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企对外投资：回归理性，塑造新格局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虽然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但是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逆 全球化 ”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全球化智库（CCG）作为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的智库，继续密切观察和研究 中国企业全球化 进程，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连续举办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研讨。

研究表明，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 一带一路 ”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一、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特点

（一）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质量和效益获得提升

在全球FDI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继2015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二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961.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4.7%，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净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监管层加大中企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和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而收紧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

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但是，至2017年后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开始好转，降幅逐步收窄。11月、12月当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

虽然2017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对外投资的新发展和新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二）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并购投资活跃

在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更加优化，主要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 20.8%、15.9%和8.6%。 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取得良好成效，房地产、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主要方式。CCG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含尚在进行中的并购项目），2016年达到772起。而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跨国并购中的境外融资比例高。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三）中国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抑制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201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抑制非理性投资。 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 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在监管调控下，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2017年中国企业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四）“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五）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 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六）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根据CCG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例如，2017年前海尔在欧洲市场上还是单品牌作战，2017年海尔发布了六大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全球市场上的“海尔系”品牌，有望帮助海尔构建世界级的家电产业集群，助力海尔完成对全球市场的进军与渗透。

（七）中企海外经营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

CCG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展问题的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67%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为当地企业。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对外资准入也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因此，本土化战略对企业在海外成功经营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的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二、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新问题及建议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 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 企业层面 ，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

政府层面 ，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CCG研究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 云计算 、 大数据 ”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CCG认为，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

三、展望：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 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CCG调查显示，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大推动力。根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定对外投资计划。

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多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CCG认为，扩大对外投资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扩大进出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加深全球化参与的过程中激流勇进。中国企业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首超外商来华投资，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在国内外政策环境收紧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有所放缓，但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一股寒流，但全球经济只有在互利共赢中才能更好发展。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才能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