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医药行业发展，寻化学药的市场出路

【编者按】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三大终端药品销售额16118亿元，增速7.63%。我国化学药仿制起步，经历了普药到难仿药到创新药的过程。仿制药保障成熟用药供给，创新药满足新的健康需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鼓励创新和控制医药费用之间存在一定的政策权衡。如何把握政策的平衡度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

本文来源于 新康界 ，作者晏斌林；经亿欧大健康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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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况

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三大终端药品销售额16118亿元，增速7.63%。如果加入未统计的“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村卫生室”等，则中国药品终端总销售额约21500亿元，其中化学药10500亿元，中成药约7000亿元、中药饮片2200亿元、生物药约1800亿元。

自2004年医保扩容，医药行业享受了常年的高速增长，至2011年复合增速在20%附近。 随着医保覆盖比率接近饱和，医保收入增速降低，而支出增速下降，医保压力凸显。2011年开始了第一轮医保控费，医药行业增速逐年下滑，回落到10%附近的新常态。 化学药作为药品中的主力品种增速有着明显的跟随行业表现。

我国化学药仿制起步，经历了普药到难仿药到创新药的过程。

2011年以前国内创新药进展缓慢，主要的研究申报都出自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意愿不强，药品市场以普药为主。

2011年，浙江贝达药业的肺癌靶向药埃克替尼上市，疗效超过国外母药厄洛替尼，打响了中国仿制药从“me too”到“me better”的第一枪，被誉为新中国医药领域的“两弹一星”。大大激励了国内药企研发创新药的热情，同时随着海归技术人才回流、配套产业完善、资金密集涌入，自主新药数量开始逐年攀升。

2014年，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晚期胃癌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阿帕替尼。中国是胃癌大国，阿帕替尼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晚期胃癌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同时也是CSCO原发性胃癌诊疗指南胃癌三线治疗的唯一推荐用药，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创新药，也是我国医药史上的里程碑。而研发阿帕替尼的恒瑞医药，也成为如今中国的“研发一哥”。首个真正创新药的上市，同时给中国医药行业带来的是信心。后来毕局长上任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给行业指出了方向，中国医药要走创新药的道路也逐渐被产业界和资本界所认同。随之而来的是创新药申报数量再次出现爆发式增长。

行业现状

从国内化学药行业格局来看，可分为化学原料药和化学制剂，制剂又由仿制药和创新药构成。从技术难度来看，原料药、仿制药、创新药逐渐提高。

总体来说国内化药原料药相对成熟，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较高；化学制剂与国际领先国家差距明显，其中仿制药大而不强，创新药只能说刚刚起步。 从国际竞争力比较的角度来看，国内各板块的国际地位表现为原料药强于仿制药，仿制药强于创新药的局面。

原料药

原料药国内发展相对成熟，原料药分为大宗原料药、特色原料药、以及专利原料药，技术门槛逐级提高。

大宗原料药行业格局相对成熟，已经趋于成本和效率的竞争，在细分领域形成了头部企业明显领先的现象，特别是抗生素和维生素领域已经形成寡头局面，不但占据国内主要市场，同时大量出口国外。

特色原料药供给仿制药企业，相比大宗原料药相对细分，也存在大量出口欧美的国内企业，与印度共同构成了欧美特色原料药的主要来源。

专利原料药门槛比较高，需要有技术和质量保障，更需要有国际化团队，因为专利原料药在企业研发的过程中就要参与其中，而创新药的主战场还是在欧美。目前专利原料药主要还分布在欧洲，尽管专利原料药的在数量上的占比并不是很高，但销售额的占比却不低，因其门槛享受着高于大宗、特色原料药的毛利率。

仿制药

国内传统的制剂公司都是从仿制药起家，到目前来说也是仿制药占主体，多数企业还是以仿制药的利润来支撑创新药的投入。受国内制度和行业国情的方面的影响国内仿制药企业享受了高于国外同行的毛利率。同时也使得国内仿制药发展缓慢，创新动力不足，国外原研药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缺乏优质的替代品。

创新药

国内创新药品种主要分布于化学药，与国际巨头化药、生物药并举存在差距。根据IMS统计，2015年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近6000亿美元，但我国占据的市场不足100亿美元。上市的创新药也多为Me-too药物，缺乏首创药（First-in-class）。

国内众多企业从不同的路线走上了创新药的道路，有代表性的有三类。一类是传统的仿制药企业经过资金和技术积累逐渐转向创新药，这类企业研发管线相对丰富，各方面积累较多，代表性企业有恒瑞与医药、中国生物制药等。第二类是通过并购新兴新药研发机构切入创新药领域，代表企业有复星医药、亿帆医药。这类企业原有业务盈利性好，转型意愿强。第三类是通过资本筹集创新药研发资金，集合创始团队研发优势快速进入创新药领域。这类企业研究管线比较集中，有利于发挥技术优势，降低风险。

行业现状产生的原因

原料药国内发展相对成熟，这与国际分工，产业转移有关，也与国内成本优势相关。国内企业很好的利用比较优势承接了国际转移原料药产业。

仿制药和创新药相对落后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去寻找。

过去的医药市场，特别是2015年以前。1）漫长的审评审批，2）过度的市场保护，3）市场准入的滞后，仿制药先行者往往可以构筑较强的壁垒，获得较强的先发优势。以原来的首仿药为例，2014年及之前的审评时间均在3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审评滞后，修订之前的2017版《药品注册管理法》中还规定首仿药物有4年新药监测期，未到期前国家药监局不受理进口和国产的注册申请，这就意味着上述仿制药一旦获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推广和市场准入的优势。

