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背后，究竟是谁的悲哀？

继上海携程亲子园爆出虐童案之后，舆论对虐童类似事件的关注度已经达到顶峰。然而，这次北京 红黄蓝 新天地 幼儿园 还可以“顶风作案”，再被爆出虐童，手段更加令人发指。

这是不到半年多的时间里，红黄蓝第二次被爆虐童。上一次是4月20日，红黄蓝大红门幼儿园。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不会是个体事件。接下来，各地 幼教 行业里很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可怖的类似事件被爆出。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让幼儿园里的虐童行为如此肆无忌惮？让一个本应是最充满关爱的地方，反而成为“原罪”滋生地？

幼儿园为什么成为监控盲点？

首先从管理机制上看，幼儿园是缺乏第三方监管的。幼儿园带有学校性质，采用的是园长负责制。园长要全权负责幼儿们的人身安全、饮食安全，管理指导保教环节。

但是，除了外部接受卫生局、保健院、教委、消防等部门监管，在幼儿园行业体系里，是没有相关监管角色的。尤其是幼儿园采取全封闭式管理，要监管，更难上加难。

所以，一个园长有多重要？

“一个幼儿园好与坏，就看园长了。”在幼教行业从业多年的 毕汝杰 评价，他举了一个实际案例：北京一个幼儿园，本来一年有500个孩子，但是新来了一个不懂业务的园长之后，仅一年的时间，就减少成了180个孩子。

园长的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能真正胜任者却寥寥。经了解，园长日常工作内容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每日巡班，对教师和保育员进行指导。前一项是内部监督，后一项是提供专业指导。

所以问题来了，这些虐童案的事发园，园长究竟有没有每日巡班呢？答案无非两种：1、巡了班，但是对一些虐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其本身就是参与者或者主导者。2、没有巡班。但是幼儿园通常规模都不大，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察保教环节漏洞，这本身就很匪夷所思。

另外，在管理层级设置上，幼儿园要比真正的学校层级少很多，管理要更粗放。

通常，学校除了校长之外，会有好几个分管各项内容的副校长，下面才是各个部门主任。但是幼儿园要简单的多。正规幼儿园的设置就是，一个园长，一个副园长，下面是分管教学、保教、后勤的主任，分管保健医等环节。常见的情况下，副园长通常就是一位主任兼任，而一个主任也可以兼管多块。

反讽的情况是，“北京幼儿园的园长一年很多时间都在开各种会，真正去落实工作的时间非常少。”毕汝杰表示。

那像红黄蓝这类的连锁幼儿园，是如何对分园实现监管的呢？

毕汝杰表示：红黄蓝这类连锁幼儿园品牌，外部的监管一般是从教学端和工具端。幼儿园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从财务上分析分园的经营情况。但是，最终各项环节如何落实，最后还是回到园长身上。

目前，有些高端幼儿园实现了全监控，家长可以实时看到孩子在幼儿园的日常。

但全程监控又是不少园长从理念上排斥的，“这和监狱有什么不同呢？”

虐童当事者为什么总是保教人员？

再来追溯近期虐童案的直接当事者，他们通常是老师、保育员，是需要和幼儿们长期接触的人。

为什么本应是幼儿园服务核心的保教环节，却这成为了虐童行为的高发区？

经了解后，发现这和两个原因有关：其一、保育员、老师的工作量大；其二、幼教行业的对老师的标准不高，人员流动性大。

北京私立幼儿园学费逐渐攀高，每个幼儿学费每月3000-10000元不等，这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是一笔昂贵的开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师的薪资水平。

“幼儿园老师的薪水很低。北京幼儿园普通老师的薪资标准在2500-3000元左右，部分私立园要是理念好，可能略高于这个标准。”一个从业者非常无奈的说道。

北京的生活成本这么高，这么低的工资水平，能找到什么样的老师？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为了解决找人难题，幼儿园想到的方法就是降低标准。该业内人士说出了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老师需要有教师证，保育员需要有保育员证，但是幼儿园可以以招聘助教或者实习生的身份招聘无证人员从事保教工作。”

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甚至没有育儿知识的人走上了非常重要的保教岗位。

更糟糕的是，她们很多还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

国家对幼儿园的管理规定是：两教一保。一个班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理想的标准是，老师和幼儿配比是1：10。但大多数幼儿园都采用的是1：15配比。相比老师，保育员的劳动负荷更高。据了解，很多保育员通常要负责3-4个班，负责整个楼层清洁打扫。

然而，照顾幼儿本身就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超重的劳动量让不少保教工作者都带着极重的负面情绪工作。这时，还不太会表达的弱势群体—幼儿，就常常就变成了情绪发泄对象。

那幼儿园是否能增加老师的薪酬，招聘合格的保教人员呢？

答案是很难。

毕汝杰透露：“现在幼儿园都在面临运营成本上升的问题。普惠园还能享受少量补贴，营利的私立园是享受不到补贴的。在房租成本、教学硬件成本、装修成本不断走高的前提下，幼儿园也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生存压力。”

新“民促法”出台后，幼儿园可以转为营利性机构。加上放开“二胎”政策正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幼教产业也就成为新一轮资本竞逐的对象。

当和资本绑定后，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本来应该是充满关爱的地方，要被各种经营指标催着跑。

“你会发现，出事的幼儿园都是以经营企业的方式在运作，以数据、利润来考核。”毕汝杰说到。

就如虐童事件频发的红黄蓝，在资本推动下，它的首要任务变成了扩张、盈利，然后再扩张、盈更多利，而不是自查。

这是谁的悲哀？

采访到最后，还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

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的，给幼儿“打针”、“喂药”竟然是幼儿园管理中,被不少人知晓的手段。

“因为3-6岁的孩子，集体生活非常容易生病。而很多幼儿园是按照孩子的出勤收费，来一天算一天，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出勤率，就会给孩子喂药。这些药吃了对身体好吗？肯定是不好的。”

在多知网的采访中，一位不愿具姓名的离职幼儿园老师这样说道：“用针扎小朋友其实是行业里少数但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针更隐秘，同时能达到震慑、惩罚小朋友的作用。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并不是真的心理变态到要去扎孩子。而是因为每个老师差不多都要负责十几个孩子，独生子女并不是大家日常中看到的那么可爱，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每天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有些老师会抑郁，有些老师会离开，很多老师可以完全做到没有任何推搡的动作， 但是有一些极端的，就会采取惩罚措施。”

随着这类事情被曝光，外界对幼教行业的一致负面舆论，让身在其中的老师变为被指责的群体。

但她们是这场罪恶的根源吗？

这位老师的话让人感触颇深，她说：“挺受不了的，没有人曝光我们的辛苦，用一些无证甚至资质较差的少部分老师来否定我们所有仍然真心爱孩子的人。有老师被孩子咬伤过，也有老师因为孩子用力过猛，眼镜被打掉划出一道血疤，这些都鲜有人知。”

“开放日的时候，有家长问能不能在卫生间安装摄像头？我们拒绝了，不是怕他们看，而是给他们看了，其实他们不相信我们，他们一样还是会不放心。”她的话语里透着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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