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石资本章苏阳:我给连续创业者打负分
火山石资本创始人章苏阳,国内著名风险 投资 人。1982年获上海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数年间于德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进修或就读企业管理、国际金融、EMBA等课程。曾任上海贝尔公司中央计划协调高级主管、上海电话设备制造公司副总经理及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总经理。1994年加入 IDG资本 ,任合伙人。2016年4月,从IDG资本退休,两个月后创立火山石资本,关注医疗和TMT领域投资。在IDG工作期间曾主导投资携程、如家、汉庭、易趣网等众多知名公司。
23年,从如履薄冰到风生水起
很多人以为我是在1994年进入IDG资本(下称IDG)之后才开始做投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在进入IDG之前,在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时候就开始做投资了。但那时候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
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互联网公司,国内“上天入地”的行业也不让投资,所以民营投资公司唯一能够进入的领域就是工业领域。我们当时在万通主要投资偏技术类的公司。
但我在IDG的前3笔投资都失败了,每个项目投入20万美元,3笔共计60万美元,最终有20万美元打了水漂。在上世纪90年代,20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没什么缓和方法。我当时心里十分焦躁,有时候会睡不着。
IDG是合伙人机制,原则上说,哪怕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赚钱,我们也可以拿到分红。所以从个人收入上看,我不见得因此收入就会降低,但这几个项目的失利让我很自责。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投砸了一个项目,就跑到洗手间,自己抽自己耳光。
实际上,这3次失败都是被骗了。用“骗”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并不一定是合作伙伴主观上想来骗我,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
当时IDG刚刚进入中国,还是一个合资公司,50%的资金来自国内,另50%来自美国IDG。按照当时的法规,合资公司投资的公司也必须是一个合资企业,而且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25%。
也就是说,要通过IDG的投资让该企业的外资比例达到25%,那我们的投资股份要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50%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政策规定,投资公司不能直接和自然人成立公司,只能和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合作。于是当时的3个项目都是我们投资50%,某个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再投资50%,这样组建一个合资公司。对于这个自然人来说,这个合资公司只是他原公司的一部分。
从利益上讲,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原本成立的公司上。 原公司如果赚1块钱,则全部归他自己所有;而合资公司赚1块钱,还需要给IDG分5毛。利益重心不一样,导致最后这几个合资公司永远不可能赚钱。
我投资的第一个高收益项目是邵亦波的易趣网。 我说的高收益是指盈利超过10倍的收益。我是1999年投资他的。事实上,虽然IDG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投资,但前几年都是在积累,真正步入正轨,能够投出好项目那是1998年以后的事。
我们投资易趣网的金额并不多,只有几十万美元。投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就是看中了邵亦波这个人,另外他们做的事在美国已经被证明了。那时候eBay在美国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中国人很喜欢这种对比的、倒来倒去的事情。
邵亦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的聪明。他的过往经历也非常优秀,一直行走在一条比较规范的道路上。另外,他还是一个有品味的人。我说的品味是指他对做的事情的品味,能够表达出自尊和欣赏的感觉。
易趣网当时在上海。当时是熊向东(前IDG资本投资总监,现华映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介绍我和邵亦波认识的。我还记得熊向东当时和我说,这个人挺好,你一定会喜欢的。
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就约在南京路上见面,一起吃了点馄饨。聊完之后,我给周全(IDG资本管理合伙人)打电话说,邵亦波明天飞北京,你们可以在北京聊聊。第二天他们聊完之后,我和周全通了个电话,就决定给邵亦波投钱。 从我见面到决定投钱,总共就20几个小时。我们后来笑称,这个决定时间比当年解放天津的时间都短。
当时易趣网也就刚刚做了几个月。我们最后在邵亦波家附近,在衡山路上一个名叫“耕读园”的茶室里签了合同。他当时穿着短裤就过来了,特别随性。后来,易趣网卖给了eBay,IDG从中获取了近20倍的收益。
其实我们当时投资携程、如家等公司,做决定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因为当时IDG的人也不是很多。上世纪90年代末,IDG总共20多个人。 人少,决策机制就很快。决定一个项目,也就是打打电话、通通气,大家感觉可以就做决定了。 比如投资携程的时候,周全到上海出差一趟,他和携程的创始人开了一个会,我们就碰了个头,就决定可以投资了。
第一轮投资携程的时候,我们投了43万美元,投如家的时候也只有200万美元,数额都不算很大。
2003年投资如家时,他们只有六七家店。我们是第一轮的投资人,之后又连续跟投了两次,直到他们上市,我们才逐步退出。
投资携程主要看中他们4个人都是强人。他们4个人中,除了范敏之外,其他3个人我是早前就认识的。4个人原来的背景都不错,而且相互之间可以互补;另外,他们切入的这个领域,在国外已经有先例,并且国内潜力很大。
携程做订房、订票,这些生意此前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做成的。当时国内大概有几千家负责订房、订票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盈利的,所以携程的商业模式早就被证明过了。 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携程是商业模式的成功,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成功。携程的贡献是,第一次在中国把订房、订票做成了一个产业。
