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逃不开三样东西：死亡、税赋和“三星共和国”

　

 

《华盛顿邮报》曾经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报道中开玩笑似地说，韩国人完全可以生活在只有三星一个品牌的世界里：用三星信用卡购买三星电视机，放进由三星建造的公寓里，然后观看三星集团下属的职业棒球队比赛。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从银行发布的数据来看，韩国最大的 30 家财阀企业几乎控制了全国 40%的经济。它们不同于“术业有专攻”的日本财阀，也不同于只投资不生产的欧美财阀，它们以家族为核心，既迷恋制造业，又热衷多元扩张，还擅长跨国经营。

从不如朝鲜到追上欧盟，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2013 年，中国从哪个国家进口了最多的商品？答案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而是韩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韩国财阀们生产的各种产品包围。

许多看似来自本土或欧美的品牌，背后都有韩国财阀的身影。如分店开遍全国的巴黎贝甜和多乐之日面包坊，就都拥有纯正的韩国血统，分别属于韩国食品业巨头 SPC 和希杰集团，而后者，还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豆制品供应商“白玉豆腐”的大股东。

更不用说三星、LG、现代这些辨识难度为零的韩国品牌了。

而在韩国本土，财阀更是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存在”：三星掌管着韩国人出生所在的医院、安家落户的公寓，甚至包括去世后短暂停留的停尸房。

智能手机销售量已经超过苹果的三星电子，也只是三星集团 83 家子公司中的一家。即便对于三星电子来说，智能手机也不是它的全部，它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液晶显示器和内存芯片生产商。

三星集团以及与其有亲缘关系的 60 家附属公司加起来，在韩国全国出口总额和股市总市值中都占据了约五分之一的份额。

韩国有一家专门调查财阀及其 CEO 经营业绩的网站，名为“CEOScore”。2013 年，其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韩国 500 强企业里，三星、现代、SK、希杰、乐天等五大财阀的子公司数量虽不到五分之一，创造的净利润却占到 66.2%。

在韩国的商业街上，本土快餐店的生意比麦当劳、肯德基等欧美快餐火爆得多，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小店背后也都是希杰、三星这样的大财阀；闹市区高层建筑的广告牌上，满眼尽是“HUNYDAI（现代）、SAMSUNG（三星）、LG（乐喜金星）、KB（大韩银行）、KT（韩国电信）”等民族企业的广告，甚至连可口可乐的广告都难得一见。

今日首尔的地标——清溪川，当年暗渠丛生，周围到处是血汗工厂，河水中散发着阵阵恶臭，满眼贫穷。而今天，这一切已被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和繁忙的金融中心所取代。建筑前面的店铺是亚洲客流最密集的商业区，上班族和大学生在这里漫步，河边种着梅花和柳树。财阀们不是垄断了一国经济的贪婪巨龙，他们也为普通韩国人创造了富裕的生活。

1993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预测，到 2011 年年末，韩国人的平均收入将比欧盟国家更高。根据韩国劳工部网站提供的信息，2012 年韩国人的月平均收入约为 2660 美元，虽然依然赶不上欧盟人均的 3000 美元标准，但已经相差不多。

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韩国的人均收入依然远远落后于朝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韩国财阀们不但创造了 15 家全球 500 强企业，还惠及了全国 5000 万人口，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韩国学者林炳润说过：“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比喻，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财阀发家史——贩卖外国援助物资、发战争财

当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 1936 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休学归来创建“马山碾米合作厂”时，“现代之父”郑周永的“亚都服务社”刚刚开始汽车修理事业时，邻国日本的住友、三井、三菱家族早已是富可敌国的商人。而与摩根、克虏伯、洛克菲勒等国际财团相比，韩国财阀的发展史更显得短暂而微不足道。

韩国央行官员康明勋在《韩国财团的前世今生》一书中提出，韩国大部分财阀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但他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关键在于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韩国政府所采取的特定政策。

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美国十几年里向韩国提供了大约 21.5 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价值相当于韩国政府财政收入的 40％。

政府将许多援助物资卖掉，将换来的钱用于对工商业投资和发放贷款，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就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的特惠发展起来，形成一批特权财阀，如三星、LG、大韩、东洋等，因此被称为“特惠财阀”。

而在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乐天、三洋食品、锦湖等财阀虽然也遇到了越南战争这样的外部机遇，但和“天赐财产”的三星、现代比起来还有很多不同之处。

当时的韩国总统是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他通过政变上台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他所依靠的就是财阀们。两个韩国人尽皆知的小故事，冥冥中引导韩国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朴正熙需要资金来发展经济，却不知道去哪要钱，于是就向日本寻求帮助。他与日本展开秘密谈判的消息不小心泄露出去，全韩国各地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朴正熙不得不颁布戒严令。后来韩国得到了一笔赔偿金，朴正熙并没有将它分给应获赔的个人，而是拿去做投资。用几乎所有的钱建设了钢厂、高速公路和造船厂。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现代之父”郑周永的。朴正熙提出建造船厂时，几乎所有财阀都认为不是个好主意，只有郑周永支持他。郑走遍全球筹集资金，巴克莱银行告诉他，“我们可以借给你钱，但是首先你要得到一份合同”。

