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钱、监管、抢市场，创业者如何适应中国特色共享经济?

如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守彬所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创业时代，我们非常艰难的爬到台风口，突然发现那已经有一堆猪了。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只有有限的几只猪在天上翱翔，绝大多数只猪都掉在锅里了。”在共享经济领域，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赶到风口，一批又一批的掉下去而不是飞上来。

共享经济创业者要如何应对政策难题?如何正确看待烧钱补贴?如何飞上去而不是掉下来?在Uber中国北区及西区总经理张严琪、宝驾租车联合创始人王梓冰、回家吃饭联合创始人谈婧在与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守彬的对话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以下内容来自虎嗅FM节的“共享经济在中国的成长指南”圆桌对话，虎嗅做了删减和编辑：

杨守彬：今天的主题是共享经济，很多人知道创业要找到台风口，台风来了哪怕你是猪也会被吹上去。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创业时代，我们非常艰难的爬到台风口，突然发现那已经有一堆猪了。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只有有限的几只猪在天上翱翔，绝大多数只猪都掉进锅里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几只依然在天空翱翔的猪，一起跟我们探讨共享经济。

就像我们去北大，北大的保安问我们的你是谁、你去哪、你去干什么，首先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王梓冰：我叫王梓冰，来自宝驾租车。宝驾租车是做P2P，也就是共享租车。我们的商业模型与Uber的区别是，我是把我的车给你开。

张严琪：大家好!我是张严琪，其实我们不是租车的，是个平台，车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大的业务，之后的想象空间蛮多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谈婧：大家好!我叫谈婧，是回家吃饭联合创始人。在分享经济众多的猪里面，回家吃饭应该说是一只最年轻的小乳猪。我们跟前两位车的领域不一样，我们是家庭厨房私房菜的共享平台。在座有很多白领，有的时候很想吃妈妈做的饭，但因为北漂妈妈不在身边，而你们可以通过回家吃饭APP点到别人妈妈做的饭。

我们共享的是什么呢?很多在家里的大爷大妈，可以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做饭，我们通过比较方便的快送，送到白领手中，让他们比较容易的吃到百家饭。

　　 如何看政策难题?

杨守彬：不管是Uber还是宝驾还是回家吃饭等等，共享经济在各个国家，尤其在中国都会面临一些政策问题。怎么理解共享经济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被质疑过程中是怎么解决的?

Uber：政府没有对Uber“特别”对待

张严琪：首先，怎么定义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有个词叫共同探索。共享经济就是为了效率的最大化利用，我觉得用“质疑”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我们这个行业更多的是解决出行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对Uber来讲我们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有很多跟政府沟通和合作，共同解决出行的经验，来到中国也是这样的思路，把我们的经验、思路、技术，在中国市场上解决大家的问题，共同探索，围绕共同的目标，解决出行的问题。

杨守彬：前段时间滴滴跟上海政府探索出了第一张租车拍照，Uber探索到什么程度呢?

张严琪：那个新闻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新闻，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当然，在这个共同探索的道路上，我们是共同迈进的，这对行业是个好消息。

杨守彬：在其他国家，Uber也会遇到中国这样的政策限制或管制吗?

张严琪：每个国家不一样，在我看来，相比较政策的不一样，更大的不一样是来自于当地交通和当地文化接受的程度。比如，印度都是用现金的，这就跟我们提倡无现金的体验有冲突。所以，这种商业和文化上的挑战其实是更大的。

杨守彬：没记错的话，Uber在广州被限制，出现一拨司机罢工，这个事情后续是怎么协调和和谐解决的?

张严琪：其实没有限制，我们有一个沟通的过程，当然有些朋友圈中说被约谈被限制，其实并不定是真实情况。任何政府行为，都不是针对某一家的。

杨守彬：绝对不是只针对Uber。

张严琪：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行业的共同情况，并没有对Uber特别的对待。

　　 宝驾租车：P2P租车门槛不是政策风险而是信用机制

王梓冰：回答守彬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尴尬，因为守彬是宝驾租车的天使投资人。其实很简单，宝驾的模式并不违背中国的《物权法》，我们做了一年半了，遇到的门槛其实不是政策风险，有法可依。但是，政策上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正大光明的几个字，你把你的私人财产出租，特别是汽车出租，符合中国道路运输的行驶规定，只是没有明确点出而已。

今年我们跟政府开了一个大会，针对所有租车行业，宝驾租车建立了一个征信平台，评定租车人的信用等级。这在中国是一种信用消费，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建立在政策的风险上而形成门槛，而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

回家吃饭：创新都会走在政策前面

杨守彬：车、房这些共享国家还管一管，对于吃饭国家还管吗?

谈婧：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回家吃饭这个模式还比较新，所以政策问题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任何的创新都会走在政策前面。

杨守彬：事实的发生往往在法律之前?

谈婧：对。飞机刚出现的时候，肯定没有一个法律规定飞机的飞行规范，慢慢的才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后来出现了互联网，现在这方面已经有政策出现。共享经济，只不过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件，我们也会非常配合的和各个政府机构探索，通过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让我们这个新兴行业发展壮大。同时，我们也跟宝驾租车一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在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家厨都有卫生准入我们都会定期排查。

杨守彬：如果吃自己妈妈做的饭，吃出什么问题法律上都没有什么要求，但如果吃别人妈妈的饭，吃出问题法律上就有问题了。

谈婧：所以我们会严格管控，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安心计划，买了一份保险，保证大家的安全。

　　 共享经济的三座大山是什么?

