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蚂蚁金服陈龙：这是一个企业越来越大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小的时代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未名湖数字金融研究，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11月4日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第二届年会“数字金融的中国时代”上的演讲内容。现有亿欧编辑转载，供业内人士参考。
各位尊敬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每次回到校园总是很开心，尤其那么美丽的校园。前天哥伦比亚大学的王能教授顺道来拜访我。他说起最近参加的一个基金的会议，参会的人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是不是要买茅台的股票。
说到这里，我们俩哈哈大笑。作为曾经的金融学教授，我们都花了很多年时间写文章，研究资本市场的趋势和套利机会。我和他说，我后来终于懂得，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预测市场，而是把金融当作一种服务业来做，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好的金融服务，或许才是金融走得最远的正道。
刚才我讲到的现象，就是在金融里面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是花在寻找套利的机会，而不是直接解决企业或用户对金融的需求，大家都很熟悉，叫脱实向虚。 脱实向虚，难普难惠，是金融一直以来最大的挑战。 有人说·金融天生嫌贫爱富，其实更准确的表述，应该说由于成本效率的限制，嫌贫爱富是历史上金融能够在商业上可持续的前提条件，脱实向虚是因为全面服务实体经济不划算。而到今天， 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这个前提条件 。
数字技术 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技术。蒸汽轮船发明160年后，印度尼西亚才享受到其便利。电力产生60年后，肯尼亚才通上电。而计算机出现15年后，就应用到了越南。手机和互联网只花了几年时间就出现在了发展中国家。截至2016年，在发展中国家中，80%的人拥有移动电话。在全球最贫穷的20%的人口中，超过70%的人拥有移动电话，却不一定有厕所或者清洁用水。
那么 为什么数字技术能那么快地触及金字塔的底层呢？ 因为数字技术在效能上的迭代是史无前例的。摩尔定律告诉我们，每隔18个月，计算效能会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在信息时代开启半个世纪之后，计算效能已经提升了数亿倍。今天一个iPhone7的计算能力已经是20年前IBM深蓝计算机的2000多倍，而每GB数据存储成本从1万美元降低至0.03美元。数字技术史无前例的迭代速度意味着被这个技术点亮的 各种服务在获得史无前例的平民化和规模化 。
数字技术的变革为 普惠金融 的规模化带来了真实的可能性。移动互联在深刻地改变金融触达用户的成本和效率，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云计算 的结合，也就是信息、算法和算力的结合，在深刻地改变了解用户、甄别风险的成本和效率。 区块链 带来了不需要信任的信任。正如19大报告指出的，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这样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你会发现，因为技术改变了，今天的金融，是不一样的金融。
金融的第一个不一样，是效率与成本的根本变革，让满足碎片化、规模化的金融需求成为可能。普惠金融中的普，不是在某村建立一个标杆，而是指真正的规模化，而在数字时代之前，我还没有看到可以规模化实现的方式。
肯尼亚只用了4年时间就覆盖了1400万移动支付的用户，印度的Paytm在两年多时间新增了2个多亿的移动支付用户。在今天的中国，移动支付不但非常普及，而且非常实惠。在美国这个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收单费率高达3%，而中国的支付费率已经降到了千分之六甚至更低。移动支付也很安全， 传统银行卡的资损率是万分之二，我们是百万分之几的水平 。既普且惠且安全且好用，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数亿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带来的不止是支付的便利，而且是史无前例地积累信用的速度。 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大企业和大工厂这些主动脉，也有如毛细血管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小的创业者，而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关键障碍就是信用的缺失。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有了数字信用，全国共有超过1000万商家获得了 网商银行 贷款授信，超过700万小微经营者获得资金支持。前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实体经济中这些海量、碎片化的金融需求，也就是普惠金融的需求，只有通过技术才可能大规模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在落后的地方推广得更快。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的 金融科技 在实践中发展地更快，而在中国， 黄益平 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得更快。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是最大、最快的普惠。也因为如此，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优先选择，是一个国家战略。
新金融的第二个不一样，是数字技术正在和线下实体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合，在推广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在重构实体经济，并同时降低数字鸿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字农村金融。有一位叫范永杰的宁夏大学生，约着几个兄弟一起创业，开了家淘宝店，在线上贷款的支持下，把枸杞卖到了全国，让很多中年大叔获得了幸福感。他的生产经营是线下的，但是销售是线上的，而数字信用的积累，让他得到了金融的支持。有一位叫艾煌兮的湖南平江农民，三天就用手机贷到了款，买了辆三轮跑运输。终于不用去城里打工，可以留下来照顾妈妈了。背后的风控，是网商银行和中和农信合作，由中和农信做线下调查信贷决策和管理，而网商银行提供的人工智能学习能力，帮助中和农信把风控模型区分度（也叫KS值）从20%提升到40%。
在我们“ 电商+供应链金融+保险 ”的模式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品供给，通过电商销售最终产品，这位重庆的肉牛养殖户蔡大姐，不但获得了资金和农业保险，而且通过龙头企业解决了销路。在这些例子中，农业的供应链在进行线上线下的重构，金融也是如此，而且是供应链重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今天数字农村金融让人激动人心的地方。
新金融的第三个不一样，是金融正在突破条块分割，从产品为本的B2C到以人为本的 C2B 。
从金融生态行业来说，重要的不是每个机构什么都自己做，而是以用户为核心合作服务，混业的有机合作成为行业的普遍趋势。我常常听到人问，未来的金融到底是传统金融的天下还是金融科技的天下？ 这是典型的B2C思维。未来应该是C2B，是用户的天下，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以用户为核心构建服务生态。
因为金融服务是如此的不够普及和深入，这个生态是共同做大的蛋糕，共同受益的增量。中国95%以上的金融资产，和97%的支付体量，实际上都还在传统金融机构手中。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因为技术的冲击而发生大量资产流失甚至破产。以用户为核心的生态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新金融的第四个不一样，是金融的精神正在改变，从华尔街之狼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
