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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发展，这不只是一种增量改进，而是让“产业”发生范式变迁。因此必然会涉及到与原有产业范式的竞争、冲突，必然经历一个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从而解构原有的产业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秩序。
文章转载自腾云，经亿欧编辑发布，供业内人士参考。
技术-经济范式迁移是后发经济体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窗口，当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智能化
革命，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我们认为，产业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在物联网、
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及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产业互联网发展动力充足、发展前景明朗，但是，通往未来的道路略显模糊，众多参与者正在摸索前行。
大致来看，目前存在这样两条探索路径：
一条是德国和美国率先提出并实践的B2B2C的道路，即以生产为核心，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向外扩展到整个产业体系；
另一条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提出C2B2B的道路，即从2C端出发，从连接消费者到连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厂商，从连接消费场景下的人到连接工作场景下的人，从而把数字连接扩展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
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必然重构现有的产业链、创造新的产业逻辑。
至于哪一种道路更有可能实现，业界有很多的讨论甚至争论，也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探索。在我们看来，与其执拗于不同路径之争，莫如把问题交给市场，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走出适合自己的升级之路。
站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总体的高度，将产业互联网置于范式变迁的视角下来观察，或许有助于实践探索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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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开启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连续跨越了贫困陷阱，2019年达到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学界的共识是，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发展，就是要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而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有许多国家或者经济体，在整体度过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的增长失去动力，持续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数十年。
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1/3的动能。这样一个经济体，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当然不是好消息，对中国自己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也是近些年来，所有有志的学者念兹在兹，不断研究，想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药方大家有共识，就是创新：把经济发展由更多地依靠土地、劳动力等基础要素的投入，转移到依靠创新上来。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少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成功经验，即是创新。
以日韩为例。
上个世纪50年代，晶体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兴起。在这一新兴产业，日本企业学习和利用了发端于美国的技术，把物美价廉的消费电子产品带给了全球消费者，由此开启了日本消费电子产业走向世界之门。日本许多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企业，如索尼、松下、三洋、先锋等，都发迹于消费电子产业。
韩国企业的兴起，最早也是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开始的，但韩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则是建立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发展了从模仿到创新的产业学习模式，整个产业界对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研发。到21世纪初期，韩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开始有全球影响力，内存、液晶显示设备、无线通讯产品在世界市场都具有领先地位。
可以说，日韩均是抓住在发达国家发端的新兴产业，努力学习，开发新的产品品类、开拓新的行业，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技术、管理方式等反过来运用于已有的产业，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型升级。
日韩的转型升级以“雁行模式”，外溢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于是出现一个加起来2亿人口的社会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东亚奇迹。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升级、产业转型的事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日韩的经验固然振奋人心，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这个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必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毕竟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中等收入阶段，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创新。
在与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中，后发国家如何才能从追赶到超越，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呢？
日韩等经济体转型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电子信息产业革命（也被称为
第三次产业革命
）所带来的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变迁的机会。先是日本从消费电子产业起家，接着是韩国从信息通讯技术行业突破，而后以“雁行模式”外溢到东亚其他国家。
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并成功转型，一个加起来两亿人口的社会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升级、产业转型的事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交织在一起，形成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
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一系列相互依存的技术、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以及管理创新，这些彼此关联的因素相互影响、反馈循环、持续演进。