而在市场准入环节，此前由于多数药品招标以基药目录/医保目录修订为前提，两次修订之间长达5-6年，之间新获批上市的仿制药往往无法获得市场准入的资质，并且国内的药品招标采购此前多数以省为单位进行，碎片化的操作也制约了全国招标采购的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后进入者对先行者的竞争。

而反观美国市场，由于审评资源相对比较充足，审评进度较国内显著加快。并且针对第一个挑战专利成功上市的品种仅给予180天的独占期，实现了鼓励仿制药研发和降低药品价格的均衡考虑。而药品一旦获批上市，由于不存在类似于国内的药品招标等政策，往往可以实现快速的放量，先行者相对于后进入者的领先优势较国内明显缩小。

创新药的审评审批比仿制药更加严格，在各个阶段受到的延迟比仿制药更加严重，所以上述原因也是创新药发展缓慢的原因。 仿制药企业因行政制约延缓了竞争者的进入，享受高毛利率，减弱了企业做创新药的动力；药品销售模式也导致销售费用的产出率明显高于研发费用的产出率，也诱导企业在投入方面轻研发重营销。

国际经验

仿制药保障成熟用药供给，创新药满足新的健康需求。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鼓励创新和控制医药费用之间存在一定的政策权衡。如何把握政策的平衡度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从美国和日本来看，都在控制医疗费用的背景下加速仿制药供给，鼓励仿制药的使用。对于缩减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减轻财政压力功不可没。

美国的《Hatch-Waxman法案》（俗称《仿制药法》）于1984年9月由美国国会签署通过，自1984年11月起正式实施，该法案创造了仿制药的现代审批体系。此后，美国仿制药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仿制药销售量占总处方量的比例不断上升，仿制药处方量占总处方量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10%增加到2013年的86%。由于新药研发难度的增加和美国政府对使用仿制药的提倡，这一比例持续增加。2016年，仿制药处方占总处方量的90%，专利药处方占总处方量的10%；从金额来看，仿制药用药金额占药物总销售额的20%，专利药用药金额占药物销售额的80%。

《仿制药法案》及其修正条款，平衡了创新药公司专利权时间过短以及促进仿制药尽快上市之间的矛盾，为仿制药在新药专利期届满前尽快获得上市审批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仿制药进入市场所需的时间，有效地激发了仿制药公司的积极性。叠加后来的首仿药180独占期制度，直接形成了美国创新药到期后的专利悬崖现象。表现为专利严格保护，到期后大量仿制药进入，药品价格迅速下降，原研药销量、价格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美国仿制药替代大大节约了医疗开支，提高了医疗资金使用效率。

日本政府从1988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针对医保目录品种的价格调整。 涉及13000多种药物，次平均降幅超过6%。日本医保控费效果明显，制药行业增长缓慢，但行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降价极大压制了仿制药企业收入增速，甚至出现多年的负增长（1988-2000）。由于持续的降价，仿制药企业毫无还手之力，远远落后于行平均的收入增速。收入增速受到降价压制（1988-2000）。由于持续的降价，普药价格非常低廉，这导致在2000年之前，日本普药使用率很低，2000年初按数量计算的医疗机构普药使用率仅为20%。这不符合高效的药品结构。随后日本政府把使用普药替代昂贵的创新药作为控制药品支出的有效手段。并制定了仿制药替代率提升目标的时间表，到目前仿制药替代率已经达到68.8%，朝着2020年的80%目标进行。

创新药价格的下降，抵消了需求的增长。因此创新药企业在降价的压力下，销售收入的增速并没有走出独立走势。降价过程中创新药企业收入增长虽然受到影响，但从利润角度看，由于创新企业能够持续推出新产品，虽然老产品价格向下，但是相对高毛利品种的补充，导致企业的利润率逐步提升。。创新型医药企业通过高毛利新药策略，躲过了降价的压力。但是当利润率提高到一定层次后，也遭遇了利润提升的天花板。迫使部分日本制药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寻找更加丰厚利润的市场，并迎来了新的增长。

行业变化趋势试判

2015年以来新一轮的医疗改革政策的出台正是改变药品供给障碍，理顺医药产业链。可以预期，仿制药的供给将大幅增长，创新药加速进入市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可以更好的理解国内政策由来、影响及走向。

美国是世界是最大的创新药国家，有很多成功的先进经验，而日本是我国近邻，有着比较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行业特征。对比美国和日本的控费降价背景，美国是整体经济下滑导致财政压力大，日本则更多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保收支压力，日本加速老龄化的时期出现在1990-2010的二十年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不到9%上升至超过21%。老年人口的增加导致医疗需求的增加。而对于实行全民医保的日本政府而言，医疗财政支出的压力也增加。 我国的控费背景与日本更加类似。同时当时日本医药行业存在的创新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不高等特征与我国现阶段医药行业也很相似。 日本的经验更加值得借鉴。

从国际经验来看仿制药降价是必然之路，只是美国用的是比较市场化的手段，增加仿制药供给；日本则更多的是行政干预价格实现。

发力创新药则都是药企寻找出路的方向。通过创新出更多的新品种抵御老品种降价，走出国门寻找新的市场是药企在控费背景下可以走的两条路。

我国已经在加强与国际医药市场的关联，ICH数据互认，高端抗癌药物降关税，都表明国际输入会加快，同时我国药企走出国门也在加速，中国医药市场将与国际市场更加联动，这有利于国民享受到更加优秀的药物治疗，同时也促使国内化学药品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这对国内药企来说既是风险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