式，在集合了一大批有意愿写故事的作者后，再用团队中的编辑去服务这些作者，同时提供有竞争力的稿酬。目前他们有过半的故事依然来自于UGC用户，剩下的则由签约作者进行。《衡水中学的反派者》这篇稿子，作者就是两名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在和编辑的协同合作下，采写出了“爆款”。

其次是他们两个月前出的故事集，一个月卖出2万多册。一名图书编辑评论，“好内容就是赚钱的”。

“我们目前过得还是挺好的。”这句话雷磊说了好几遍。对于他们而言，变现渠道依然多样和畅通。他们现在授权出去的故事里已经有3个项目正在筹备中，两个是院线电影项目，一个是纪录片项目。同时，他们也成功获得了来自宸铭 传媒 1200万元的A轮投资，用于构建自己的小型影视团队，在编剧上进行更多的尝试。

“的确，新闻和编剧两个行当隔得还是挺远的，但不能说我写完了一个故事‘啪’的扔过去不管了，那别人随便改也就改坏了。还是要推动两个行业进行结合。如果非虚构作者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编剧中的话，其实能保留更多真实故事的质感和时代的气息。”

“特稿团队首先是要搞懂自己的商业模式”

作为投资人和前媒体从业者，麻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和国内的特稿写作组织进行了持续的深入接触。

接触的理由首先是特稿能够吸引的用户。“近几年，消费升级和中产阶级都是很火的两个概念。非虚构写作是非常中产趣味的阅读，像《GQ》的国外版也是做给标准中产人群看的，我判断特稿的读者是相对有购买力的一波人群。看上去，它应该是一个“离钱近”的事情。”

她个人也认可优质非虚构内容的竞争力，“就拿蔡崇达的《皮囊》来说，在当下实体书出版不景气的年代，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在国外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备受欢迎，在韩国就有《素媛》《那家伙的声音》等作品，国内也有《亲爱的》和《解救吾先生》。

但她很快发现，非虚构作品至少在目前由于开发周期、审查环境和市场接受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变现并没有她估计的理想。麻宁十分赞同36氪总裁助理张卓的观点：“这里面也有从业者本身职业性匮乏的问题。（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通过商业模式推导自己的生产模式，然而现在许多特稿团队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商业模式。”

“在特稿创作和开发这条产业链上，其实涉及许多环节的从业者：出版业、影视行业、动画漫画、发行行业、周边开发、 游戏 、甚至线下实景娱乐。前几年IP剧大热，以《盗墓笔记》为例，就有实体书、电子书、有声书、舞台剧、电影（不止一部）、剧、密室逃脱、各种各样的周边产品、动画漫画、游戏。而特稿现在受到的关注度还不够高，被开发得也不够充分，这里面还需要很多相关从业者的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政策、市场层面的进一步向好。”

林天宏在朋友圈表示，“非虚构写作的商业价值必须也只有进入影视开发环节”，但他也强调，非虚构和编剧是两个行当，只有和专业编剧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专业人才的最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非虚构在故事创作时的确具有无法被取代的力量。

来源：罗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