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韩寒 一个原子弹式的浓缩读物，如何做到三千万装机量

　 一

2014年初，我开始在博客写一些短故事。我从没奢望发表。那些故事除了偶尔在朋友之间传播，我猜并没有其他什么人能看到。但那年4月某一天下午，我在博客后台接到一条留言。留言的人叫金丹华，他介绍，自己是《一个》杂志的编辑，觉得我有几篇文章挺有意思。

我很早就知道《一个》。印象里，那是个打着韩寒烙印的文艺杂志。我身边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是韩寒的铁粉，他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的APP。我很高兴金丹华找上了我。

金丹华是韩寒的高中同学。在韩寒最早的杂文集《零下一度》里，曾经写到过他，昵称“蚊子”。而那篇文章，我初中时正好读过。他留言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微信上聊得很投机：我们喜欢同一只欧洲足球队，微信头像都是那支球队的队徽。然后他跟我要去几篇短文，介绍了发稿的大概时间。

我发表在《一个》的第一篇文章是个不到三千字的小说。那年九月，作为我的编辑，金丹华又鼓励我陆续发表了两篇。秋天的时候，我决定前往上海，去《一个》见见他。编辑部在闵行区，一个名叫苹果园小区的别墅里。办公室在别墅二楼，排了两个房间十几张工位，三层阁楼的阳台是一块休息地，里面扔了一只足球。

金丹华大概一米八的样子，长年踢球，很结实。他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编辑。在三楼阳台上，编辑们抽着烟，一边把皮球踢来踢去，一边互相调侃，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坏笑。看上去，这群人不像是在工作，倒像是几个大学生，逃课到了郊外，偷偷搞了一个神秘社团。

在那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执行主编小饭。那次，他好像留的是光头，点着烟，背靠椅子，笑吟吟地晒着太阳，脸上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坏笑，好像对手上的事情蛮不在乎，却又一直乐在其中。他生在上海郊区，最初参加过新概念大赛，也拿了奖，大学没毕业就去做编辑，一直在写小说。2010年，他加入了韩寒团队。

见面那几天，《一个》刚好又发了我一篇短文。按照惯例，文章末尾留了我的微博。出乎意料，文章推送不一会儿，我就不断接到读者留言，其中有一部分人的问题很相似：你是自己投稿的吗?甚至有人干脆把他的文章贴给我，委托我交给编辑。微信里，也陆续有几个朋友贴来《一个》的文章链接。甚至过了几天，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初中同学，突然在QQ里给我留言，也贴来文章，问我：名字和你一样，是你吗?

这种传播效果令我惊讶，但小饭们却只是笑笑。他们见怪不怪——那时，《一个》的app装机量已经超过了两千万，每天的活跃用户超过百万。

我们在阳台聊了一个下午。金丹华指着楼下的栅栏说，这里接待过不少人，不速之客很多。他说，其中有个小孩，翻墙进来，眼里放着光，告诉他们，为了文学，自己要退学——就像韩寒当初那样。

二

《一个》是韩寒办的第二个杂志，某种程度上，也是杂志《独唱团》的延续。《独唱团》的编辑部在松江，韩寒买的第一套房子里。

2010年，以书代刊的《独唱团》首期发行，50万册很快售罄。第二期稿子备好后，发行时间却迟迟不定。一天晚上，韩寒召集团队一起吃火锅。和以往一样，韩寒吃着饭喜欢站起来，走来走去，讲着段子。那天他穿了一身黑衣，吃到一半，突然若无其事，坐下来，轻声说，独唱团不做了。众人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愣住。韩寒补充一句，工资会照发半年到一年。

没人应声，气氛凝重。小饭轻声唱起了《送别》：“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时他刚开始学吉他，只会这一首入门曲目。大家跟着唱起来，执行主编马一木起身出门，买回两包玉溪，塞给小饭一包，小饭接到手里，觉得像接了一包散伙烟。

小饭是《独唱团》第一期的编辑，招他入伙的正是马一木。两人在静安寺一家咖啡馆第一次见面，马一木记得，小饭要了一杯啤酒。

马一木后来向我回忆，看到那杯啤酒，他当时就放下心来，觉得找对了人：“我喜欢跟有意思的人共事，我一看这人在咖啡馆里点啤酒，觉得怪怪的，很特别。”马一木也是被韩寒吸引过来的，此前，他供职于一家男士时尚杂志。