英国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根据创新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依次将其划分为渐进创新、重大创新、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并在各产业渗透，其影响可扩展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完成新的产业革命。
在人类产业发展的历史上，此前由技术-经济范式迁移引发的产业革命有三次：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
每次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但其影响所及，远不止是技术系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技术系统的支持下，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会向新的产业范式转轨。
新的技术应用、新的生产关系慢慢孕育、成型，并大规模地扩散，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商业形态、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第一次产业革命让人类生产摆脱了对人力和畜力的依赖。
蒸汽机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机器为主的现代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原材料、工厂、贸易商之间形成初步的分工和协作体系，这一体系在以纺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得到发展和完善。
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实现了生产的电气化，同时，零部件标准化及流水线模式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分工效率大大提升。福特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得像汽车这样原来只能为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大规模生产方式向其他产业扩散，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进入消费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大规模同质消费的模式。
第三次产业革命不仅孕育了电子信息、计算机、互联网等新产业，还构造了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其影响延宕至今。
随着计算机、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产业活动得以全球分布，一方面，促使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后发国家本地形成溢出效应，从而带动了后发国家产业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的深化，使得产业价值链结构在全球呈现碎片化的网状分布，形成了全球产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的格局。
信息化革命的结果，就是在全球形成了分布式生产、差异化消费的产业基本格局：在供给端，产业价值链在全球碎片化分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按照自己的资源和能力禀赋，各司其职，形成了全球价值网；在需求端，为了尽可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厂商往往开始做市场细分，给身处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消费者群体提供不同的产品。
产业革命时期，一旦发生范式变迁，则新范式下的领先者不一定是原有范式的领跑者，而有可能是抢先完成范式转移的跃迁者。也就是说，在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
美国能够在19世纪中期开始从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于把握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会。
第二次产业革命初期，美国的工业体系整体与欧洲 (特别是英国)比，相对落后，引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基本技术原理和发明，大部分都在欧洲发轫。但是这些产业技术，却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全面、彻底的扩散，并相应地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社会体系。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产业革命发生时，创新要素往往是围绕需求活跃区域聚集的。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但技术落地却离不开具体的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来讲，技术都是过剩的，市场需求因而成为稀缺资源。
当时的新技术发展超出了欧洲普通消费者的想象——“如果你问顾客，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需要一辆更快的马车”。同时，欧洲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例如，1865年英国通过“红旗法案”，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前面开道，且汽车时速不得超过5英里。
这种“马车优先”的制度，显然不利于新兴的汽车市场需求的形成。新技术需要市场需求的“培育”，也需要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配套制度改进，才能以商业的方式，推动制度改进和产业变迁。
总而言之，技术是内嵌于已有社会结构之中的，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技术能够创造性地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催生一系列新产品、新行业。这些新产品新行业的诞生，必然会导致社会组织、冲突协调等产业和社会治理机制的随之改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阶段。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在全球初露端倪。
这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以巨大的需求规模做支撑，足够多样化的产业网络节点为基础，生产设施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从而既能大规模生产、又能按需定制。最终将形成一个全新的、用新型互联网技术连接的、辐射全球的新产业网络，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社会形成智能化生产、个性化消费的新范式。
所有国家和经济体，无论转型早晚、快慢，最终都将卷入这场产业范式变迁的大潮流中，而这次产业革命，也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一个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窗口。在经济转轨的当下，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中国抓住智能化产业转型的机遇，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在这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的时候，中国刚刚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
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均衡，还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产业结构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技术创新，几乎都可以形成与中国制造能力的连接。
中国的研发强度在2000年首次超过1%，到2013年就超过2%。2018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19%，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大研发投入国。
如今，中国是全球研发工程师最多的国家，专利和科技论文产出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尽管质量和人均水平还有待提高。但这是中国产业中所蕴涵的巨大的创新能力要素，这些能力要素能够发挥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应用和市场，就能极大地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需求乃创新之本，创新的产业生态往往最容易在需求最为旺盛的地方出现。任何创新，都需要一定规模的需求做支撑，否则企业的创新投入没有回收的可能，企业就可能在创新上踟蹰不前。
