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郭台铭颇为满意:他是一个伟大的商人
富士康 最终还是跑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 7月26日宣布,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建设一家新工厂,履行其在美国投资的承诺。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建的是一家新的LCD(液晶显示器)工厂。
据说,这将是有史以来外资公司在美国最大的一笔新建投资,不过它只是富士康在美国诸多投资计划中的首个,未来还会有更多,为威斯康星州创造3,000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并有机会上探至13,000人规模。 川普对 郭台铭 颇为满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一个伟大的商人。”
富士康去美国建厂: 苹果 与美国 制造业 的红利
抢到富士康到美国生产,是一场苹果与美国制造业的红利。
重振美国制造业,治疗产业空心化,对于特朗普个人来说,这也能算是其任期内一项很大的政绩工程。 对于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过去40年里,美国工业就业规模急剧下降。所以,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喊的口号是,要让制造业回流。
对于美国来说,制造业回流的目的更多在于就业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在大力争抢先进优质的国外资本与制造业巨头进入的,美国的问题是人力成本高,制造业产业集群规模不如中国,自动化程度较高,所以岗位与就业人数越来越少。
而且富士康的是iPhone最大的供应商与代工厂,自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曾持续向苹果施压,希望库克能将苹果产品的制造搬回美国。富士康在美国建厂,显然能带动苹果将产业链的部分产能带回美国,也能助力苹果在本土制衡富士康。
比如苹果未来可以通过与富士康合作建厂、资本入股以及技术运营、布局安插苹果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等势力渗透等多种手段加大控制权,而富士康的建厂行为,还会对苹果供应链的许多元器件生产厂商起到带头作用。
早在去年,苹果公司曾经向“富士康”和硕联合科技提出了将所有的亚洲生产线全线撤回美国的这一想法,当时许多供应商并没有响应,而和硕科技就拒绝这一提议。和硕董事长童子贤此前表示,许多供应商们对于美国建厂兴趣不大,因为电子制造业供应链庞大而复杂,想要实现纯美国生产非常难。
但如今富士康搬迁美国,可能会让苹果供应商群体中不少厂商开始焦虑了,会推动那些摇摆不定的厂商动搬迁的念头。因此,富士康在美投资建厂对苹果来带了巨大好处,因为从创新上来讲,设计师、工程师及车间生产员工若能集聚在同一个生态产业环境之中,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近距离的业务交叉可增强彼此的融合与了解,可带来更大的创造力。显然,这是苹果与美国制造业的共同红利。
而对于富士康自身来说,去美国建厂或是其完成 产业升级 寻求转型的必然之路,有助于打破代工厂的品牌标签。况且出口转内销,不仅能大幅提升富士康的品牌溢价,也能提升其产品的价格与利润。
抢到富士康也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的顽疾
特朗普抢到富士康赴美建厂,但难以短时间解决美国制造业的顽疾。
一方面,美国制造业长期以来都将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只保留研发与设计,呈现出“去硬资产化”趋势。 21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就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如今,美国熟练的技术产业工人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制造业需要产业链集群。 但在美国,制造业外迁之后造成本土空心化,如今想要回迁再重新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集群已经失去了人才、技术与产业链基础。
仅仅依赖政治权利能够短时间来吸引全球资本规律,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的兴衰与人才的流动有它长远的经济规律,资本是需要全球化繁殖与扩张的,而非围绕政治号召而运转。
对于富士康来说,赴美建厂面临的麻烦是,包括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与原材料零件生产配套设施的缺失,也没有完善的上游供应链产业集群。聘请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需要花费时间,而且令成本大幅上升。
德国《世界报》称,美国在不到20年里,工厂消失近1/4。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曾表示,美国现在是一个小镇有200家初创企业,每家雇50人的模式,传统的“美国制造”大厂很难再回来了。
所以对于富士康来说,尽管在美建厂,可能在未来几年获得地方、州和联邦三级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但最难的是获得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与相关配套产业链。产业聚集在制造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该地区与富士康的供应商客户与产业布局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也没有多少技术工人储备,更谈不上产业聚集。这意味着富士康既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又要承担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因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制造商需要依赖庞杂的供应商产业配套来生产,富士康在该州几乎要重头开始培育人才,发展产业配套,带动美国相关供应链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带来许多就业机会。 因此,说到底,富士康给美国该州带来的好处依然远胜富士康所获得的利益。
算经济账之外,或许这是一场政治献媚
因此,虽然人们知道,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要算经济账的。但在富士康这里,也有政治献媚与顺水人情的意味。
国外就有研究机构分析师清晰的指出: 富士康在试图规避来自美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压力,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因为从商业角度来看,选择在美国中西部而不是其他地区建厂并不那么合理。况且,富士康的企业文化是否适合美国人依然是个问题,因为在今天,让美国人重回流水线,像中国、越南、东南亚等国的蓝领那样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产业关联、需求、环境、产业生态关联才是投资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富士康在这里并没有把这笔账算清。毕竟哪里能产生洼地效应,钱就流向哪。但在富士康这里,显然有政治献媚的意味。