　　第二天凌晨，马一木发了一条微博：“岁月长，衣衫薄，同学们，就此别过。我爱你们。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坚信我们会重新回来。We’ll be back。”

韩寒当时还没开微博，他看上去若无其事，继续组织团队打游戏。打游戏的地方就在《独唱团》办公室，游戏叫《使命召唤》，当时还是局域网作战，打得最好的是韩寒。几乎每次，大家都要熬一个通宵。通常是先约一个晚饭，七八个人，吃火锅或者麦当劳。吃饭时没几个人说话，大家目的明确，填饱肚子，准备熬夜。

小饭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可复制的梦幻岁月——不用工作，“持币观望”，就等着韩寒做决定。小饭没打算走。他觉得韩寒做的事情没失败过，他信任这个团队。

但没人知道韩寒的想法。他是个看不出心事的人，话很少，几乎不传递负面情绪，即使是打游戏，也从来不说“打完这局睡觉”之类的话，总是鏖战到最后，别人不玩了，他才最后扔下键盘。

其他人也没走。韩寒请来了音乐人张玮玮做老师，希望组建乐队，自己做主唱。但这些人没几个五音全的，排练了两个月，乐队宣告放弃。马一木还记得，自己曾在客厅伴奏，韩寒把洗手间当录音棚，在里面唱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虽然表面上轻松，但是一种不甘的压力笼罩着团队。《独唱团》只做一期就夭折，后面两期的备稿都还存在电脑里。每次打开电脑，马一木就觉得，有些事情还没做完。

马一木曾在北京的印厂亲眼看着《独唱团2》停印，他觉得纸张浪费得可惜，萌生了做电子读物的想法。在电话里，他跟韩寒商量，“做一个原子弹式的浓缩读物。”

两人聊了几次，到了2012年4月，韩寒决定，做一个电子杂志。名字大家想了很久，韩寒起了名字《幼稚园》，被否掉。《一个》这个名字的来源，已经没人记得清。小饭隐约记得是韩寒：“这是他的风格。”

脱离了纸张，杂志继续开出高稿费：虚构类3000元一篇，评论类1000元一篇。上线后不久，统一改成了千字1500元，因为算稿费太难了——有些文章，既不是评论，也不是虚构故事，编辑们不知道怎么划分。

和《独唱团》一样，韩寒对文章的要求仍然是好看、有可读性。“韩寒唯一的反对是实验性的文本，他不喜欢文章过多追求形式感。”小饭回忆说，“感情的真实是第一位，反对无病呻吟。”

此外，或许《独唱团》的出版碰壁提醒了韩寒，他特意告诉团队，《一个》的文章，暂时不碰时政。

上线前，在苹果商店，根本没有类似的一款文艺阅读类app。因为没有参照，团队无法预测下载量。几个人在小饭家里，每人押了三百块，打赌第一天的装机量。小饭和马一木估测能破10万，数字往上抬，编辑金丹华最后估测到了17万。韩寒最保守，他认为不会超过10万。上线后，几人各自回家守着电脑，不断刷新后台数据。

第一天下来，《一个》的装机量超过20万。金丹华赢了900块钱。

　 三

《一个》在2012年10月8日上线，开篇推送了韩寒的《碎片》，他说：“以后有更多的小说，散文，评论，我写的，你所认识的人写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写的，甚至你写的。”

上线同时，杂志公布了投稿的电子邮箱。第一天起，投稿数量就在千封以上，一天下来，根本看不完。编辑们发觉，“海选”出的优质文章少之又少，常常看一千篇，也不能选出一篇。电子邮箱的投稿成本很低，投稿者很疯狂，有时候一篇文章发来十几遍。为了吸引编辑，有人会贴上各种照片，也有人写下长篇累牍的自我介绍，还有人幽幽地声明：“编辑大人，我知道我写得不好，可是，我很真诚。”甚至，有上海的中学生带上稿件，直接找上了门。

