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从《摆渡人》到《解忧杂货店》，“治愈系”是如何失效的
如果你还记得去年同期的《摆渡人》的大致剧情，那么你会发现《解忧杂货店》走的是和前者一模一样的步调： 本想熬一锅“治愈”的鸡汤，最后却硬给观众灌了满腹“致郁”的砒霜。
从两部电影的核心设置，可以一窥鸡汤的锅底。《摆渡人》中的所有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生问题，都可以来梁朝伟的酒吧，摆渡人都可以为你解决；《解忧杂货店》中的所有人，不管遭遇何种忧愁，都可以把信投给杂货铺的成龙大爷，隔天收到他的回信。
“正因为是白纸，所以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满了无限可能。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这是《解忧杂货店》片尾三个主角收到的来个解忧爷爷穿越25年的回信，也是电影所主要传达的旗号。
不难发现，王俊凯、董子健、迪丽热巴三人深谙“何以解忧，唯有写信”之道，三人不断地在重启的解忧杂货店里，前门收信，后门回信。试图为电影中的失意人解忧，也为荧幕前的观众“解忧”。
毒鸡汤盛行的年代，《解忧杂货店》的四位编剧还停留在《小学生作文精选三百篇》里不肯醒来 。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当下的电影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的态度和方式已经根本转变，试图通过“心灵鸡汤”式的文本表达来获得观影认同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熬鸡汤本没有错，但熬的时间太长也就馊了。本应该是三段相互联系且指向共同的叙事主题的故事，但每一个主人公的故事片段却缺少了一种贯穿其中的逻辑，使得故事之间以及每个单独的故事都很破碎，失去了完整性。
我们还意外的发现，好莱坞的超级英雄都来自于破碎家庭，而《解忧杂货店》的三位成功人士都来自收养孤儿的彩虹之家：万人瞩目的歌手张维维、东西方都赏识的画家张默、女版巴菲特郝蕾。 所以，总算明白为何自己庸碌了，是因为我们的家庭不够破碎。
简言之，《解忧杂货店》电影本身的立意和诉求是具备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在表达上过于依赖“心灵鸡汤”的灌输，忽视了故事本身和讲故事的方式，也没能对受众的心理诉求做出合理评估。
这当然也是目前日本IP本土化的一大通病：鸡汤变砒霜，治愈成致郁。
“孩童化”与“去历史化”的电影空间叙事，使得通往心灵慰藉之路越来越荆棘密布，甚至多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下场。对于眼下扎堆日本 IP的中国市场来说，对原著依样画葫芦还想赚一笔快钱，恐怕最终要郁郁而归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解忧杂货店》对于东野圭吾原著以及日版电影的致敬，可以说是 “用心良苦却成空”。 说用心，是电影截取的三段式故事，与原小说几乎是移花接木式的嫁接；说空，是三段故事除了嫁接后的水土不服外，还被抽去了“救赎”的内核，变成空有架子的“旧俗”，既古旧又俗套。
不妨来对比电影与原著的三个故事的异同：热爱音乐的小城青年的故事里，原著其父的工作室鲜鱼店老板，电影里变成可以接班的体制内工作；而解忧爷爷与杰克逊男孩的故事里，原著最后成为木雕工匠，电影里成为一名新锐画家；迷途的汪汪的故事里，原著里的她因为按照收到的咨询回复建议的学习 投资 而成为富商，电影里几乎一刀不改的把郝蕾塑造成了90年代“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中的佼佼者。
细节的高度雷同，不一定要怪编剧懒：现成的衣裳虽然不合身，但只要能遮羞便好。 真正让这三个故事变成“空心菜”的罪魁祸首是情感逻辑的抽离：解忧解忧，很多时候，观众既不明白演员为何而忧，也不知道这忧是如何得解的。
以热爱音乐的小城青年为例，李鸿其除了全程神似张若昀外，他对音乐热爱的表演，甚至还不如《缝纫机乐队》里来得真诚。 国内目前流行用李鸿其这样的演员饰演郁郁不得志的热血青年，侧面说明了选角导演们这辈子可能没见过啥音乐爱好者。
原著中，鲜鱼店老板的儿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杂货店老板写信，诉说自己在做音乐梦想和接手年老父亲鱼店生意的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而在电影里，尽管有着对父子情的刻画，但并未精确的点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千钧重量。七八岁的女孩秒懂心血写就的民谣，25年后每唱必哭。而最后孤儿院火灾的情节，也有缺乏铺垫刻意煽情之嫌。
解忧爷爷与杰克逊男孩的故事里，观众似乎不太想得通男孩为何离家出走。原著里，不愿跟欠下巨债的父母跑路的男孩，因为对父母心生责怨，觉得“无法再相信父母，尤其是无法再相信父亲，无法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们，因为和父母之间的心灵维系已经断了。”
这种心灵的孤独，在中国一定会被父母认为是装的，然后暴打一顿。 谁都会因为父母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而处理心爱物品而闹脾气。但是“离家出走，一去不回”，确实移植得生硬。
原著里，直到在小酒店偶然的闲聊中，长大的男孩才知道几十年前父母在他偷偷离开他们之后，就制造了三人集体自杀的假象，而目的就是掩盖儿子还活在世上的事实，保护好儿子现有的身份，以免遭到债主的追杀。知道真相后的他醍醐灌顶，后悔和自责涌上心头，是自己自私的逃走才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而电影中债主全部出车祸坠海了，父母为了保护孩子牺牲这一重要的戏剧冲突，直接被电影的四大王牌编剧给抹掉了。 敢问25年都不过问父母生死的秦昊，最后看到当年的车祸的时候哭啥呢？违反情感逻辑的剧情，让人觉得如坐针毡。
