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半导体40年恩怨：美国摁住日本，三星迎来翻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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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日韩半导体争端，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打闹，这部戏码，早在40年前就已上演过。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魔铁的世界（ID：jiangpeiyu0916） ”，首发于“腾讯科技（ID:qqtech）”，经亿欧编辑，供读者阅读。

重点提要

1、朴正熙说，晶体管看起来很小，但价格又如此之高，一手提包的晶体管，价格就超过满满一粮仓韩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所以“我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金博士）帮忙。”

2、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芯片市场高歌猛进，大赚特赚，因此稻叶秀三的这番话很有权威，彻底打动了李秉喆：（做半导体）可比卖白糖、化肥有前途多了！

3、如果再亏三四年，在日本企业的打压下，三星很可能就撑不下去，关键时刻，三星迎来翻盘机会：美国对日本半导体挥起了大棒。

4、五巨头之一的富士半导体无奈之下，将半导体工厂改建成蔬菜大棚，种植无公害生菜，每颗卖400日元，利润竟然高过生产DRAM芯片。

5、日本也吸取了教训，1994年也就是日美半导体协议停止的前两年，美日爆发汽车贸易摩擦，日本顶住美国的压力，没有答应美国的过分要求，避免了日本汽车产业重蹈半导体产业的覆辙。

一个多月来，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关键材料上的贸易摩擦，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影响却在持续发酵，韩国央行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日本限制高科技材料出口的措施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加征关税，将导致半导体出口额下滑。

目前，三星正和台积电在先进半导体工艺制程上展开激烈争夺，关键时刻日本卡脖子，将使三星处于不利地位。

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摩擦何时收场，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但如果展开时间的卷轴，我们就会发现，两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恩恩怨怨，早在40年前就已上演，韩国替代日本登上全球半导体舞台，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多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朴正熙的黄色信封里装着2000美元

1967年9月13日中午，韩国青瓦台总统府。

总统朴正熙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完熙博士共进午餐。饭菜非常朴素简单，唯一的肉食炖排骨被放到金完熙面前。

午餐开始后，朴正熙首先夹起苏子叶放到金完熙的羹匙上，诚恳地说：“内人（总统夫人，作者注）听说金博士要来，特地准备的。”

这顿午餐如此难忘，以致于多年以后金完熙还清楚地记得，用过餐后，朴正熙将他请进书房，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东西放到书桌上。这是摩托罗拉即将在韩国生产的产品：晶体管。

朴正熙说，晶体管看起来很小，但价格又如此之高，一手提包的晶体管，价格就超过满满一粮仓韩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所以“我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金博士）帮忙。”

也就是从这顿饭起，韩国确定了以电子工业作为国家的基础和出口支柱产业的国策，金完熙则担任朴正熙的顾问。

那天，金完熙离开青瓦台时，朴正熙亲自递给他一个黄色信封，里面装有2000美元，以支付他往返韩国和美国的机票费用。此后，金完熙每年都会回韩国三到四趟，每次都是朴正熙亲自将装有2000美元的信封递给他，直到1979年为止。

韩国当时的电子工业水平十分原始落后，最大的电子企业金星社不过是在山寨香港产的晶体管收音机，工商部有官员甚至不能区别蓄电器（电容器）和蓄电池。

此时，与韩国一水之隔的日本，靠着朝鲜战争的红利，制造业迅速在二战废墟上崛起，并在60年代末逐渐完成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转型，索尼等一大批日本企业依靠收音机、电视、计算器等电子产品出口，逐渐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电子立国”逐渐成为日本的国策，日本企业进入当时核心的高科技产品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备注：后文如无特别注明，“半导体”、“半导体芯片”均指DRAM），悄悄偷袭美国人的领地。

相比之下，连晶体管都不能制造的韩国，根本凑不到全球半导体的牌桌前，但野心却实实在在萌发了。

一手提箱芯片能抵十船矿物

朴正熙主政的18年，韩国经济实现年均8.3%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61年的92美元上升到1979年的1747美元，世界排名从第78位上升到第48位。

韩国这段经济极度繁荣的时期被称为“汉江奇迹”。

“汉江奇迹”的最大受益方之一是韩国的财阀企业。

金完熙博士成为朴正熙的顾问后，主要帮助他办了三件大事：

为韩国确立以举国力量发展电子产业的方针，电子产业取代棉纺织品，成为韩国首先发展的产业，为表示决心，朴正熙还让女儿朴槿惠报考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