最初推送的仍是《独唱团》的余稿，包括路内、曹寇等青年作家的小说，也有周云蓬的随笔，以及一些关于冷门知识的科普。那时，马一木对张玮玮的文章印象最深。张玮玮发表过一篇《北京的冬天》，讲的是一个北漂青年如何像候鸟一样，在不同的地方搬来搬去，却对城市无所适从。

编辑部延续了《独唱团》松散的办公模式，小饭笑称是“无为而治”。韩寒很少组织开会，几人碰面，聊游戏最多，吃饭倒在其次，只在分别前聊几句工作。问题都是在微信上解决。为了办公方便，马一木和小饭陆续在松江买了房子，都在距离办公室方圆三公里。

半年以后，《一个》办公室第一次搬家，搬离松江，搬到闵行——原因很简单，团队扩大，又招了几个编辑，韩寒的房子，已经坐不下了。

年轻编辑赵西栋就是在这时加入团队。此前他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被小饭拉到了上海。加入后不久，赵西栋编辑的文章很快几次打破点赞记录。其中，作者大冰的文章，突破了三万点赞数，令其他编辑震惊不已——此前连超过两万的也不多见。大冰是个流浪歌手，在云南开客栈。赵西栋判断，大冰的文字充满江湖气，兼具城市小资情怀，具备流行的特质。

文章结尾的点赞功能，是韩寒特意提出的。韩寒的想法是，根据点赞数量，可以观察文章的市场反应。

除了大冰，赵西栋又发掘了耀一、陈谌等几名总能获得好评的作者。赵西栋常常蛰伏在微博上，寻找网红写手，文章始终保持高赞率，一度是编辑部收入最高的编辑，有时甚至月收入超过小饭。

但渐渐有读者质疑《一个》的文章水准下降，过于追求流行，丧失了早期的思想性。

马一木说，这是必然要面临的困扰：“市场选择会影响文章的品味，这很正常——KPI绩效考核会导致大部分产品都长一样，无非是色情、暴力和糖水文章(鸡汤文)。”

马一木和小饭尽力把握文章质量和传播效果的平衡。小饭总结了“优质流行”的四字方针：“要保证文章质量，不能做成《读者》和《知音》，又要保证流行。说来说去，你毕竟是一个产品，你的产品看的人少，那么质量再好，价值也有限。”他们讨论了很多选稿的机制，以期靠近这种苛刻标准。小饭觉得，编辑选文章压力不小，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

“我怀疑，就是我带坏了风气。”赵西栋说，他如今已辞职创业。在《一个》担任编辑的两年，他认为自己功过参半——功劳是发觉了一批高人气的青年作家，但过错是，太追求流行，影响了其他同事，青春校园类题材越来越多。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个》的主要读者以大学生为主。编辑们渐渐发现，发布青春文学，最容易获得高赞。

那段时间，有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找到编辑部，开门见山，上来就说了四个字，表情严肃：“你们变了。”

《独唱团》后期团队合影。韩寒(左六)、马一木(左二)、小饭(后排右一)、金丹华(最前)

　　 四

在《一个》发掘的年轻作者里，陈谌的人气积累最快。他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一个》作家”。

陈谌是福建人，1990年生，在厦门大学读英语专业。在大学，他主要做三件事：逃课、睡觉、打游戏。2013年，因为一次失恋，陈谌开始在人人网频繁写文章，几篇小说《冰箱里的企鹅》、《时光若刻》和《口琴》都转发过万。赵西栋敏感地发现了陈谌的价值，他的文章在《一个》上出现后，不仅赞数高，陈谌这个名字也很快被读者记住。

大学毕业后，陈谌去了广州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负责设计游戏情节。做了几个月，陈谌不适应，辞职到广州郊区租了房子，开始全职写小说。某段时间，积蓄花光，《一个》每篇1500元的稿费，构成了他的全部经济来源。一年以后，陈谌在《一个》发布了十几篇小说，微博粉丝从几千个，涨到了超过十万。

我第一次见到陈谌，是在北京的一次饭局上。那已是2015年初，他话很少，双手捏着手机，不停地刷微博。那时，他在准备自己的第二本书。

相比于人人网上的玩票，陈谌觉得《一个》有着最特别的作用：“我算是亲生作者，名气主要是靠《一个》推出来的。相比来说，《一个》可能没有人人网那么公平，它有商业化的东西，会包装有价值的作者。”