第三段故事中的股神郝蕾，用了一段近乎意淫的影像，展现了我国90年代 经济 起飞时机会的一视同仁：连舞女都通过解忧杂货店致富了，你还天天在QQ 里接啥漂流瓶？
治愈正变得无效
“治愈”衍生于日语词汇“癒し系”，始于1999年。这一年日本歌手坂本龙一发表的单曲以“治愈系音乐”为标签获得极大成功，治愈系风靡全日本，并成为该年度的流行词语。
很快地，治愈系便超出音乐范围，进入日本的学、旅游、影视、动漫、艺人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化工业体系。
治愈系在日本流行并非没有原因。普遍认为，日本9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财政恶化，社会发展陷入低迷，竞争加剧，工作压力加大。群体社会的崩溃中，传统家庭的功能也逐步丧失，个体在物化的人际关系中彼此疏离，也很难在家族和集体中获得归属和依赖，导致了自我迷失。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衰败的同时，中国正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人们通常认为年代以来的二十年，是中国崛起的二十年。外在的社会大环境为90后提供了优渥的生存环境。
然而与同世代日本青年需要的“治愈”不同，中国的90后一代需要的治愈，是更多的“忧伤”，如果可以逆流的话，最好汇成一条河。
这种“主动找不痛快”的情绪，在曾风靡90后的作品中都有过浓墨重彩：如郭敬明早期散文集《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小说《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韩寒的小说《三重门》；村上春树的系列叛逆小说.......
这也正是《摆渡人》和《解忧杂货店》这类电影对观众的“治愈”变得失效的原因：90世代这里，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丧”比“鸡汤”来得补人。
除了国情的对接失效外，《解忧杂货店》的情感输出也显得极为单一。王俊凯的宣泄基本靠嘶吼，这与他在《演员的诞生》中的表现相差无几。台词功底方面，相较于灾难性的《长城》，他已进步到了戏剧学院学生的水平，但这仍不足以应对“解忧”之重。
常改常坏的日本IP
早在《解忧杂货店》官宣翻拍之际，就有 不少人担心会不会是又一部《深夜食堂》。看来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它只是又一部《摆渡人》罢了。
《深夜食堂》《麻烦家族》《嫌疑人X的献身》……近来，国产电影电视集中涌现出一批由日本 IP 改编、翻拍的作品。在台词、服装等方面对原作进行高度复刻的同时，多数“翻版”作品的人气、口碑却与原作形成了鲜明反差。
常常怀疑国内翻拍的目的不在翻拍，而是为了反衬原版的好，如同中世纪的欧洲贵妇出门郊游租一个丑姑娘对比一样。
为什么日本 IP 一时间成了国内影视圈哄抢的“香饽饽”？除了现成的好剧本以外，寄望于搭一把“粉丝效应”的顺风车，是众多影视公司选择翻拍、改编这些作品的共同考量。
不难发现，被相中的IP 在中国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基础。比如东野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自从 2014年被引进后，连续 3年蝉联各大图书畅销榜前三甲，而其早年的代表作《嫌疑人X 的献身》更是被奉为日本推理小说的经典，长销至今。近来被接连翻拍的《深夜食堂》《问题餐厅》《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也皆是高口碑的热门日剧，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均在 9 分上下。
另一方面，在眼下如火如荼的 IP 热潮中，国内知名 IP 的价格水涨船高，这也是不少公司转向海外寻觅的原因。日本松竹电影公司全球战略开发室高级经理三木学曾经公开表示：“日本小说和电影版权的价格很难一概而论，但几千万日元的价格范围还是合理的。”相比于此前《琅琊榜 2》和《如懿传》1500 万人民币一集的天价，日本 IP 的性价比显得高了许多。
尽管眼下改编自日本 IP的影视剧层出不穷，但反响大多不尽如人意。国产电视剧《深夜食堂》遭遇几乎一边倒的差评。剧中黄磊饰演的店主穿着日式服装，在小居酒屋中一口一句“料理”地招待中国吃客，让观众直呼如此生搬硬套“太尴尬”。
同样遭遇口碑“滑铁卢”的还有电影《麻烦家族》，虽然有李立群等“老戏骨”撑起演技，无奈在角色设置、对白乃至每一个笑点上，都跟山田洋次的原版几乎分毫不差，让人不禁吐槽“不是翻拍，是翻译”。
一个重大的误区在于，片方买进 IP 时只关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却忽略了原作独特的文化语境。 像《孤独美食家》《深夜食堂》等日剧，都是以日本上班族常常一个人吃饭的社会现象为底色，再衍生出的温情故事。
脱离了这一底色，所谓“温情”也成了无本之木。试想，中国人的《深夜食堂》为何不撸串儿？而苏有朋翻拍的《嫌疑人》里张鲁一为何不叫美团外卖，反而天天买便当？
跨文化翻拍IP成功的案例并非没有，经典如黑泽明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电影《乱》便另有风姿。 但如果我们继续对着这些日本IP进行自助餐式的倒卖，《解忧杂货店》绝不会是最后一部败笔。
来源：娱乐硬糖 作者：谢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