金完熙在朴正熙的引荐下，担任金星社、大宇电子、三星电子、亚南电子、大韩电线等韩国财阀企业的经营顾问，利用其长期在美国的资源优势，介绍合作公司，缩短技术差距；

1975年，韩国正式发布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以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本土化为目标的“六年计划”。

但是，朴正熙政府的纸面计划仅相当于一个指路牌，对财阀企业终究吸引力有限，真正让它们按指路牌奔跑起来的，是5年后的一个传说。

1980年代初，韩国财阀界开始流传一个关于半导体芯片的传闻：装满一个手提箱的半导体芯片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相当于10船矿物。半导体芯片巨大的利润让财阀们闻风而动，三星集团冲到了最前面，跑到美国考察引进技术。

早在1974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第三子李健熙因为对半导体的狂热追求，收购了濒临破产的韩美合资企业韩国半导体公司。不过，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电子手表，虽然成为青瓦台馈赠外宾的礼物（作为展示韩国技术的代表之一），但生产技术水平仅能制造晶体管。

所以，尽管有政府扶持，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韩国财阀企业根本生产不了半导体芯片，也不知道它的市场价值。

直到一箱芯片价值抵10船矿物的传闻刷新了财阀企业们的认知。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最初是反对进入半导体芯片领域的，他认为卖白糖、化肥就赚的不错，干嘛要进两眼一抹黑的半导体芯片领域？所以1980年代正式进军半导体前，他专门咨询了主持战后日本复兴计划的总负责人、富士化学的会长稻叶秀三。

稻叶秀三告诉他，日本在经历了石油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向半导体、电脑、新材料、光纤通信等调整，其中半导体和新材料发展前景最为广阔。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韩国的科技导师，日本人将美国人发明的原创技术开发成产品赚大钱，韩国人跟在日本人后面亦步亦趋赚点小钱。加之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芯片市场高歌猛进，大赚特赚，因此稻叶秀三的这番话很有权威，彻底打动了李秉喆：这可比卖白糖、化肥有前途多了！

在巨大前景的诱惑下，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一手提箱半导体芯片值10船矿物的财富传说引诱下，1983年，三星迈进了半导体芯片领域，紧随它脚步的是现代、LG等韩国知名的财阀企业。

韩国和日本由此上演长达近40年的恩怨情仇。

连亏四年，三星含泪继续陪日本人玩

1983年3月15日，三星集团在韩国《中央日报》发布“我们为什么要进军半导体事业”的宣言，将半导体确定为三星整个集团的未来。

话撂出去了，但从哪里引进DRAM制造技术又是一个问题。最初，李秉喆找到NEC谈合作生产DRAM。NEC会长脾气比较大，不高兴的话，根本不会和你见面。考虑到当时日本半导体芯片厂商打得英特尔等硅谷企业满地找牙，而NEC又是日本五大半导体芯片厂商之一，因此架子大也是理所当然。

李秉喆曾和NEC在家电业务上有所合作，双方虽然磕磕碰碰，总体比较友好。所以，李秉喆以为，这次可能又会像过去那样，得吵一吵才会谈下来。

结果是，NEC根本不和他吵，直接拒绝。

接下来，三星踏破美日半导体大厂门槛，寻求技术许可，但德州仪器、摩托罗拉、东芝、日立、仙童等大厂排着队拒绝了三星。

关键时候，三星发挥擅于搜集情报信息的长处，通过关系得知美光（Micron）科技受日本半导体企业打击，陷入财务困境，愿意授权落后的64KB DRAM芯片。三星如法炮制，以200万美元从美国Zytrex公司购买了高速处理设备的技术许可。

1984年，三星的64KB DRAM芯片生产出来了，但足足比日美对手晚上市三年，第二年三星开发出的256KB DRAM又比对手晚上市两年。芯片市场的规则是，用新产品赚暴利，将旧产品雪崩式降价，打压对手，结果早上市的吃香喝辣，晚上市的吃土出局。

三星的64KB容量DRAM上市不久，主导国际DRAM市场的日本企业掀起了价格战狂澜，在几个月内，64KB DRAM芯片的价格就由3.5美元/片降到0.5美元/片，三星每生产出一片就亏损1.2美元。

DRAM特有的雪崩式降价，让刚入行的三星吃尽苦头。1984—1987年，三星半导体业务累计亏损1159亿韩元。公司内部就是否继续做半导体吵成一锅粥。李秉喆进退两难，如果就此退出半导体业务，在建中的1MB DRAM工厂也将连带着沉入泥潭，亏损会继续放大。因此，三星只能含着泪继续陪日本人玩。

