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姚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要让贸易战动摇中国开放创新的基本原则
美国发动对我们中国的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国内也出现了新的思潮，一种是脱钩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美国未来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一种是“自主创新”论，认为我们应该像以前那样不靠别人，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搞，坚持所谓自主创新。
我认为这两个判断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要对 中美脱钩论 保持清醒
我们要保持清醒，美国真正想阻止中国崛起的是极少数，大概也就是共和党中的强硬派，还有一些美国所谓的“Deep state”，主要是军界和安全部门。这些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极端言论被过度地放大了。像纳瓦罗这种人，在美国也应该是少数。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竞争不等于敌视，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并不等于美国想阻止中国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竞争意味着平等。举个例子来说，以前美国就说中国是小老弟，我拍拍你，给你几颗糖吃，现在说我不给你糖吃了，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要平等对待，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我本人是不看好脱钩论的。
首先，美国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商界，并不愿意和中国脱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中国市场，很多美国高科技企业活不下去，至少很艰难。比如芯片产业，美国芯片产量的40%-60%销往中国，脱钩就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市场与他们无关。包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投资300亿美元建设五纳米的新工厂，瞄准的就是中国大陆市场。所以即便特朗普下令禁止给华为供货，台积电也没有顺从，因为失去中国大陆市场就失去了未来。
其次，美国商界的本意是搭上特朗普的贸易战便车，真正的目标就是让让中国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和让利。
中美贸易谈判的内容有很多都涉及中国的国内政策。美国这么做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减少他们的贸易赤字；二是让美国企业都尽可能回美国，增加本土税收和就业。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无疑会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更大。如果美国企业更多地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这和特朗普的目标有矛盾。因此，我们要积极争取美国企业界的支持，加速国内的改革。
开放式创新 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美国商界的本意不是脱钩，中国更要珍惜我们的开放环境，尤其是开放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
新中国前30年用了两代人的积累和牺牲换来了难得的技术进步，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同时在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导弹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已经世界一流，都和那30年的积累有关。
但这种闭门式的自主创新不可持续，代价过于昂贵。在座的年轻人，试问你们谁还愿意像邓稼先那样十七年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最后自己受辐射过重而英年早逝？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去搞科研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技术进步更快，但与前三十年不同，我们并没有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些技术创新都是开放式的。高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没有技术基础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购买了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四个国家的技术，然后进行本土化。短短十几年间，高铁基本上全部实现国产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没有开放整合，恐怕关起门来再干20年也干不出来。
面向未来，开放仍然是我们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和原则。当然，这并不是说开放创新就完全放弃了自主创新，两者完全不矛盾，只是说自主创新也应该以开放为基础。
必要的技术追赶和创新才适用产业政策
不管开放式创新，还是自主创新，产业政策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本人不主张一概地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
大家都知道，北大国发院的两位学术带头人，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他们有过一个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很多人问我，你作为院长同意谁的？我的回答是：我是阶段论者、区域论者、项目论者。什么意思呢？产业政策要不要搞，一定要看发展阶段、区域状况，也要看具体项目。项目的关键点就是技术路线是不是明确。如果技术路线明确，只是缺人缺钱，那么产业政策就可以搞。
前面讲的高铁是一个例子，芯片也是一个例子。一个芯片工厂投资，起步就是300亿、400亿美元，不是哪个企业，甚至哪个地方政府轻易就能做的。所以国家集中投资武汉光谷的长江存储做存储器芯片是可行的，因为芯片的技术路径非常明确，缺的就是资本、经验和成品率。台积电的成品率能达到80%以上，我们的成品率可能就70%。成品率低，成本就高，定价也下不来，自然无法参与竞争。所以，芯片行业就需要高举高打，头几年一定要多投入，把成品率做到80%以后就可以参与市场竞争。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长江存储器芯片已经很快就能进入实用阶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必须坚持以 市场创新 为主
但是，多数创新的路径是不清楚的，特别是进入技术前沿之后，就像马云、马化腾和任正非，他们已经进入无人地带，他们的创新是高风险行为，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分担风险和鼓励冒险。这种技术路线不明确的创新，风险一定要由分散的个体来承担，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
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创新极其成功的人，我们为之欢呼，为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感叹。比如说孙正义投资马云，回报率大约2900倍。但实际上孙正义赚的是那些创新失败者的钱。因为马云和阿里巴巴这个级别的创新，成功概率大概也就是1/3000，如果回报率达不到3000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人投资这样的创新了。政府不可能知道谁成谁败，也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只能由市场来做。
中国走到今天，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可引进、模仿和整合的技术越来越少，未来的路径无人知晓，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投入。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让分散在市场的创新者，而不是政府。比如在互联网、AI、区块链等很多领域，全球都在探索，这是很前沿的领域，政府不应该站出来主导创新，因为方向是极不确定的，这和芯片、高铁等技术方向已经确定的产业不同。但现在很多城市和地方政府都在介入，结果可能非常不理想。比如，大批的新能源汽车公司涌现，都是为了产业补贴，最后能够成功活下来的很可能还是传统车企。非传统车企目前能看到成功希望的，恐怕只有特斯拉。政府在这方面的产业政策要把握好度。很多创新不用政府鼓励，真正的企业家自己就会去做，我接触的很多企业都在创新，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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