当时做IDG,最大的困难不是项目太少,而是体制上的限制,甚至IDG在上海成立投资公司也是特批的。按照当年的法规,为了防止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资助国内的敌对势力,外资投资公司不可以在国内自由注册。
要成立外资投资公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投资过10个以上的企业,或者在中国投过资产超过10亿元的公司。所以当时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大部分都是大公司的子公司,像英特尔、IBM这样的。
因此,IDG在上海设立的投资公司,如果想投资南京的某家公司,需要先得到上海工商局的批准。 工商局出了证明,我们才可以到南京投资。所以我们当时的选择余地不大,真是有钱都投不出去。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讲起来有点儿天方夜谭。
IDG当年的3个投资公司,主要是跟政府合作的,所以在公司注册地的投资,基本上都是以特批的形式完成的。比如北京IDG当年和北京科委合作,而上海IDG就是和上海科委合作。有这样的渠道,所以投资还可以进行。
这种状况到1998年前后才逐步开放。就政策的开放、投资环境的改善而言,我觉得这些年中国确实进步了很多。
发现优秀 创业 者的共通特质
在IDG工作期间,我觉得投得比较成功的公司大概有十几个。印象比较深的还是那些上市公司,如携程、土豆、如家、汉庭、康辉骨科、九安医疗等。其中回报倍数最高的应该是好耶,这个应该有65倍左右的回报,如家也有50多倍的回报。
2000年的时候,IDG大概有1亿左右的美元基金。单个项目投资金额一般不超过基金的10%。 IDG能够投中一些优秀项目,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合伙人都有比较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知识——这是一个严肃的团队,我们7个合伙人,每一个人在行业都名列前茅,决策能力强;二是决策灵活。
做早期投资就是投人,而考察一个创业者,除了大家普遍都看重的比如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业务能力要强以外,我看重的:第一,创业者要遵循商业道德;第二,创业者要有雄心壮志,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第三,创业者要负责任,要对用户、股东、员工都负起责任;第四,创业者应该是精神比较健康的人。
很多创业者虽然也很坚持,但他们是带有偏执的坚持,这也不好。我希望创业者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那种理智的积极。有些人比较疯狂,我不赞成。
我会通过交谈来了解以上信息,所以我聊天的话题很宽泛,一般这种话题会聊1~1.5个小时。对于有兴趣投资的公司,我们要求至少见两面,否则不能做决策。
除了上述对人的标准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公司也有标准,主要是看该公司能否做成“机构”。举个例子,假如某公司的年利润已经有1000万元,我在和他们CEO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财务、人力、市场等部门员工纷纷过来向他请示,那我就会在心中为他们减分。 这样的公司肯定不是一个机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司,没办法做大。
此外,还需要看这个公司是否有战略规划。有战略的公司要比没战略的公司格局大,路也要宽。比如易趣网的邵亦波,他的战略就做得非常好。他当时递交给我们的可行性报告,展示的逻辑非常清晰,即使放到现在看,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样本。
另外,在评判一个商业计划书时,我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过多的形容词,是否能非常干净清爽地将这个事情讲清楚。现在很多的BP里面,充满了各类高大上的形容词。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减分举动。
做投资的这20多年里,我们从同伴、创业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汉庭创始人季琦。我和季琦在他们创立携程之前就已经认识,那时候他还在北京中化英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任华东区总经理。他那个时候就整天想创业这些事,很敢折腾,能闯,不认输。
而邵亦波做事喜欢以正规的方式来做,因为他有美国教育背景;而其他创业者不一定要按照规范,他们认定这个目标就不放松,但随着路途当中的变化,他们也会采取相应的变化。这种做事方式的差异,各有各的好处,不过最终这些人都做成了。
我喜欢那些原来做过企业并且成功的人,但我不太容易接受别人自称连续创业者,因为连续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多。我更喜欢连续成功创业的创业者,而不是连续创业者。如果有人自封自己是连续创业者,我内心会给他打负一分。
优秀的创业者都有一些珍贵的品质,比如坚持。像江南春,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从大学时候就开始创业,直到今天一直保持那么高的热情没有改变,还是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就一直朝着一个目标走,有在这个领域做成一家大公司的信心。
我觉得,一件事情坚持3年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坚持10年,那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一性格特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首先,我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我跟他们比的话,这个差距比较大;其次,他们碰到的那种困难是我们碰不到的,他们也要比我们伟大得多。
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模式是自创的,国外没有。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两家是自创的模式,一个是江南春的分众传媒,另一个是马云的阿里巴巴。 其他企业多少都可以在国外找到一个学习的榜样。
马云1999年为阿里巴巴寻求融资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在那段时间见过十几家投资公司,包括软银、高盛等知名投资公司。
当时是我对接的马云,因为他在杭州,我在上海,距离比较近。但真正面谈的地点却是我们在北京的办公室。那时候IDG的办公室并不像现在这么漂亮,也就是北京的3间“破”房。那时候的马云,就像现在一样,是一个气比较盛、特有信心的人。他到我们办公室,先四周环视了一眼。我当时就想,他估计心里在嘀咕:就这3间破房,还想投资我们?
