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药企握紧研发投入，生物新贵逆势猛增，背后的逻辑的是什么？

【编者按】2019年，国际医药 研发 投入风向加速分化。全球前14大型药企研发投资回报率降至9年最低，MNC越发攥紧了手中的R&D投入，转向通过“整合、剥离、并购、重组”等手段完成产品线的更新换代。资金正加剧汇聚到Biotech中，全球前100的Biotech 2019年研发投入猛增35%。在这场“冰火两重天”中，中国的“生物药新贵”正在抓住这次分流时机，跻身世界。

本文发于E药经理人，作者为高嵩；经亿欧大健康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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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报季来袭，MNC大型药企与各家生物 创新药 企已悉数公布了2019年年报成绩单。销售收入、利润等直观的业绩之外，研发更值得关注，这直接决定了国际医药市场未来的市场格局。E药经理人对13家跨国大型药企及全球Top 20的生物制药“新贵”2019年研发投入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整理，两大阵营的研发投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走向。

 科睿唯安对BioWorld市值排名前100位的生物制药上市公司（剔除大型医药公司）2019年研发支出的最新分析显示，全球Top 100生物药“新贵”研发支出较2018年同期劲增35%。 海外资本市场更是对这TOP100的生物药“新贵”研发账单敞开荷包，2019年通过公开市场募股筹集到300亿美元用于支持这100家企业进行研发，其在2019年研发总投资达到了420亿美元，较2018年的310亿美元增长40%。 

与生物药“新贵”2019年如火如荼的研发投资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NC大型药企2019年整体在研发支出上的明显“降温”。 

E药经理人对13家跨国大型药企研发情况的分析显示，这13家MNC 2019年合计的研发费用虽然体量庞大，但整体较2018年下降了1.93%。具体而言，辉瑞、艾伯维、拜耳、百时美施贵宝及诺和诺德2019年在研发费用上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艾伯维，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下降近40%。而罗氏及葛兰素史克2019年在研发费用上的增长明显，同比增长分别为16.13%及17.34%。 

聚焦到Top 100生物药”新贵“的前20强，两大阵营研发“冰火两重天”的情况更加明显。全球前20强生物药“新贵”中，仅渤健、Incyte及Zealand Pharma三家研发投入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吉利德科学、再生元、百济神州、Ionis Pharmaceutical、Sarepta Therapeutics及Sage Therapeutics 6家生物药企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更是增长超过30%，与MNC2019年研发支出情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 中国的制药业生态虽然与国际存在明显不同，在MNC跨国大药企和生物药 跨国药企 之外，还有本土大型药企及新涌现出的生物创新药新贵，但后者的生存发展机会深受国际业态变化的影响，中国制药业希望跻身国际，需要清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机会。

-1.93%背后中国的机会 

13家跨国大型药企2019年合计研发支出整体较2018年下降1.93%数字背后，揭示了MNC共同面临的研发选择挑战：是自主研发还是买进创新药？

从现实来看，前者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德勤2018年底发布的新药研发效率统计报告显示，全球TOP12药企的在R&D上的投资回报率仅为1.9%，为9年来最低，而2010年时候这个数值是10.1%，平均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则达到了21.8亿美元，与2010年（11.8亿美元）相比几乎翻了一番，新药上市以后的平均销售峰值预测却从2010年的8.16亿美元下降至4.07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不少MNC选择寻找研发合作伙伴缩减研发开支尤其是早期研发开支，或者转而通过并购获得胜率更大的创新药品种。而在这两种策略中，都有中国本土的创新药企在其中寻到了机会。

2019年初，百时美施贵宝宣布以740亿美元收购新基药业以扩充自身的肿瘤业务管线。伴随收购而来的是，其他开支的削减。年报数据显示，百时美施贵宝2019年全年的研发费用为58.91亿美元，同比下降7.16%。

伴随这场体量排得上有史以来前三的制药业并购案落地，百时美施贵宝及新基组织及人事架构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利用并购调整的机会，本土创新药企德琪医药在2020年初前新基中国总经理、前新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加入公司，在MNC的并购调整中为自身国际化发展寻找到了人才。

更典型的代表是百济神州，百济神州同时在美股及港股上市，借助于两地的资本支持，百济神州在研发上十分舍得投入，成功跻身全球生物制药公司研发支出前10强。年报数据显示，百济神州2019年研发支出为9.27亿美元，同比增长36.5%。

除了自身的研发之外，百济神州也利用跨国药企策略的调整，为自身研发进步寻找机会。2019年11月1日，百济神州宣布牵手全球市值第九大制药巨头美国安进公司，建立全球肿瘤战略合作关系。

安进将购入价值约27亿美元（约190亿元人民币）的20.5%的百济神州股份，同时双方将在安进三款产品在中国的开发和商业化方面达成合作；还将共同在全球范围内开发20款安进抗肿瘤管线药物，百济神州负责相关产品在中国的开发与商业化。

从交易规模上来看，该笔交易是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与全球药企合作史上的最大一笔。 而百济神州通过与安进的合作，获得了国际认可及充分扩充了自身的研发管线。

“撤离潮”为本土创新药创造机会

伴随大型跨国药企全球研发支出“降温”同时而来的，是多家跨国药企在中国早期研发中心及项目的撤出。2015年至今，已经有多家跨国药企撤离了自身在中国的早期研发项目及中心。2015年，艾伯维关闭在华肾病研发中心。

这之后，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研发部门，罗氏对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进行了裁减，阿斯利康据传也将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跟风投机构成立合资公司独立运营。 2017年9月7日，礼来宣布关闭了其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而到最近为止，这种风潮仍然没有减退。

2019年11月份，诺华集团（中国）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强调，诺华上海研发中心的运营重点将发生变化，此后将“重点聚焦于扩大早期临床开发以及后期临床试验的规模和领域，从而加快新药的开发。”

2019年12月，跨国药企巨头辉瑞宣布有决定停止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启动的计划。 这些跨国药企研发上的变化，对于本土创新药企而言无疑是机会，本土创新药企能够得到更多有国际视野的研发人才，甚至是能够并购到一些研发资产扩充自身的研发管线。

国际“新贵”对本土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生物药“新贵”在研发上加大投入的同时，也给本土药企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以国际生物药“新贵”研发支出TOP 10榜首的吉利德科学为例。年报数据显示，吉利德科学2019年研发费用为91.0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81.5%.其在中国的研发及市场拓展也十分迅速。

2019年，吉利德科学4款全球创新药品韦立得、丙通沙 、夏帆宁 和捷扶康进入新增国家医保目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乙肝药价格谈判中，默沙东的择必达（艾尔巴韦格拉瑞韦），吉利德的丙通沙（索磷布韦维帕他韦）和夏帆宁（来迪派韦索磷布韦）以超过85%的降幅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大幅的降价使得另外2家参与丙肝药谈判的企业，外资药企艾伯维和本土创新药企歌礼制药黯然出局。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及中国落地了一系列加速新药审评审批的政策，中国医药市场与全球医药市场的创新药审评审批的差距越来越小，原来借助于审评时间差License-in品种的机会越来越小。 在全球生物药“新贵”研发投入越发”生猛“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的创新药企如果不加紧跻身全球医药市场参与竞争，将会在家门口遭遇创新上越发激烈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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