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帝都没有大市值药企，华大基因也没留下

帝都北京，这座被赋予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凭借天时地利的优势，吸引着各行各业的公司在这里汇集。

关于这座城市的竞争力，经济、环境、科技、行政能力等都大有可说。不可否认，这些是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必要影响因素。但另一方面，这里有多少家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都是什么规模，更是这座城市经济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也能更加有力地说明城市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根据北京证监局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京辖区共有上市公司306家，占全国A股上市公司3467家的8.83%；辖区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37764.24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4.28%。

毫无疑问，尽管不作为经济中心，但坐拥四分之一A股市值的北京还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国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也与城市GDP情况基本相符。 2017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00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这个成绩紧随上海之后，排在全国第二位。

具体到医药行业，以市值为标准，北京的竞争力又表现如何呢？

▲北京17家医药上市公司分布图（图片来源：E药经理人）

根据E药经理人统计，截至2017年12月29日， 剔除央企后，注册地为北京的医药上市公司共有17家，这个数字让北京成为了中国拥有最多医药上市公司的城市。 然而，17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945.56亿元，在全国医药城市市值排行榜上仅排名第四位，落后于上海、深圳和连云港。

这样的数值与排名似乎与北京超一线城市的地位并不相符，而在排除了央企因素后，北京更是没有一家市值过千亿元的医药上市公司。 上海凭借复星医药和上海莱士实现了近两千亿元的市值，深圳除了华大基因领跑外，还有一众市值100亿元以上的中坚力量，而连云港更是依靠恒瑞医药让这座沿海小城一举超过北京，跻身中国医药城市市值榜三强。

如果说上述的这些企业都足以代表其所在城市的医药竞争力，那么，北京的代表是谁呢？是中药百年老字号的同仁堂，或是以心血管产品起家的医械公司乐普医疗，还是拥有国产来那度胺的双鹭药业？显然，对于北京来说，除了数量外，这里同样需要更具竞争力的医药上市公司。

1、缺位千亿市值

北京的医药产业规模有多大？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医药工业总产值从454亿元增加到86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明显高于北京市工业总产值增速；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十二五”初期的3.3%上升至2015年的4.5%，其中医药工业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工业的比重从5.6%上升到7.8%。“十二五”末期，北京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300亿元左右，年均增速16%，成为北京新增的千亿级产业。

此外，2017年1月至10月，北京市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52.8亿元，同比增长19.3%，已经赶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总额。

化学制药、中药、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是北京医药制造业的四大子行业。 这四个子行业规模占到北京市医药工业的92%。其中，化学药占48%，中药占18%，生物药占12%，医疗器械占14%。

这样的产业结构特点也可以从17家医药上市公司类型中得到印证，除了昭衍新药和嘉事堂属于研发服务和医药商业外，其他15家医药商业均分属化学药、中药、生物药以及医疗器械四个子行业。

在北京拥有的17家医药上市公司中，同仁堂排名最高，在所统计的338家医药上市公司中排名第18位，截至2017年12月29日，其市值为442.16亿元。乐普医疗排名第19位，市值为430.35亿元，同仁堂和乐普医疗也是北京仅有的两家市值超过400亿元的医药上市公司。

目前中国医药上市公司千亿市值俱乐部包括恒瑞医药、康美药业、复星医药、云南白药以及中国生物制药。 没有千亿市值的医药上市公司，这是北京与前三甲城市的最大不同。即使是紧随北京排在医药城市市值第五位的昆明，也还有云南白药这一医药市值千亿俱乐部成员。

为什么北京没能出现千亿市值的医药上市公司？

从整体上来看，根据2017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市医药制造企业共有209家，尽管数量不少但大部分属于中小规模企业。再来看北京医药上市公司的市值排名，100亿元以下的企业占到了70%。

作为有着349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目前的市值似乎与其行业地位和品牌并不相符。即使是算上旗下另外两家医药上市公司同仁堂科技以及同仁堂国药，总市值也不过675.79亿元，这与另外两家千亿市值的中药企业仍有较大差距。

1997年，同仁堂在上交所上市。自上市以来，公司营业收入从6.27亿元增加到120.91亿元，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5.78%，2006年公司营收下降7.55%。净利润方面，从1997年的1.02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9.33亿元，年均净利润增长率14.61%。

2017年下半年以来，同仁堂股价跌幅将近10%。当然，中药板块整体下跌是大背景，但同仁堂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不佳也是重要因素。作为代表公司赚钱能力的重要指标，过去5年来，同仁堂的ROE（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15.3降到2016年的12.5。而2016年康美以及云南白药的ROE则分别达到了13.95和20.03，另外一家中药老字号片仔癀2016年的ROE也达到了16.13，可见同仁堂的经营效率不高。

经营稳定但保守，进取心不足，资本经营效率不高，管理不到位，产品线定位不清晰，这是外界对于同仁堂的普遍看法。在业内看来，同仁堂的国企背景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作为北京国资委下属公司，同仁堂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国有体制弊端，从而导致管理层激励机制缺失，进而影响公司业绩表现。而其是否也能像云南白药一样大力度的国企混改，真正充分发挥股权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实际上，北京是众多央企和国企的总部所在地，很多上市公司都有国字号背景。除了同仁堂外，在北京的医药上市公司阵营中还有嘉事堂和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这两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分别是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因此，这样的特点也使得这些上市公司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在经营灵活性和效率上稍显不足。2018年初，嘉事堂的控股股东产权整体划转至中国光大集团，实际控制人则均变更为国务院。从共青团中央到市场化金融集团，业内普遍认为这样的转变将给嘉事堂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公司的管理体制机制和资本运作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

