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从顶层定调到顶层设计，金融产业将往何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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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紧张进行中，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

这次重量级会议上，透露出很多关于金融产业战略性和方向性问题。多位金融行业监管层的“关键性”表态或为今后的金融产业发展方向“定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加快多领域开放进程

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他表示，目前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开放的措施，我们还大幅度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基本放开了制造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我们还要加快电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开放进程。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创新。

2019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今年，中国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2019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主要体现在：解决农民土地经营权、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开放主要体现在：通过兴办经济特区打开突破口。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服务业改革开放效果显著。

因此，韩正强调“我们还大幅度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在此基础上，“基本放开了制造业”，因此制造业转型升级到了尤为关键的时期， 3月25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中国将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 韩正提到“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加快多领域开放进程”，这一表态也侧面印证了“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主基调。

央行行长易纲：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易纲透露， 2019年央行的重点任务是研究如何能够使市场准确定价，提供足够的对冲工具，使得各种各样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对冲风险，有效地管理风险。

易纲表示，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易纲在发言中提到：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三大职能。一是有效配置资源。二是管理风险。三是提供金融服务，服务于居民和企业。易纲强调，专业的金融服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节约时间。因此，金融本质上是竞争性的服务业。

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我国金融业开放过程中，主动学习借鉴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得更快。

此外，易纲表示，在2019年年底以前，央行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易纲还表示，监管层将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外资金融机构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业务；进一步更好的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副行长潘功胜：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潘功胜表示：

1、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未来，要更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标准，我国资本项目已具有较高的可兑换程度。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将着力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汇兑项目的便利化程度，提高交易环节对外开放程度，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3、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应对跨境资本无序波动。 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进行宏观政策调整时要更多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应推进结构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和进出口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内部脆弱性，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要在开放和金融稳定之间实现平衡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些措施具体包括：

1、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银行业保险业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数量性的条件限制，包括规模的限制，年限的限制，股东类型的限制，还有一些持股比例等限制。我们正在研究取消或放宽这些数量性的限制，更加强调审慎的标准和审慎的条件，吸引具有专业特色和的外资银行，外资保险进入中国市场。

2、进一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结合外资机构的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得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样化此外。也会给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充分激发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市场活力。

3、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审批的效率，让外资金融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在中国发展。

4、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资经营环境，坚持风险维稳的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金融监管体系，为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更加开放的经营环境。

金融业的开放关乎着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王兆星表示， 要在开放和金融稳定之间实现平衡，但开放并不一定会造成金融风险。 王兆星认为，我国实现金融、经济的稳定以及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几个前提：

第一，必须要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和金融的改革；第二，要实现新经济发展模式，即由内需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第三，必须选择和执行正确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第四，要确保控制金融杠杆，特别是整个国家的杠杆。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必须能够管理好房地产市场，并且要能够使得房地产当中的泡沫不再会去影响金融行业。“我们都知道，其实房地产行业造成了金融行业当中很多不稳定的风险”。最后，金融机构必须要能够建立和执行非常好的公司治理，也必须建立一个好的法律框架、生态环境和市场。

王兆星指出，扩 大金融开放，对于监管者而言既是挑战，同时也是促进。 银保监会将以扩大开放为契机，通过加快自身法律制度建设，对接国际通行监管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在开放过程中平衡好促进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在开放实践中提升防范风险和监管的能力。在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取得对外开放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开放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开放，当然美方认为中国金融系统说还不够开放，有一些抱怨。我们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竞争。 “我是证监会是管证券部门的，还有公募基金等等。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去开放，可以去竞争。 如果美方有这样一种抱怨，我们开放的太慢，我们也可以加快。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开放对中美双方有利，对各方有利。所以我们在金融行业有很多的潜力去来开放。”

方星海重点提到的证券业、公募基金业目前在整个金融业开放大潮中表现尤为明显。以证券业为例，2018年年底证监会依法核准UBS AG（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比至51%就是非常明显的信号。 证券业进一步从合资企业向外资企业开放。这一变化或将加剧证券业的洗牌进程，优化整个证券业服务水平和提升其综合实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三个结构

杨伟民表示，重点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 因为金融是血脉，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幅度上升， 贷款结构我国是间接融资为主，贷款的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的僵化。

杨伟民指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三个结构。

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第二银行结构，要建设多结构广覆盖的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推动农业所有制重大改革。

三是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要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

杨伟民演讲的内容与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核心思想相一致，与银保监会不久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内容相契合。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银行业的开放进程和改革压力会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金融业的金融主体会更加多元化、灵活化、规范化，这些主题同时会催化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常态化。这对于金融科技赋能B端服务C端将带来利好。

建行副行长黄毅：“外商投资法”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法律

针对未来“外商投资法”对中国的影响，黄毅认为有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中国金融的开放确立了一个渐进稳当的原则。 中国的金融开放既要有计划，又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首先要搞好稳定，然后再开放。而且在稳定和开放之间要找好平衡。

第二，平等互利，“我们开放你也要开放。” 他认为国际交往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公平竞争，避免单方面规则，任何一方过分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设置市场障碍都会导致信用歧视，增加交易成本，甚至陷入零和博弈。

2019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表明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支持全球化的坚定立场。

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全球化的两大引擎，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两大法宝。 事实上，早在1979年由荣毅仁创办的中信集团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点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通过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探索市场经济道路，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央广网评论称： “外商投资法”标志着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中，中国迈出关键一步。

桥水投资创始人、主席瑞·达利欧：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能够带来繁荣，而且能够促进竞争

瑞·达利欧表示，经济发展受到四个因素影响：一是全球化开放；二是债务周期和信贷周期；三是政治对经济活动、经济周期的影响；四是新技术的运用，新技术能够提高经济产出、增加贸易，强化军事力量，建立金融中心，成为储备货币。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作用。

瑞·达利欧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建立了中国以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它不仅能够带来繁荣，而且能够促进竞争。

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将给中国带来激烈的良性市场竞争

李晓鹏表示：全球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 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将给中国带来激烈的良性市场竞争，增加更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产品变得更加多元。 此外，在促进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加大风险投资使得资本市场更有弹性和活力。 扩大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为国际资本创造更好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