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新一轮未知的秘密 马云密集拜会地方首脑

马云 近来很忙，他和浙江等7个省政府谈了7场恋爱。这位互联网大佬曾说过一句漂亮的名言：“和政府要只恋爱，不结婚。”而如今，马云把 阿里巴巴 的生意做到政府大院里，长袖善舞的他正在撰写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章节呢？

7省与马云谈合作

马云与省级政府谈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

彼时，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带着党政代表团前往“长三角”考察学习。一天晚上10点多，在杭州西子湖畔，罗保铭与马云初次约见。

首度会晤，两人聊的话题有些“乡土”，但又非常实际。比如，怎样才能把海南的水果蔬菜卖向全国。

这恰好是阿里的强项。罗保铭回去后，没多久，海南省41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分批入驻淘宝生态农场。11月，淘宝网聚划算频道推出十余种海南特色农产品的团购活动，仅3天便取得2409万元的业绩。其中，椰子饭更是卖掉了全海南岛以往线下年销量的63%。

海南农产品在淘宝上大卖后，罗保铭牵线搭桥，力邀马云参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2013年12月及今年2月，马云两次带队赴琼考察，罗保铭均亲自接待。

今年2月27日，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与阿里签署了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智慧互联港湾项目、淘宝大学海南分院、企业家冬季工作室等5个方面。

一个多月后，4月10日，在杭州城西阿里巴巴西溪园的贵宾会客厅，马云迎来了又一个省级政府考察团，带队的是浙江省省长李强。

“当时，省里很重视，李省长和梁副省长带了很多人，发改委、金融办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去了。李省长还说，这是一次合作伙伴间的交流。”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那天，浙江省政府与阿里达成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由浙江省商务厅带头起草，内容包括产业发展、应用推广、模式创新、信用体系等10个方面。

“不久后，省政府办公厅又与阿里签署了关于落实双方合作的行动方案，将合作细化为若干个项目、若干件事，并迅速明确了具体工作的牵头单位、责任人、进度安排等。”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告诉记者。

在张汉东的印象中，浙江省和杭州市对阿里一直非常关注与重视。近几年，省市领导经常会下企业进行调研，为之解决实际问题，双方的交流也持续不断。“而这次的协议更是把过往的互动提升到了书面的、列清单的高度。”

其实，早在2011年，喜欢身穿西装、脚着布鞋的马云曾坦言，作为企业家的他在处理政府及外界关系上比较糟糕。但如今，他和阿里正获得越来越多政府官员的青睐。

此前，河南省省长谢伏瞻就曾在政府常务会议上掏出手机，花了近20分钟时间，给与会者宣读马云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发展将面临大洗牌》的演讲稿。

“浙江有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而且完全处于上升期，省政府表现出一些姿态是可以理解的。”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向记者分析，“而其他省政府中也有不少人非常认可马云，希望邀请阿里参与当地发展，而他们之间的合作，阿里也处于优势地位。”

据了解，阿里目前与不少地方政府都处于“恋爱蜜月期”，并和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河南和河北7个省份的省级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而阿里与市县级政府的合作更是不计其数，仅杭州市就有40多个政府项目跑在阿里云上。

政务改革与阿里的机会

6月26日，浙江政务服务网上线。这是阿里与浙江省政府开展战略合作后，落地的第一个项目。

“很早之前，省里就提出过这样的理念，希望将政府的对外窗口做成一个网站，提供一站式的政务服务。”张汉东说。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浙江省省长李强牵头启动新一轮的政府改革，核心内容是建设“三张清单一张网”。

所谓“三张清单”，即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则指省市县三级联动，集行政审批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全省网上政务大厅。同时，它也是展现“三张清单”成果的平台。

“看上去，这些似乎只是技术手段的改变，但实际上是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革行政体制、推动职能转变。”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潘毅刚向记者分析，“因为首先，‘三张清单’明确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一张网’又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公开透明化，如此有利于舆论监督，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督。”

与此同时，阿里也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今年2月，马云在发给员工的一份内部邮件中写道，未来10年，阿里的战略目标是成为DT（DataTechnology，即大数据技术）时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基础服务商。

“过去，我们也是购买IP设备做自己的数据中心，但后来，淘宝每年的增长极快，如果继续做传统的IP架构，阿里每年的利润恐怕都要交给别人了。”阿里巴巴数字娱乐部公关负责人张启告诉记者，2009年，阿里开始发展云技术，2011年尝试对外开放云业务。2013年以来，阿里云迎来较快的业务增长，目前已有100多万客户—一些爆红的APP，比如曾经的疯狂猜图，前不久的脸萌，都跑在阿里云上。

“发展云计算就像建设一座电厂，我们在满足自身需求之余，希望向中国所有的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以及科研单位供电。”张启说。