那是阿里巴巴的A轮融资。我们准备为阿里巴巴投资300万美元,但确实没能投进去,马云没接受我们的投资,我觉得可能是IDG当时不够有名气吧。现在看,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很遗憾的事儿。
我今天看到马云的讲话方式,还会回想起1999年我见他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气场、讲话方式和我当年见他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的创业热情和当年也没什么两样。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很不容易。这种创业者,不是一般的创业者。很多创业者做到3亿元估值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大公司了。
从“老牌基金”到“老新基金”
虽然错过了阿里巴巴,但好在我们投了腾讯和百度 。BAT3家,我们投进两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所以没投进阿里巴巴是一件憾事,但也不能所有的优秀公司都被我们投中。
腾讯和百度,我们投得都比较早。1999年,我们投了腾讯A轮;2000年我们投了百度B轮。百度就稍微好一点,我们是到他们上市之后才退出的,收益倍数比较高。而腾讯就比较遗憾:1999年,IDG投了腾讯100万美元,但我们卖得也比较快,大概投资1年左右就卖出了,因为当时有个机会。这笔投资有超过10倍的回报,净赚了1亿人民币。
现在看,在2000年前后卖掉腾讯股份,是一个显然的错误,也有很多人评论说搞不明白为什么IDG当时卖掉腾讯。但在当时,1亿人民币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我们IDG的这帮人,都是穷人出身,我们都没见过大钱,觉得这些收益已经很不错了。这不是谦虚,那时候IDG的合伙人都不是赚了大钱后来干这个的富豪,包括熊晓鸽那时候也是一个穷光蛋啊。
我说的穷人不是说大家都是草根,而是说大家以前都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行业里都有一定的位置和技术。比如,周全是光纤专业博士,曾获两项NASA奖,是一个管理人员;我本人是万通上海公司总经理,此前是520厂的副厂长。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过被社会认可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都是没背景、没资金的穷人。
从2015年开始,IDG逐步战略转型,做更多偏大型的投资。当然我也做过大型投资,但我个人实际上还是对早期投资、对技术相关的新兴公司感兴趣。 但是我在IDG早期投资部门工作很久了,我不希望让新人觉得我们这些老人还把持着这一块业务,不让贤,他们很难接手。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退休是最好的方式。
这个决定是我主动提出的。虽然我不是IDG里面年龄最大的,也没有到退休年龄。我一直是做了决定就不会犹豫。当然我和IDG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我现在还是IDG医疗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委员。
从IDG退休后,我和其他同事成立了火山石资本,分人民币和美元两个基金。 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在15亿元以上,人民币和美元基金总计不超过4亿美元,投资以A、B轮为主。现在IDG也是我们公司的LP,火山石的3个合伙人,也都是我IDG时的同事。
实际上,现在火山石资本和IDG的定位差不多。我就是希望做一个还关注新兴公司的VC。我们现在用的风控系统、基本文件都和IDG用的差不多,我们把那些移过来就行。
火山石资本现在主要关注新型医疗行业和偏技术的TMT领域。我们希望火山石资本是一个跨界的模式,比如医疗和AI的结合,或者互联网和医疗的结合等。因为我们的经验都已经积累到这个程度,越是跨界,我们越有优势。如果把这些不同行业放在一起,我们能够投进去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我们投了16家公司,里面有 人工智能 方面的GEEK+、医疗健康领域的健客、吉因加gene+等,大部分是细分行业内的前两名。
我2005年参与创建了IDG的医疗投资板块。在IDG,我大概参与了20多个与之相关的项目,所以我对医疗行业比较熟悉。 现在在医疗行业,火山石资本主要关注新医疗等领域。 比如我们关注基因检测确诊病症的发展,而以前这都需要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仪器检测,再结合个人经验来确诊。
做火山石资本,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投资一些优秀的公司,帮助它们成长。但是我们对于赚钱还是很迫切的,我们希望能为LP赚更多的钱。投资速度还是比较匀速的,现在平均每天看4个项目。
像我这样的投资界老兵创立的基金,我称为“老新基金”。我们这些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2000年和2008年的那两次低谷。这些老兵有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实际上失败的经历很重要。比如,我现在的心态就比当年好了许多,知道如果一个项目亏钱了,就要从其他项目把它补回来。
王尔德有句话: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