当时，全韩国甚至都找不到一个懂得造船的工人，连造船厂的影子都没有，谁会买船？最后，凭借希腊船王里瓦诺斯的一份合同，郑周永从巴克莱银行筹集到了 5000 万美元资金。

两年后，造船厂还没建成，两艘船却已经提前造好并交付使用。目前，全世界有 40%的轮船是由韩国建造的，作为韩国的“恩人”，里瓦诺斯每次访韩都会受到最高礼遇。

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末，得益于政府的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开始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领域，“特惠财阀”被“借款财阀”所取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灭了一半财阀

到 1996 年，韩国已经有 13 家企业位列世界 500 强，而同时，中国的上榜企业仅有三家。

但财阀们没有预见到，一场大危机正在等待着他们。这一次，来自国外的力量会彻底改变韩国的财阀体系。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韩国财团纷纷倒下，大宇、真露淡出人们视线；三星、现代、浦项制铁被迫向外资出售了六七成的股份。当时，全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 39 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 730 亿美元，而代价就是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和监督。

目前韩国大企业的部长阶层，大多是那场危机的幸存者，他们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充斥着货币贬值、企业破产、公司裁员……

2001 年，韩国央行总裁全哲焕宣布偿还完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一笔贷款，也收回了后者干涉韩国经济政策的权力。“IMF 时代”终结了。一年后，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对外国记者说，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韩国原有的 30 家大型财阀企业已有 16 个遭到清理。

数字的背后，是发生了质变的韩国财阀体系。

当时，大多数财阀的经营领域几乎同时涵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三星开始造汽车，起亚集团开始大规模进军房地产业和钢铁产业，就连最著名的酒厂真露，也向没有竞争优势的建筑、物流和家电制造领域盲目扩张。财阀们在很多领域里展开了恶性竞争，还没来得及分个高下，就在金融风暴中两败俱伤。

韩国政府要求每个财团集中力量只经营几个主要产业部门，把集团的弱势产业交换到其他财阀名下。

三星只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现代集团致力于建筑、汽车、重工和金融服务业；起亚集团放弃其他产业，与现代合并；LG 集中发展电子、石化、服务和金融业。

同时政府还修订了有关法律，限制财阀的无限扩张，韩国企业一贯信奉的“越大越安全”信条破灭了，就连号称“韩国第二”的大宇集团，也被分拆拍卖。

但同时，政府依然给予幸存的财阀全力支持，让他们安稳渡过了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让财阀制度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容易滋生商业欺诈和政治献金，很多企业对创建者家族的依赖达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例如三星，子公司将近一半的经理都担任过会长的秘书，这样，他们才会怀着感激之心，终身效忠于企业的开创者或者他的子嗣。

尽管被 IMF 改造过的财阀模式依然从管理结构到资金来源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弊端，但到目前，韩国又有 15 个财阀集团进入全球 500 强，而且排名比亚洲金融危机前还高，还孕育出三星这样在某一领域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公司。

财阀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或许更多地由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来决定。

财阀企业到底算不算“国企”

日本常常把三星电子的成功归结于韩国政府诱导韩元贬值以及为三星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换种说法就是，是韩国政府打败了日本的电子企业。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三星和其他财阀们在各个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

曾在三星工作了十年的日本人吉川三良后来成为了很有名的企业管理讲师。他曾写道：“三星电子之所以实现了华丽转变，原因在于其准确把握了 2000 年以来的全球化动向，并且不断推出了能够满足世界各地不同需求的产品。”

他认为，三星真正擅长的领域是设计产品，而不是模仿制造山寨货，三星电子从不直接照抄产品的外形和构造，而是退回到功能层面，研究功能存在的意义。

率领三星击败日本竞争对手的李健熙，很可能是全公司上下日语讲得最好的人。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在日本留学，因为在异国他乡求学太过无聊，几年里看了 1200 多部日本电影，相当于当时日本十年的电影产量，甚至一度立志要当一名导演。

进入家族企业工作之后，也正是在他的坚持下，三星才进军日本人占据优势地位的电子产业。李健熙曾亲手拆开日本松下品牌的磁带录像机，就是为了搞清楚为什么日本货的画质和质量要比三星的产品更好。

凭借着在电子产业中取得的业绩，李健熙虽然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最小的儿子，却取代两个哥哥成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他带领三星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在集团内部实行朝七晚四的工作制度，实现了二次创业。

今天，三星的业绩已经遥遥领先于其曾经的学习对象索尼和松下。吉川三良认为，三星另一个竞争优势，就是管理学领域常常提到的“决策快”。

李健熙从来都只是把问题抛给部下，具体去解决问题的则是相当于军队“参谋部”的部门。这个部门曾经叫做“秘书室”，而现在被命名为“未来战略室”。大约 400 位“参谋”中，一半出身于管理部门，另一半则出身于技术部门，吉川三良就曾是其中的一员。

很多人质疑，像三星之类的财阀是不是相当于韩国的“国企”。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不论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支持，人们提到三星时，还是会把它称为“李健熙的三星”，而不是“国企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