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结过最坏的果，是戴志康们的监管套利

戴志康 自首了。都说他是大佬，毕业于人大，在央行研究生部读过金融，上海滩上拿过地，卖过房子给马云。说实话，在他自首之前，我并不认识。

大佬之流，我总以为应该是政商跨界、钱权两吃。一看简历，想想也是，非大佬不足事功如此。

1987年，当戴志康走出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大门时，大概不会想到他会成为 P2P 浪潮的阶下囚。

在2014年创办证大爱特金融之前，戴志康已资历丰厚，担任多家银行高管、创建过公募基金公司，他也名誉过载：“92派”企业家、中国私募教父。问题是，作为一个传统金融科班出身的他，怎么就看不破P2P商业模式存在的漏洞呢。

2013年以后做P2P的，言必称“信息中介创新、P2P技术革命”，高举普惠金融大旗，但大多数瞄准了“资金池”和暗箱操作，彷佛有掌控资金的上帝之手，借款人都是他们的子民了。

周小川曾说过， 一批不愿受监管的FinTech或TechFin闯入市场，但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

P2P就是这个闯入者。

做过银行高管的戴志康不会不明白，资金池模式的P2P，已与银行无异，若要控制风险，需要的就是资本充实率、风险准备和拨备。

P2P是借贷便利性的创新，但既没有解决投资端的风险，更没有减弱资产端的风险本质。

所以，当戴志康们的P2P上线后，通常是负债端能规模大肆扩张，但只要资产端风控不足，优质资产是缺乏的，P2P平台只能以次级资产平衡负债扩张后天平的倾斜，这一恶性循环使得大部分平台崩溃死亡。

8月29日，戴志康向上海警方投案自首，承认捞财宝设资金池、挪用资金。留下50亿元的待偿。

P2P结过最坏的果，大概就是金融科班出身的戴志康们也开始监管套利。

是个人的哀，更是环境的悲。

2013年以后互联网金融市场里，又何止高举P2P创新大旗的监管套利者，Bigtch们创新，也是在做着监管分段选择游戏。

2013年，支付宝的备付金规模日渐扩张，迫于央行的压力，支付宝以货币基金“余额宝”的名义，将备付金分流至证监会体系下，那时，互联网货币基金监管几乎一片荒芜。

所以周小川说， 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Bigtech难免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有利就向谁靠。

P2P市场，资金池模式下，每一个老板都是机关算尽的监管套利者。

2017年以后，P2P老板投案自首领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的多了去了，多则上百亿、少则几千万的待偿余额转移或消耗殆尽，挨一个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少量的民事赔偿责任，十年以后，仍能富甲一方。

看似走投无路、死到临头，实际也有步步为营的打算。

这哪里是P2P投资人苦苦寻找的奶与蜜之地，分明是毒蝎与砒霜之毒。

在上海，像戴志康这样专业过硬、背景显赫而在P2P浪潮里被拖下水的人很多，厚本金融的陆泳、夸克金融的郭震洲。

世事结过最坏的果，也大概是80后投P2P、90后炒币、00后炒鞋。而最终死于市场投机。

今年6月份，比特易创始人惠轶自杀，我因熟悉他而感到震惊，我的痛惜在于，一个极度谦和、睿智，因为洞察了P2P的风险与商业模式漏洞而退出了行业，却陷于更加疯狂而投机的炒币，比特币圈里传言他2000个比特币爆仓，带着1亿元多的客户资金损失离去。

当然，监管套利并不仅仅是套利者的问题。数年来，不管是P2P的资金池，还是开虚拟币交易所的韭菜收割者，都有些成王败寇的味道，玩好了洗白上岸，玩不好下狱坐牢。

君不见，有惠轶之死，就有孙晨宇和李笑来之狂。

过去几年，IT技术改变了金融和监管格局，留下一地鸡毛。

反思起来，这当然不是技术的问题。有规则也有动机问题，结果却是一个，一批不愿受监管的FinTech或TechFin闯入市场，带来混乱、无序、失控的金融。

我们见过太多的投机悲剧，见识了最惨烈的互联网金融灾难，细想起来，互联网金融不必然是金融创新的好归宿，但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些痛，一定在每个人遭殃的人身上留下了最深的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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