毕竟,特朗普向苹果施压,让其将iPhone搬回美国生产,富士康需要紧紧抱着苹果的大腿,为其分担压力,才能从苹果手里赢得未来更多的订单。另外,响应特朗普新政府的制造业回归号召,让利一部分,但也方便富士康在美国市场走的更远,以及在美国制造业领域与国际上打造其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制造业本身在衰落,但在技术研发与积累以及产业链话语权层面,一直处于顶端。富士康要成为一家具备上下游连接能力的超级巨头,需要站在美国制造与技术研发积累的基础上完成蜕变。由于本身的制造业基因,富士康大多数员工长期以来都是产品线上的螺丝钉,很少参与上游的研发。富士康在美国尽管面临着熟练技术工人的难题,但也有机会吸纳到更尖端的科技人才,参与到美国制造业的上游研发环节之中,驱动整体创新力的提升。
但总的来说,在现代经济中,产业聚集决定着制造业的地位,如果在美国缺乏一个一体化的产业关联的制造业集群,富士康在美国建厂,利弊参半,依旧是一场豪赌。进入美国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具备全球化供货能力,反而因先天基础不足被更高维度的工业科技力量过早冲垮。
当前,不仅仅是富士康、 软银 ,在美国实行大减税之后,还有很多企业都在前往美国的路上,虽然都有点政治献媚的意味,但国际制造大厂集体赴美似乎成为一个大热的风口。
比如三星电子日前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造一座家电制造工厂。今年2月,英特尔宣布未来3-4年将投资70亿美元用于建设半导体工厂生产七纳米芯片。今年5月,有媒体称全球知名软件外包巨头、印度Infosys公司宣布将在美国投资,创造一万个就业岗位。2017年3月,LG家电也将在美国建立新工厂。
全球产业资本的集体行动,可能一方面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的示好与站队等原因,以期望获取新政府的对制造业的政策红利。
中国制造业该反思什么?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就业稳定之保障。 这是美国在全球范围不惜以税收、成本、政策等优惠争抢制造业巨头的重要原因。
早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曹德旺曾递交提案表示,中国的人工上升,运输成本、加上较高的工业土地成本、税负、资源价格等,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显。相反,中国周边拥有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的国家正在创造条件吸引投资。
而在当前的美国,除了人工高于中国,能源,土地,物流,金融成本都比中国要低,尤其有业内提到中美的地价对比的差额甚至高达9倍,再加上美国的关税问题,如果你要是在美国制造之后再出口的话,产成品价格已经相差无几并且获得更高的品牌溢价。那么提早在美国布局显然是一场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中国的部分制造业投资正在流向美国也是不争的事实,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到2015年,制造业已经超过金融业,成为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行业。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透露,2016年全年,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预计和2015年持平。相比于2015年6.4%的同比增速,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出现了明显的放缓。
况且国内制造业一直被给人一种廉价、落后产能、低端血汗工厂的印象,长期以来已被污名化。当下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流入制造行业。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此前也抱怨过: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
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大环境不好,也让中国本土及外国来华制造业投资者开始掂量并观望那些释放友善与红利的国家。
国内制造业高端化升级一直不太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制造业的利润并没有拿来投入高端技术研发,而是拿来参股或者流入房地产以及其他热门行业。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也在经历美国制造也所经历的路径,比如我们看到,深圳一度繁荣发展的服装和玩具工厂中有很多搬到了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
现在,一些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也在外迁,许多企业正在表示要通过使用 机器人 来代替人力削减成本,而部分企业则已经在流水线上实行机器换人了。 美国在这个时候大喊制造业回流,富士康将工厂搬到美国,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是一种预警。
我们知道,中国的制造业与实体经济在当前环境下的一种反常,并非是美国那种自然发展到顶端之后顺理成章进行全球化扩张之路。而是制造业的工业基础与科技发展水平尚处于发展阶段之时,资本和劳动力与人才却正在加速远离制造业,继而流向房地产与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等来钱快的领域,对实体经济与制造业缺乏一种真正的敬畏与重视。
而一方面,美国在大力推动措施吸纳全球优秀制造企业,而在国内,包括三星、东芝、松下、索尼都在考虑缩减在华资本,将目光放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上。如果在制造业向工业4.0时代迈进的时间风口,但我国的制造业土壤、成本、氛围和技术水平依然不足以支撑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与性价比优势,那么未来或将有更多的优秀制造实体跑向更具红利的国家,当然,众多国际高端制造业实体在当前倒是不会彻底抛弃中国制造业,但会越来越多倾向于两手抓,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
在人口红利渐失的今天,国内制造业竞争优势与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不能还是依然依靠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当前制造业留我们的不仅仅是反思,更多的是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