我曾经做过很多年金融学老师，也见过很多老师和从业者，读过很多金融的教科书，有趣的是，大家几乎无论在课堂上，谈论中，还是书本里，我们讨论的往往是 市场的趋势和套利的机会，几乎没有人讲金融的理想是什么 。像每一个行业一样，金融当然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不是赚钱，而是把金融当作一种服务业来做，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好的金融服务，赚钱只是这个努力的自然结果。
那么金融加上技术，就会自然的普惠吗？上个星期互联网金融协会论坛的主题是技术驱动，坚守初心。 谢平 教授在论坛上分享观点，他说因为体制的关系，从历史经验看，靠现有的传统的金融机构去推动普惠金融有一个大问号。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争议金融机构到底是嫌贫爱富还是应该坚持初心，只要技术能够把成本效率降下来，再加上市场机制，就一定有机构去把普惠金融当作蓝海当作使命去做，进而推动整个市场转变。
技术＋市场化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正确姿势 。所以在推动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的时候，国家最需要做的，可能是在建设技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推动市场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机制，而非寄望于特定机构去解决问题。
那么数字技术是不是会有益于竞争呢？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数字时代企业发展的几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创业越来越容易成功的时代 。以美国2C初创企业达到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时间为例，90年代大部分初创企业，除了谷歌之外，进入独角兽行列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千禧年之后，不但变成独角兽的企业的目睹大为增加，而且绝大部分都花了不到10年时间。已经深刻改变很多人生活的许多公司，包括脸谱、推特、Airbnb、Uber 、Linkedin等企业，都是千禧年之后诞生的。
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中国，而且更为显著。大部分独角兽都是在千禧年之后产生，从京东、美团、滴滴打车、小米、众安保险，到OFO单车，这些初创 企业服务 上千万用户，跻身独角兽所需时间越来越短。创业周期越来越短，说明获取用户、懂得用户、提供服务和外部协调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企业可以迅速积累大规模服务用户的能力。用科斯的语言来说，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市场的边界越来越大，包括原来不能触达的长尾用户也进入了市场。
第二个趋势，这也是一个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时代 。美国营收前100强的企业，其营收总额，从1988年的1.3万美元，飙升到2016年的7.4万亿美元，不到30年时间翻了6倍；其营收占GDP的比率，也从1988年的25%逐渐上升到2016年的40%。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在1994年的营收占美国GDP的58%，到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3%，企业规模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并且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企业越来越大，意味着计划能力越来越强。技术改变市场效率的逻辑，也适用于企业内部。这是一个大企业繁荣的时代。
第三个趋势，这是一个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崛起的时代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却没有一分自己的库存，其作用是把上千万大大小小的企业和数亿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空中食宿（Airbnb）可以不拥有一间自己的客房，却为旅游者提供世界上最多的住宿选择；苹果商店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数字产品平台。平台和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双边市场，其核心竞争力，是用技术的力量助益平台各方的参与，解构本来属于一个企业的功能，带来信息的有效交流，从以机构为核心（B2C）转变为以用户为核心（C2B），共同为消费者服务。这种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市场经济被技术赋能，和各种场景紧密结合，构成生态，其结果是平台上的万物生长。
第四个趋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表现在企业繁荣的寿命越来越短。 美国在1920年代编制的标普指数的90个企业中（那时只有90个企业），其后保持在指数中的平均寿命是65年；到2016年，典型的500强企业保留在指数中的预期寿命少于20年。前面20位企业排位在过去10年的剧烈变迁也是这个趋势的佐证。互联网公司的快速迭代更是枚不胜举，颠覆越来越成为每个行业讨论的惯常话题。
把这几个趋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这既是一个企业越来越大的时代，也是一个企业越来越小的时代，更是一个打破企业边界的用户导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新创业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
技术和市场机制的结合，仍然是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用的话来说，“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数字时代，技术+市场化，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最佳路径。
当然，推动金融创新，一定要平衡好风险与对社会的收益。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话，科技与金融创新离不开赋能的监管环境。这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是沙盒机制，就是在可控环境里面尝试金融创新。2016年6月，英国正式启动“ 沙盒监管 ”政策，上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了《监管沙盒实践经验报告》，其中提到有50家参与企业，总体达到效果，具体表现在：
（1）减少创新落地的时间和成本，报告表明沙箱在帮助企业理解监管框架、加快产品推向市场和减少外部合规顾问费用上具有显著价值。
（2）让产品能得到充分的测试和改良，从沙箱走向外部市场时，1/3企业会根据沙箱中收获的经验与教训，修正商业模式。
（3）允许监管机构与创新企业共同为新产品建立适当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例如，企业被要求制定“退出预案”，确保测试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同时让消费者损失最小化。
刚才讲的是英国，更应该被点赞的是中国。正是在一行三会和互联网金融协会推动的前瞻、鼓励的政策和监管环境下，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应用才能够得到大力发展，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几个星期前刚参加IMF年会回来，IMF总裁拉加德最近数次用“美丽新世界”来形容金融科技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其中多次盛赞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也期待看到沙盒机制在中国的实际、有成果的落地。
历史告诉我们， 如果技术改变了商业的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就会改变，商业精神也会改变。 在这个数字技术时代，我们正在看到不一样的金融，这种金融最重要的特点，是规模化、平民化，是和实体经济融合在一起，伴随着这个变化的，是不一样的金融精神。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对所有的从业者敞开，这个金融的新时代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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