但如果再亏三四年，在日本半导体企业的打击下，三星很可能就撑不下去。

谁也没想到，三星翻盘的机会来了。

一万多盘录像带

1987年12月1日，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不足一月，其第三子、45岁的李健熙正式接任三星集团会长。

李健熙在父亲手下当了10年“隐形人”，现在他登台亮相，开始带领三星按自己编排好的计划，向日本半导体企业的领地进攻。

为了和日本对手竞争，李健熙在1993年对三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改革，甚至喊出“除了老婆和孩子，什么都可以变”。在汉南洞99平方米的被称为“蚕室”的地下室里，李健熙存储有超过1万盘录像带，内容主要是世界一流企业的技术研发动向，其中，关于日本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为研究日本对手，李健熙曾无数次看了45盘、每盘45分钟的关于日本的录像带。

对日本对手做出详尽透彻的研究后，李健熙找到了日本半导体业的“罩门”：盲目追求高成品率，导致成本高企。于是，围绕成品率，三星展开了精确攻击：

1、将研发聚焦于缩小DRAM芯片面积，规避成品率低的短板，三星512MB DRAM芯片面积大约是尔必达的77%，虽然尔必达的成品率为98%，比三星高15%，但三星依靠更小的芯片面积，却能比尔必达多切割130枚左右的芯片，意味着三星的成本比尔必达更低。

2、三星不在成品率上和日本半导体企业比高低，只要成品率达到80%左右，三星即启动量产计划，而日本半导体企业坚持将成品率提到成本更高的95%以上。

3、三星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要求是吞吐量（单位时间内芯片的生产数量）要高，日本半导体企业则重视精度和精密度（提高成品率），结果制造同样数量的芯片，日本要比三星多花一倍时间，意味着成本比韩国对手高一倍。

4、日本半导体企业坚持生产保质25年的DRAM芯片，远高于三星的5年质保，品质过剩再次抬高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

三星和日本半导体企业虽然都是“技术至上”的高科技企业，但点亮科技树的方向不同，三星是追求低成本之上的高技术，如果不能降低成本，再好的技术也不投入量产，日本追求的则是不惜成本的高技术，只要能提高技术指标，成本无所谓。

由于对成本追求的不同，三星可以生产出便宜的DRAM，日本则生产出昂贵的DRAM。在大型电脑时代，客户是企业和科研机构，它们对DRAM的价格不敏感，但对稳定运行要求极高，品质过硬的日本产DRAM自然大受青睐。但在个人电脑成为主流后，价格便宜的三星DRAM更受市场欢迎，最终淘汰了日本半导体企业。

这就是李健熙缔造的三星神话：以一人之力，灭掉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是，“三星神话”很难解释，1987年之前，三星半导体业务在日本对手的打击下连亏4年，为何一到1980年代末，日本对手就无力发动价格战？反观缺人缺技术的三星，为何一反以前的弱势，像开挂一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呢？

答案是，美国向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挥起了大棒。

美国给日本半导体产业定制镣铐

1987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86年日美签订的半导体协议进入执行阶段；另一件是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快速升值。

日美半导体协议有一条非常关键的内容，即引入价格监督制度，规定日本半导体企业不得低于合理价格销售半导体产品，所谓的合理价格就是在生产成本之上加上一定的盈利，换句话说，日本的半导体产品被设置了最低销售价。

价格监督看起来能保证日本半导体企业的盈利，对日本企业简直是体贴的不要不要。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其实是美国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定制的一副镣铐：

首先，生产成本如何定由美国人说了算，日本只负责执行，也就是说日本的半导体产品失去了自由定价权；

其次，有效消解了日本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扶持；

第三，半导体行业遵循摩尔定律发展，越卖越便宜是趋势，但半导体协议的价格监督机制，让日本的半导体产品永远比韩国对手的贵上一截，想都别想发动价格战打击韩国对手；

半导体协议等于变相给日本企业加了关税。

而日本又屈从于美国压力，采取顺从与合作态度，成立专门机构，认真执行。

另外，《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快速升值又给日本半导体产业压上一块巨大的磨盘石。《广场协议》签署后，仅仅3年（到1987年），原来的1美元兑240日元就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日元升值1倍。