有别于成熟发达的欧美和相对狭小的日韩市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各个领域需求的巨大市场，为企业新技术的孕育提供了必需的需求规模。另外，中国市场上，不同消费者群体差异很大，不同产业主体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在未来一段时间也都要升级，但升级所导致的需求重点会有差异。
中国市场上这种需求的差异性，将提供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让不同的技术方案和升级路径都可以得到探索、试验。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规模巨大、差异也巨大的市场需求，会成为全球创新产业生态系统演进的巨大动力。
过去20年的发展，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络，基本完成了消费端的数据化迁移。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庞大的数字技术使用人群，有用新的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改造的经验，以及行之有效的
产业创新
系统。把这个系统与中国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相结合，使新的智能化技术由消费端向产业端迁移，完成对供给端的改革改组和改造，将有助于推动产业范式的变迁完成。
各个国家原有的产业基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制度体系存在差异，因此，产业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也可能具有显著的不同。庞大的消费互联网和体系全面的制造业结构，是中国当下产业结构的两大独特优势，也预示着中国将走出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产业范式变迁的路径。
具体来说，即在全世界率先演进出一个以互联网为“连接”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且与之共生的新生态，这个生态体系，可以称作是“产业互联网”。
有意思的是，产业互联网的这个发展方向——互联网技术从消费端向产业端的迁移，是业界最先提出来的。王兴在2016年的一场演讲中提出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进入了下半场，其实质是“各个行业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互联网化，不是仅仅停留在最末端做营销、做交易那一小段，而是真正能够用互联网、用IT全面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2018年，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则进一步指出，“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他认为互联网将全面渗透到产业价值链，对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环节进行改造升级，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马化腾、王兴等中国企业家提出的产业互联网这一升级路径，与美国和德国提出的升级模式有重要的区别。
德国和美国率先提出并实践的是“
B2B2C
”的道路。
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GE等企业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通过新的信息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数据化和智能化改造，形成更具有效率的生产系统，从而升级和改造已有的制造体系，并由此扩展到与生产相连的供应、配送、运行、维护以及设计、开发等环节，形成全新的从生产、到配送到消费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生产是核心，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向外扩展到整个产业体系。在国内，也有一些产业人士称之为“工业+互联网”的演进路径。
另一些人士认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走的是“
C2B2B
”的道路，即从需求端出发，逐渐往上游扩展，从2C的互联网应用逐渐向2B端，对生产端的各个环节，逐步进行扩散和改造，最终对整个产业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制造环节）进行彻底的重构，形成全新的以新的智能技术武装的、覆盖从原料到消费服务的全链条的新产业结构。
在这一思路看来，中文语境下的工业互联网，是产业互联网的一个子集，车间端的产业互联，则是产业智能化的最后一公里，而不是起点。
无论哪一种想法，最后都是要新的互联网技术，对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打通从原材料到用户服务的全价值链，实现企业内部和企业间产业活动的有效连接；这样的连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网络协同，并实现决策上的数据智能。
因此，不仅仅是面对消费者的一端，也不仅仅是对企业的服务，更基础的是企业的内部管理、业务流程在线化，也包括线下实体业务环节（制造加工、用户服务）的数字化，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传递、活动协调与价值分配。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必然重构现有的产业链、创造新的产业逻辑。
至于哪一种道路更有可能实现，业界有很多的讨论甚至争论，也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探索。在我们看来，中国市场需求规模大、差异化明显，上面无论哪种路径，都能找到试验和应用的环境土壤。与其执拗于不同路径之争，莫如把问题交给市场，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走出适合自己的升级之路。
过去二十年，我们的企业家能将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规模做到全球第一，在未来的发展中，相信他们也能通过创新推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发展，走出有中国市场特色的产业创新之路。
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发展，这不只是一种增量改进，而是让“产业”发生范式变迁，因此必然会涉及到与原有产业范式的竞争、冲突，借用熊彼特的术语，必然经历一个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从而解构原有的产业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秩序。
这种创造性的破坏，会对原有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和组织形态形成巨大的冲击，这些原有范式的主导者自然会对新范式进行抵制。
因此，一个更易实现的产业范式变迁路径，可能是从原有范式下相对薄弱的领域发轫，随着技术的进步持续卷积，逐步渗透到更加广阔的领域，通过对已有产业结构的解构和重构，最终完成范式变迁。过去20年全球零售业由传统“店商”到“电商”的演进，生动地诠释了这样一个通过外来者“创造性破坏”，重构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
充分发达的消费互联网、相对齐全但发展水平参差的制造业，以及不发达的企业服务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也最有可能从这里出发，寻求新的突破。
过去20年中国发展了全球最为先进的消费互联网，积累了面向未来智能化产业范式的大量实践探索，其中的一些经验，迁移到各个产业的上游，受到的阻滞相对较小，是范式变迁的自然路径，容易形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2C端出发，从连接消费者到连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厂商，从连接消费场景下的人到连接工作场景下的人，就可以把数字连接扩展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不仅包括企业间的价值链环节，还包括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用户服务、甚至内部组织管理，这样就可能把企业的活动数字化，并与其它企业形成有效的链接和网络协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一系列从底层技术到业务赋能平台，再到行业应用的三层架构，并形成多平台、生态化演进的整体趋势。
我们坚信，初现端倪的智能化革命，正是中国产业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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