​目前，阿里与7个省级政府的战略合作均以云计算与 大数据 为基础。“在此之上，还有一些展开的内容。”阿里集团公关总监顾建兵告诉记者，“当然，在云业务之前，阿里与地方政府有过合作，但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战略层面的合作。”​

浙江政务服务网是浙江省政府与阿里进行战略合作后的一项成果。在今年6月25日的网站开通仪式上，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晓峰表示，这是全国首个搭建于公有云平台（阿里云），省市县三级采用一体化模式建设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通俗地说，这就是一个“政务超市”，提供浙江省、市、县三级政府上万个行政审批事项以及预约结婚登记、诊疗挂号、高考成绩查询等便民服务，网民可以像平日逛淘宝购物一样在网站上办事。

对于将政务平台架设于云端的好处，张启认为，“正是阿里云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使得‘政务淘宝’成为可能，并保证了网站的访问速度；其次，这种方式可以为政府节省80%以上的IT成本，减少数据中心的重复建设；再次，只有通过云计算，政府才能真正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服务质量。”

据了解，虽然都是基于云计算的合作，但阿里与各个省份的合作又从当地的改革发展情况出发，侧重各有不同。比如浙江的重点是发展电子政务，行政审批一网搞定。在海南，阿里的任务是发展智慧旅游，实现马云的“一部手机玩转海南”的构想。而在河北，双方的意向是打造“智能药监”，开发涵盖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监管的综合业务平台。

马云的“野心”

从电子商务起家，一路蓬勃发展。而今，经过10多年的成长，阿里已不再是一家简单的电子商务企业了。

今年以来，阿里频繁的投资并购引发极大关注，几乎每个月都会爆出重磅的投资消息。比如，从年初入股中信21世纪、零售百货银泰，到4月与优酷联姻、收购高德，再到6月鲸吞UC、搅局恒大足球，完全是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

而马云一直强调，他们做的不是生意，而是生态；他们建设的不是公司，而是社会化组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提供移动互联时代的“水、电、气”，建立“无边界生活圈”，实现“淘宝就是生活”的愿景。

“举个例子，阿里收购高德后，肯定希望在智能交通上有所作为，而智能交通体系并非一个商业企业可以独立完成的，必然需要政府的参与和规划。所以，阿里要参与到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去，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能力与意愿。”通信专家、飞象网CEO项立刚向记者分析。

在项立刚看来，阿里如今想做云平台、想做“供电”的基础服务商，并选择与政府合作，为未来争取机会。这是马云谋求商业布局转变的组成部分。

​“阿里对自己未来的定位是一家数据公司，如今，它积累了丰富的 电商数据 ，但缺少电子政务以及城市基础数据，而这些数据能够帮助阿里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好、更精准的服务。”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这样对记者解释阿里拥抱政府的动机。​

“过去，阿里注重以电商为核心，但2013年以来，一方面，它的资金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围绕移动互联网，阿里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商业布局，它的视角已不再停留于电商，面对的空间也更加宽广。同时，协调能力亦不断提升，包括处理政府关系的能力。”项立刚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业内高管则更坦白地说：“过去，阿里纯粹做电子商务时，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与政府打交道，毕竟，这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而今，阿里想在更多方面图谋发展。互联网金融需要政府的支持，阿里云又希望获取各地城市的基础数据，这些种种都促使阿里与政府走得更近。”

一个巴掌拍不响，阿里所到之处，地方政府也无不欢迎。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会见马云时就表示，“我们真诚期盼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知名企业参与河北发展，为河北带来全新的理念、技术与发展模式。”

而浙江工商大学MBA学院院长郑勇军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尽管阿里从创立之初就饱受争议，比如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摧毁了线下的行业机会。但从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角度来说，阿里对商业业态的改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下，政府如何关注马云都不为过。

然而，眉目传情之间，阿里究竟能从与政府的“恋爱”关系中获得多少利益呢？

“当下，像阿里这样的企业，几乎没有地方政府会拒绝，谈合作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但这些框架性的协议要想变成阿里的实际营收，变成真正的钱，路还很长。就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他们与政府签署的智慧城市合作协议可不止7个省份，结果呢？”项立刚说。

潘毅刚认为，“浙江省政府的考虑之一可能在于，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发展智慧政务的时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倒逼经济发展。而在改革过程中，他们购买了阿里的服务。”

“而且，这种战略合作更多是一种姿态，具体项目依然一事一议，走立项、前期研究、公开招标的流程。并不是说，既然我们已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相关项目就一定交由阿里对接。”潘毅刚说。

而在张汉东看来，阿里与浙江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阿里一方更多是执行企业的社会职能，并非谋求‘做一票业务，赚多少钱’。而政府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关心政府政策、办事效率等企业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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