效仿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个》编辑部尽可能推广新人。“如果作者长得好看，我们就鼓励他多发照片，如果作者有特别的个人经历，就把这些经历讲出来。我们不光是发表作品的地方，也是推广个人魅力的地方。有点像综艺节目，你推广一个歌手，常常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一个》的绝大部分作者并不是作家。学生最多，也有工程师、物理学家、工人、农民工、赛车手——职业几乎涵盖各行各业。“不是只有作家才能写作。”小饭一再强调，《一个》秉持了创办的初衷：给每个人讲故事的机会。最为编辑们津津乐道的是农民工王二屎。王二屎是安徽人，三十多岁，住在工地，白天搬砖，晚上用手机写小说，投稿给《一个》后，发表了两次。

编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作者推广人气，事无巨细，有时甚至建议作者修改笔名。一个年轻作者的笔名是“天涯蝴蝶浪子“，小饭觉得这个笔名太武侠，缺乏辨识度。在编辑建议下，这个作者放弃笔名，改回了原名“马叛”。有些作者的笔名是英文，小饭通常也会建议改成中文：“毕竟我们是中文写作，用英文笔名，太难被读者记住了。”

2013年8月，《一个》推出了第一本精选集《很高兴见到你》。年底，金丹华带了作者和编辑，赶场签售。起初大家心里没底，金丹华心想，现场能来五百个人就不错了。但第一场上海书展，到场读者超过千人，当场签出了一千多本书。编辑团队倍受鼓舞，紧接着去了南京和北京。每到一处，读者都会排长队。

此后每本新书上市，编辑部都会组织签售。2014年初，第二本书发行，金丹华开了一辆商务车，载满作者和编辑，一行人在江浙沪全程自驾，走了十几个大小城市，签了二十多场。一个礼拜下来，金丹华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发现自己一个人开了两千多公里。

陈谌持续发表作品时，韩寒正在宣传电影《后会无期》。韩寒的大量曝光，给《一个》带来的人气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段时间，文章的点赞数普遍较高。也正是那个夏天，《一个》app在苹果和安卓的下载量，合计突破了三千万。

2014年下半年，陈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为了推广这本书，《一个》app连续发布了73天的页面广告。不到一年，销量已超过15万册。但陈谌告诉我，他心里始终还有个遗憾——虽然和编辑们见了无数次，却一次也没见过主编韩寒。

《一个》初期团队合影。赵西栋(左一)、小饭(左二)、金丹华(左四)

　　 五

在《一个》的编辑部，我也从未见过韩寒。有一次，金丹华叫我一起踢球，说韩寒可能会来，但他最终并没出现。也许很多《一个》的作者，心里都会想着能否见上韩寒一面。

《一个》刚刚上线时，杂志名字是《一个·韩寒》。关于要不要加“韩寒”两个字，团队最初分歧很大。韩寒执意要去掉自己的名字。他的理由是，“韩寒”可以吸引人，但是名字本身也是局限。

但小饭觉得，“韩寒”二字本身已是文化符号。那时，技术团队已经修改了17个版本，上线时间一推再推，疲惫不堪。韩寒做出了妥协，同意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两个月后，最终去掉，杂志名称简化为《一个》。

执行主编马一木那时认为，《一个》其实并没有消费韩寒的影响力。“以前很多名人也做过产品，但是没有火起来，比如徐静蕾的开啦，也没做多久。”他说，“韩寒初期给《一个》提供了助力，别人起步能跑十米，韩寒带着《一个》能跑一百米，但仅此而已。”

2013年底，马一木辞职创业。小饭接任了总编辑。

大学没毕业时，小饭就在《萌芽》杂志做了三年实习编辑，那期间，他和《萌芽》时任主编赵长天有过一次争论。那是一次编辑部会议，小饭郑重地提出，《萌芽》应该多发表纯文学作品。“我那时想，要多发表阳春白雪。文学要有技术含量才是高档的。”

他记得，自己说完以后，赵长天沉吟了一会儿，坚定地回答说，文学需要更多年轻人去参与，每个平台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萌芽》一定得发布年轻人的作品，因为它是给年轻人看的。

