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现金贷市场可能沦为了一个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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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现金贷市场可能沦为了一个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民生银行行长洪崎,2011年12月1日。

洪崎还来了一句:“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

因为这几句话,耿直的洪崎一度霸占了好几天的财经头条,并引起又一波对银行的口诛笔伐。

洪崎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底气的。2011年那会,是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经历了坏账剥离和股改上市之后,适逢“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货币放水、信贷井喷、 经济 火热,银行财源滚滚,业绩格外靓丽。

2011年全年,中国 商业 银行整体盈利首次超过1万亿,同比增长率高达36.3%,创下历史新高。

洪崎行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小心说了这句: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

之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从2012年开始,银行的业绩就一年不如一年。2012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腰斩至18.9%;2014年跌破10%,过去两年盈利增速分别为2.43%、3.54%。

与之相对应的是不良率的回升。2012年的时候,商业银行不良率进入历史最低水平,不到1%,之后就一路上行,去年末达到1.74%,不良贷款余额1.5万亿。

这只是行业整体情况。很多小银行,包括上市银行,甚至出现了利润负增长。这还是在不良贷款率被普遍认为低估的情况下实现的。

现金贷繁荣

目前做现金贷,或者说 互联网 次级贷款/高利贷的很多机构,在内心底,是不是也有点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了?

眼下的 互联网金融 / 金融 科技 业界,还有比现金贷更加火爆的吗。

最近,中银消费金融公司最新公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银消费金融营业收入为20亿元,同比增长到132.7%;净利润为6.4亿元,同比增长190.9%,并且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盈利。

腾讯旗下微众银行近期公布:截至2017年4月末,该行注册客户已达2749万人,总资产520亿元,管理贷款804亿元;前4个月收入18.6亿元,净利润仍达5亿元。2016年全年,该行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4.01元。

财务业绩飙涨的背后,微众银行的一款名为“微粒贷“的现金贷业务飞速增长,上线两年来,这家银行累计放款量大约4000亿元,其中今年上半年放款超过2000亿元,单月放款量达到400亿元。

上市公司二三四五亦披露:今年上半年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4.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3.75%,主要系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的快速增长所致。二三四五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主要指的是在线现金贷款业务,品牌为2345贷款王。

还有某知名校园分期起家的平台,去年起全面转战现金贷,业内盛传利润丰厚、闷声发财。

现金贷的高利润,首先要归功于高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互联网高利贷;这不一定是贬义,毕竟互联网化了的高利贷要比传统的更高效和文明。

当前,就现金贷的综合借贷成本而言,最低的是某些持牌金融机构及蚂蚁金服(借呗)、京东金融(金条)等,年化利率大概20%-40%;再就是一些相对大型和知名的现金贷平台,年化利率通常超过50%;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小机构,如果考虑所谓管理费、砍头息等因素,年化利率超过100%甚至更高,极端者能够达到500%。

庞氏 游戏 吗?

高利息决定了高收入,成本呢?在现金贷的商业模式里面,其盈利主要受三个方面的成本约束:获客成本、资金成本和坏账成本。

随着行业竞争的激烈,获客成本正在快速上升;而在目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流动性偏紧格局将持续,资金成本还会面临上行压力。当然,拥有优质流量入口的机构,不必担心获客成本的问题;拥有金融牌照或者强势股东背景的,也不用太担心资金问题。

最关键的变量是坏账成本。坏账一方面来自欺诈,另一方面来自信用风险,尤其是多头(重复)借贷风险。

据百融金服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从申请次数来看,约56.5%的客户申请现金贷次数大于2次,其中申请2-5次的客户占比最高,达到36.7%;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中,在多家机构申请借款的人数占比达49.4%,在1家机构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仅占7.2%。总体看来,现金贷多头借贷现象较明显。

上述报告并称,许多现金贷平台因遭遇欺诈事件损失惨重,甚至在一些公司里恶意欺诈损失能占到整体坏账损失的60%;目前现金贷行业多头借贷占比近50%,且多头借贷导致的逾期数量占比(84.3%)要远高于在1家机构逾期数量占比(15.7%)。

获客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相对显性的,而坏账成本是不确定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如果多头借贷行为盛行,整个现金贷市场很可能沦为了一个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

只要现金贷平台不断增加,新的资金持续进场,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一旦坏账率达到某个临界点,或者监管大幅收紧,又或者资金高度紧张,坍塌就不远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本世纪以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先后爆发了信用卡危机,最典型问题就是多头借贷,表现为信用卡大爆炸,这像极了目前我国内地市场的现金贷热潮。

以韩国为例,2003年9月,韩国信用卡总数一度超过1亿张,信用余额超过1000亿美元,信用不良者数量超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2005年开始,台湾地区爆发卡债危机,当年末台湾金融机构共发行各种金融卡1.3亿多张;2006年全年,45家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信用卡收入为772亿元新台币,冲销坏账金额达1163亿元新台币,意味着当年的信用卡收入不足以对风险进行补偿。

另外,许多现金贷资产通过 P2P 等形式出售给了个人 投资 者,一旦现金贷出现大面积坏账,对投资人也是重大打击。

迷之大数据风控

面对坏账的担忧,很多人拿人工智能、大数据说事。

诸如:我们技术团队都是BAT出来的,我们的CTO是硅谷来的AI大牛,我们的CSO是华尔街资深高管,我们的模型很牛逼,我们的数据量达到了千万级,如此等等……

就差学习 马云 同志来一句:有了大数据,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

关于大数据风控,各位可以听听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徐华的观点。7月14日,在零壹智库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徐华表示对大数据风控整体持悲观态度,他提出了四点:

首先,消费信贷主要用户是一线城市的中下层收入群体,也就是打工者,这些人群在一线城市的生存很不稳定。面对这样高度不确定性人群放贷的话,大数据风控会有多大胜算?

其次,大数据风控起源于美国,主要针对正规征信系统覆盖不到的人群的小额消费信贷。所谓的大数据,实际上是垃圾里面挑食。而在中国,由于造假成风,正规征信系统的数据都千疮百孔,可信度不高。既然中国的正规征信数据质量差,大数据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

第三,大数据的风控机理,和中国文化存在冲突,其所依赖的理性主义文化不接地气。大数据隐含的假设是,人们的行为具有理性化得规律可循。而中国文化下的思维方式,走的不是这个路子。这很可能导致大数据风控所开发的预测模型不具有普适性。

第四,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另一个外在体现是讲法律重契约,而中国人没有这个文化基础。中国人的 社交 关系建立在差序格局和一种恩-报互动模式上,人们的诚信度与借贷双方互动关系的长期化高度相关,而且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高度混杂,这些都是通过大数据无法度量和解决的。

徐华写过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信贷风控的制度与文化》,不妨一看。

回到本文开头,洪崎在说出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时候,还说了两句场面话。他说,实体经济依然是银行的基础,一旦整体的经济系统性地出现风险以后,银行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洪崎毕竟是传统银行家,对于大多数屌丝出身的现金贷从业者,指望他们有这个觉悟,似乎要求高了点。

【来源:钛 媒体                 作者: 董云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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