　　 最难做的是拆掉中国消费者思维上的那堵墙

杨守彬：电子商务刚在中国的发展，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三座大山：信任、支付、无赖。车、房、饭的共享，在中国的发展会面临哪三座大山?或者哪些障碍需要企业共同开创或者共同解决的呢?

张严琪：我觉得可能没有三座那么多，只有一座，就是用户思维方式的转变。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在西方国家，一个去酒吧的消费者，他通常会在酒吧买一小杯酒，而在中国的酒吧里大家都会买一瓶，买小杯酒的比较少。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亚洲文化里都是喜欢拥有，或者占有，不管车也好、房子也好，有了才踏实。

但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到现在，车的数量、房子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了，满足大家生活的出行和住的需求已经蛮充裕了。所以，接下来的大山也好或者瓶颈也好，是大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占有欲这样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享有。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共享经济的思想基础我觉得就已经打好了，这样的社会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效率，所有的资源才能更好的利用，减少浪费。

杨守彬：最主要的挑战就是要拆掉中国消费者思维上的那堵墙。

张严琪：这是底层思维上的转变，但这是亚洲的文化。

王梓冰：也是意识形态，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80后我们从小唱一首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知道独生子女这一代的思维还是什么原因，都觉得这东西就是我的，我不能给你。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除了老婆不能共享，还有什么不能共享的?但有人跟我说，你保守了，都可以共享。

由此可见，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租车在中国是个信任消费，信任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在平台上租一辆奥迪A6，一天的租金只是它的残值的万分之十四，但每辆车在平台上付的押金是不一样的，从2万起不到10万，很多人的信用额度不足以支付这辆车的押金，所以就造成了需要你提供更多私人财产的资料给我。

比如你的财产证明、在职证明，说我租辆车怎么这么难啊?但换个角度，如果你是车的车主，拥有这么昂贵的私人财产，肯定希望信息更透明，希望我的车安全的被租给了某个人。前几天我在跟阿里交流的时候，阿里共享汽车业马上要出来了，大家以后买车不用钱了，而是给你一个租约。

杨守彬：万科前两天也出台了以租代售方案。

王梓冰：对。这辆车是你的，你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把车租出去。这样，就不担心我的车丢了，走到哪都能定位，除非你把车全都拆了。我相

信，犯罪成本会越来越高。

所以基于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它需要一个时间。我们每个企业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不停跟大家灌输共享经济的思维。我们平台上最主要的消费人群，80后、90后，很多车主一次性投资了10辆车、5辆车，10万块钱一台，只要有牌照就在宝驾租车平台上租出去。我相信，8个月、10个月以后，共享经济在中国会掀起另一波浪潮，我希望我们还能走到那一天。

杨守彬：就像马云解决了信任问题创立了阿里巴巴和淘宝，解决支付问题创立了支付宝，解决物流的问题创立了菜鸟。谈婧，你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谈婧：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信任，如何迈出信任的第一步很重要。我们发现，很多人说不信任，不想坐陌生人的车子，不想吃陌生人做的饭。但一旦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后面愈发不能。

现在出门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打个Uber，这个门槛已经完全被跨越了。对于吃来说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平台上发生的一个例子，是一个80后的小姑娘，北漂在北京，平时跟周围的大爷大妈也不认识，也不会产生信任。有一次她拔牙了，三天都不能吃硬的东西，于是她点邻居大妈做的一个南瓜羹，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大妈就发了一个短信说你每天吃南瓜羹都吃不饱，今天我给你做稠一点。她就非常非常感动，北漂了这么多年有陌生人会这么关心我。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信任基础是存在的。只要我们要做的是让他知道，你有这样的选择，有这样透明信息的平台，当他做出第一步的尝试后，就会去选择信任。所以，我也对共享经济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补贴是共享经济的标配?

模式首先要站得住脚，然后再谈补贴

杨守彬：今天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大堆项目都在补贴，你们补贴过用户吗?补贴了多少?补贴的效果怎么样?

张严琪：承接刚才那个问题，实际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事情，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习惯上的改变，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这在亚洲国家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国内，任何地方开个店都有开业大酬宾，我们肯定是要有补贴的，否则用户不会去尝试使用，根本就不会有第一步。

但习惯的改变是有个过程的，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全部改变过来是需要时间和资源的，现在重要的不是有补贴，重要的是Uber模式已经在其他国家被证明可以成功。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并且也有资源，来中国继续做这件事情。

王梓冰：我们补贴是无奈，就像刚才说的，第一次之后会欲罢不能，租车是刚需，用户租车并不是玩玩儿，而是有刚需需求才会第一次租车。

租车是个信用消费，他恨不得把你祖宗三代都调出来，所以我们补贴是第一次的用户，让用户敢于尝试把车子给你开，只要你勇于尝试了第一次，之后的事情交给我做，这是我们愿意维护的一个原因。

杨守彬：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要烧钱烧死竞争对手，谈婧你们作为刚做共享经济的，补贴了吗?

谈婧：我们补贴的比较少，我们考虑商业模式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吃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只在中国存在，美国有了Airbnb、Uber，为什么没有出现吃的共享?因为有文化差异，中国人很注重吃，再加上中国的人力成本非常低，于是我们觉得在中国首先开始尝试这个事情，是能够占得主脚并且有盈利空间的。首先要保证你做的这个事情模式是走的通的，补贴只是一种补充。

所以，我们的状况还是比较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会跟所有的共享经济一样，为了吸引新客户第一次尝试，也会有一定补贴，但整体补贴还是比较少的。

杨守彬：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在共享经济台风中依然在翱翔的三只猪跟我们分享共享经济的问题。

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