小饭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思辨：“一个杂志，首先要了解受众。读者是谁很关键，不能由着我自己的理想标准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做《收获》，那么，这和我们最初的用户，以韩寒的粉丝为主的群体并不是匹配的。”

从《独唱团》到《一个》，小饭体会到，团队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对韩寒形象的评价一起在改变：“韩寒的关键词变了，以前是公知、意见领袖，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导演、微博红人，这个变化是一个从重到轻的过程，与此相符，《一个》的内容也轻快了一些，不要那么沉重。”

离开团队后，马一木仍保持着对《一个》的关注，每个月，他都会点开看几次。在《一个》的创业经历，他觉得自己积累了对产品概念的思考。

“《一个》之所以成功地活着，是因为没有改变产品的初衷。初衷是聚合好的写作者，这是团队的CPU，这个CPU一直还在，它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写作者?——也许是小饭，从中学开始写作，毕业一直做编辑，始终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也可能是金丹华，顶住家人压力，辞去体制里的工作，换来一些江湖上的自由;又或许，是某个从学校里逃出来的少年，某个夏天，不知何时翻墙进来，告诉《一个》编辑部，自己才华盖世，可以取韩寒而代之。

　 六

2015年8月，我第三次拜访《一个》编辑部。他们已经离开闵行区的别墅，搬进了写字楼。新办公室在长宁区，离虹桥机场不远，是一栋新建不久的高档办公园区。高档汽车在小区里进进出出，一名保安笔直站在门口。小区绿植环绕，雨水洗过地面，写字楼群的镜面墙反着光。

我上了五楼，走出电梯。公司进门停着两台自行车，墙角堆满了电脑包装箱，几十个工位横竖排列了几排，几乎坐满了人——经过两次招聘，公司员工现在已超过四十人。前台姑娘给我拿了一杯水，引我往里走。小饭在最里侧一个玻璃隔间办公。他起身引我进去，回到椅子坐下，笑吟吟地，仍带着和去年一样的坏笑说：“《一个》现在可是个大公司了，你可得适应一下。”

《一个》的运营也开始制度化。此前，编辑部下午一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一周五天。搬家后，改成了上午十点到班，工作时间变多，有人喊着加工资。最后，CEO韩寒同意了。

稿件的选取流程也变得更复杂。从这年四月起，文章实行盲选：每个编辑每周上交两篇文章，不署编辑和作者名字，集体投票打分，取平均分最高的稿件上版。小饭觉得，这种选稿方式避免了人情稿，也避免了自己审稿的独裁。我在五月曾交给编辑一则故事。几天后，编辑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在盲选中，稿子得分太低，达不到标准，被毙掉了。

小饭们也没法再像去年一样，在阁楼里随心所欲晒太阳抽烟了。见面第一天，我中午就到了编辑部，见到小饭在开会，一个多小时，他才走出来，到楼道抽了根烟，跟我聊了几句，很快又折回去。金丹华也没时间在阳台上踢球了，他现在主管图书出版，电脑上铺满对话框和文档，几乎整个下午都端坐着。他说已很久没时间看球。因为做出版，他常去北京出差。每次都行色匆匆。有次在北京和金丹华见面，桌上放着一堆名片，他神色疲惫地告诉我：“每次都要见一堆人，一个晚上要赶两个饭局。”

公司的会议室里有个玻璃隔间，是韩寒的办公室。搬了三个地方，这是韩寒第一次有工位。玻璃隔间没有门，摆着一张黑色大办公桌，桌上是一盆花和一个飞机模型。桌子背后是一张皮椅，桌子下面，放着一箱太空被，还没打开过。

韩寒仍然来，但来得飘忽。有个编辑新入职，直到两个月后才第一次见到韩寒。那是一个下午，编辑在公司的兴趣分享会上讲述自己的健身经验，正说着，门推开了，韩寒拍着巴掌，笑道：“讲得好!”

业余娱乐时，小饭和韩寒仍爱打游戏。游戏打了六年没变，仍是《使命召唤》。但区别是，三年前，《使命召唤》只能局域网对战，现在早已是一款网络游戏，最新的版本，名叫“高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