由于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外向型经济，绝大部分产品是要出口的，日元升值1倍意味着企业的利润仅汇率导致的损失就会翻番，要避免损失，企业只能减产或停产。对于韩国半导体企业来说，等于日本拱手让出了市场份额。

从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出半导体协议、日元升值和日本DRAM份额的紧密关系，1987年之后，日本DRAM份额就掉头向下，没有任何反弹地滑向深渊。

也是在1987年，三星地DRAM份额开始陡峭上升，和日本下滑的份额线形成鲜明对比，清楚说明了两者在产业链上的相互替代关系：日本吐出的肉，进了三星的嘴里。

实际上，美国也直接扶植韩国半导体，在1990年代初，三星也曾面临美国的反倾销诉讼，但它巧妙利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化解了这场危机（详见文末《30多年前，日本是如何输掉芯片战争的》），如果美国不想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三星公关团队游说能力再突出，也无济于事。

另外，三星的DRAM作为“双向型数据通选方案”，被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相当于在个人电脑时代猛推了三星一把，远远地把日本对手甩在身后。

日本人的怨气

日本半导体产业被美国彻底摁住后，三星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迎来崛起的机会。

由于日美半导体协议（直到1996年才终止）的价格监督机制限制，日本半导体企业无法发动价格战打击韩国对手，DRAM芯片价格回升，三星DRAM业务连年巨亏的局面终于画上句号，挖到第一桶金，积蓄了进攻的实力；

《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大幅升值，又进一步削弱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盈利能力，使其无力抵挡三星的进攻。

经过11年努力，到1994年，日韩半导体大战局势开始明朗，韩国在全球DRAM市场的份额从零上升到30%，成为一支可以抗衡日本的力量，日本则在6年时间内，从80%下降到不足50%。

也是在这一年，三星当家人李健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1993年的关键时刻，李健熙每天只睡4个小时，人瘦了整整10公斤，现在他兵强马壮，对面的NEC、东芝、日立、富士通和三菱等日本五大半导体巨头，颓势已现。

而且，李健熙的“一个天才可以养活10万人”的理论在三星搜罗日本半导体人才方面居功至伟。曾在日立半导体和尔必达工作过的汤之上隆，在其著作中透露，三星花重金在日本成功网罗了一个百人规模的技术顾问团，顾问团由富士通半导体一个高层人物领导。在日本顾问团的技术指导下，三星的第三个DRAM工厂顺利建成（第二个工厂曾建设失败），并成为出货主力。

在周末，从日本飞往首尔的航班中，坐满了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的技术人员。汤之上隆称，三星对日本半导体企业最新的技术情报开出的价码是，1条100万日元。1998年日立设备研究中心正在进行1GB DRAM研发，由于日立不久和NEC谈判成立合资公司尔必达，1GB DRAM只试制了10余条样品，没有投入生产，但样品却出现在三星电子内部。

由日本半导体技术骨干组成的顾问团一直是三星的决策智囊团，帮助三星攻城略地，但三星却从来没有公之于众，这也是让汤之上隆等日本半导体从业人士怨气难平的地方。

到2002年时，日本DRAM的份额已经萎缩到大约10%，韩国的份额则超过40%。日本半导体五巨头开始砸锅卖铁（重组半导体业务），变卖家产，日立和NEC剥离DRAM业务在1999年组成尔必达，意图复兴日本半导体，但坚持13年后破产，被美光科技收购。

五巨头之一的富士半导体无奈之下，将工厂改建成蔬菜大棚，种植无公害生菜，每颗卖400日元，利润竟然高过生产DRAM芯片。

可以说，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离不开韩国财阀企业个体的努力、韩国政府产业转型的决心，但美日爆发的半导体贸易摩擦，加上美国的扶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窗口，四者综合作用，最终重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目前，日本基本退出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战略退缩到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领域，成为韩国半导体产业的配套环节，美国仍然占据半导体IP设计和制造高地，过去日美抗衡的格局扭转为，美韩主导行业，日本配套的三方格局。日本仅剩东芝一枚硕果，2018年6月卖身贝恩资本，而贝恩资本背后的操盘手是美韩，至此，日本半导体芯片制造彻底画上了句号。

日本一个庞大的高科技产业以令人唏嘘的方式落幕，至今仍让不少日本人难以释怀。不过，日本也吸取了教训，1994年也就是日美半导体协议停止的前两年，日美爆发汽车贸易摩擦，日本顶住美国的压力，没有答应美国的过分要求，避免了日本汽车产业重蹈半导体产业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