2、留不住的尴尬

天子脚下，皇城根上。北京成为中国拥有最多医药上市公司的城市，这似乎并不意外。这里有最好的融资环境，最快的政策接收和反应速度，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如此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却并没有使得北京诞生出一家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医药上市公司。相反，一些公司在离开了北京之后反而一路高歌猛进，比如，华大基因。

1999年，北京空港开发区的一栋旧厂房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布成立。2003年5月，研制出SARS疫苗后，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并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收编”进国家队。

汪建曾说，他决定南下深圳仅仅用了十分钟。

彼时，国际上新一代基因测序仪的问世不仅将测序效率大大提高，更让汪建看到了行业巨变的拐点，然而中科院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采购5台新仪器的要求，这也成为华大基因出走中科院的导火索。

2007年，汪建辞去了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脱离体制内，率华大基因南下深圳。在那里，盐田区政府提出给他提供旧厂房当办公场所“试用”。避免学术上的争议及体制的束缚，需要社会环境发展独特的地方，汪建最终决定带着华大基因落户了深圳。

华大基因的出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原有体制的束缚，这样的束缚也就导致了北京无法像深圳一样给予其有力的资源支持， “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是汪建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华大基因南下，少不了深圳当局的极力促成。擅长打造样板企业的深圳，希望将华大基因打造成为基因测序领域的样板企业，并由此拉动创新经济的增长，更是承诺每年给予华大基因2000万元的经费。

2010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促成下，国家开发银行给华大基因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利用这笔贷款，后者从IIIumina购买了128台HiSeq2000测序仪，这种测序仪在当时的售价高达每台80万美元左右，华大基因也由此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

在深圳，华大基因的角色实现了在基因领域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化成果，而华大基因也迎合了深圳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向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王建曾感慨，没有深圳，华大基因也走不到今天。

之后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2017年7月，华大基因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首日便顶格涨停。此后更是连收涨停板，市值一路飙升。11月15日，华大基因盘中市值突破千亿元，跻身A股前列，它也成为中国医药健康领域最快突破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华大基因和北京，这是一道双向选择题。 前者铁了心要走，后者也没有多大意愿留，只是或许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想到，华大基因会成就今天在中国基因测序领域的地位。

另外一家基因检测公司贝瑞基因同样起家于北京。2017年，贝瑞基因登陆A股市场。与华大基因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通过借壳成都天兴仪表而上市，这也使得其并没有纳入北京注册的医药上市公司。同样情况的还有嘉林药业，2016年成功借壳天山纺织后登陆A股市场，后者改名为德展健康，嘉林药业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贝瑞基因和嘉林药业都是选择了借壳的方式登陆资本市场，相比IPO漫长的排队以及日趋严格的监管，这种方式也就自然成为了众多公司寻求上市的重要途径。但另一方面，这也会使得类似贝瑞基因和嘉林药业这样的本地企业外流。

2017年，《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明确提出作为保障措施，要加大资金支持。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创新融资业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医药健康企业挂牌上市和发行债券。显然，打造更多的本地医药上市公司是北京未来医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3、加码创新

正如城市定位一样，北京的目标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17年，毕马威通过对800名全球科技领袖，包括创业公司、企业家和《财富》500强高管的调查，让他们列出未来四年间旧金山或硅谷以外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并据此统计出全球最具创新前景的城市排名，上海、纽约、东京和北京排在前四位。

放眼全球，美国环波士顿地区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这里聚集了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在内的40多所世界顶尖高校；还拥有全美著名的麻省总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优质临床医学资源，以及众多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新材料及化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

因此，众多大型制药企业将研发中心安置于此，还诞生了一批创新性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以及丰富的风投资源与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都让波士顿成为全球医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显然，北京也拥有中国最好的科研和教育资源。

《2017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在综合大平台、单元技术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中获得国家资助数量、金额以及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均居全国首位。除了获得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医药类国家研发经费支持项目，44%的国家重大新药创新平台在北京落地外，同时还拥有全国11.2%的药品临床研究基地。

目前，北京拥有超过70家国内知名高校院所、64个生物医药领域相关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个生物医药领域相关的国家级工程研究（技术）中心，以及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转化医学中心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认定生物医药相关领域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163家、北京市工程技术中心48家，占全市各领域比重之首。

此外，北京地区生物领域企业从业人员达到8万人，高校院所生命科学研究人员近6万人。北京地区每年生物医药领域高校毕业生过万人，专业人才队伍总体水平和密度居全国首位。

按理说，北京的医药企业更有先机和条件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完成自身竞争力的提高，然而长时间以来，产品重复率高，技术含量低，使得北京医药创新的竞争力并不足。上市公司中，双鹭药业、舒泰神和北陆药业等无一不是依靠单一品种打天下。

重点打造的医药园区建设正在努力成为北京医药行业研发和创新的发动机。例如，昌平区和海淀区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及众多高校院所为依托，成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研发创新中心和原始创新高地，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源泉。

不仅如此，对于创新来说相当重要的资金支持，北京实际上也并不缺少。过去30年，北京堪称中国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马化腾在追忆腾讯的第一笔融资时感慨：“我们在第一届高交会拿到风险投资，那时候深圳也非常难，互联网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没有VC过来深圳。”而在京天使投资人的数据更可怕，目前活跃在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人至少占了全国的80%。

根据指导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新药研发能力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全行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6%以上。实际上，“十二五”期间北京共取得新药临床批件超过300个，数量居全国首位。 但这些创新药能否需要转化为北京地区医药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才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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