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中国近2亿农村人口正翘首以盼

一、引言

在中国扶贫攻坚战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旨在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020年之前的阶段任务，需要帮助贫困人群在2020年之前全面实现脱贫。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9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7年末的3.1%，其中17个省份贫困发生率已下降到3%以下。五年内，农村累计减贫6853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年均减贫1370万人。

根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以及国务院新闻办2018年12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白皮书，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虽然成绩显著，但要在2020年前全部实现脱贫，还需进行艰苦努力，包括完善金融扶贫各项措施。

2019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总抓手，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尤其要主攻深度贫困地区，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金融扶贫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举措，要求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从农业保险、涉农信贷、期货期权等方面完善服务，结合政策激励，使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落到实处。

在落实金融扶贫政策、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 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要抓手的原因在于五个方面：

一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与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人群重叠程度高。 普惠金融服务旨在使金融服务向弱势群体渗透，而农村贫困户是关键目标。

二是普惠金融服务按商业可持续原则，在政策激励下运作，各类商业机构可以充分参与，有利于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助力脱贫攻坚战。

三是金融服务不足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缺乏基本的支付结算、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会导致贫困户无法摆脱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面临的困境。发展普惠金融是为贫困户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创造条件的关键之举。

四是普惠金融服务与弱势群体能力建设密切相关。 其中 信贷服务 建立在客户偿还能力的基础上，而完善普惠金融服务又有助于促进客户的能力建设，形成良性循环。扶贫攻坚指导思想是坚持扶贫开发与各项工作相结合，包括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等途径帮助贫困户脱贫，贫困户的能力建设是基础。因此，普惠金融服务与扶贫攻坚政策可以形成协同效应。

五是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获得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成本，节省开支，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发现， 信贷服务是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服务的难点，与供给侧的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有关，也与需求侧贫困户生产经营风险有关。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突破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面临的障碍，但需要完善基础条件，例如信用信息汇集共享、信息化投资建设，面向贫困户推广数字金融应用等等。同时，也需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其他三农服务商在内的支农利益相关方加强互补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更好防控化解风险，促进贫困户发展。

二、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 面临的现实挑战

总体而言，中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效明显。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网店乡镇覆盖率达到96%；农业保险服务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村级覆盖率超过50%，农业保险承包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4%。通过ATM、POS机布放，全国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96%。银行业金融机构为607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2497亿元扶贫小额贷款，户均4万元，四分之一的贫困户获得扶贫小额贷款。但在贫困地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有将近2亿农村人口有待享受更好的正规金融服务。 改善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具有基础意义。

通过我们的实地调研反映出的情况来看，信贷是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难点，需要克服成本和风险防控两方面障碍。通过财政激励，例如通过财政补贴分担成本，通过国有控股融资担保或风险基金分担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方面的压力，但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只有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形成收益基本覆盖成本和风险的模式，才能在政府政策激烈下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其中，风险防控是关键，必须把信贷不良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然而，传统金融业务模式仍存在很大局限性，在贫困地区尤其如此。传统面对面的服务模式在农村贫困地区面临时间、空间条件制约，金融机构业务人员客户数量有限，加上单笔业务规模小、客户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的成本和风险管理都面临现实障碍。在需求侧，贫困户的财务信息缺乏，生产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也缺乏合格的抵押物以及担保人，同时贫困户依赖的传统农业易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这些因素事实上阻碍了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尤其是信贷业务的发展。

对连片特困地区的问卷调查表明，当地农民储蓄账户覆盖率较高，已达到89%，政府对农户的补贴发放已实现数字化，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有待改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村级金融服务有待提升。 一方面，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有待提高。虽然宏观数据表明全国拥有POS机的银行代理点行政村覆盖率已达97%，但50%的受访农户表示在本行政村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尚未覆盖银行代理服务点的农村，贫困地区占多数。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满意度存在提升空间，64%的受访农户希望简化手续以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28%的受访农户对银行机构的传统金融服务仍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二是信贷服务仍然是难点问题。 2018年申请贷款的受访农户中，未能通过银行审查的比例高达43%，主要原因是缺乏抵质押物、缺乏担保或没有信用记录。

三是金融教育不足 。虽然有29%受访农户接受过金融教育，但主要通过电视节目、微信帖子、短信、宣传单等渠道，针对性、系统性有限。此外，保险业务也有待更好发展，只有14.31%的受访农户表示接受过保险服务。

这些数据表明，现阶段农村普惠金融服务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尚难以很好满足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在贫困地区尤其如此。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既存在覆盖率问题，基本金融服务普及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也存在质量提升需求，金融服务的满意度、便利性、信贷可获得性等关键指标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数字技术有助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信息不对称是普惠金融服务风险管控的关键难点，依赖人工服务则是导致成本约束的主要因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走创新之路，形成新的业务模式。例如，通过借助高效率、低成本的客户信用信息收集评估途径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加强贷后管理，改善风控效果。再比如，通过电子化替代人工客服来降低成本。从数字技术层面看，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电子化金融服务不受时间、空间约束，便利性、服务效率都远胜于传统模式，在农村地区包括贫困地区更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科技金融发展迅速，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良好基础。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有57%的成年人使用手机或互联网购物、支付，比2014年增长一倍，超过52%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则显示，2017年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77%，其中农村地区为67%。科技金融迅速推广的原因在于中国信息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处于领先水平。世界银行该份报告显示，发达国家68%成年人使用互联网，中国的比例为49%，而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值为11%。如何更好解决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障碍，需要积极探索技术和机制创新，而数字普惠金融在这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诸多探索， 在第三方支付、农村助农取款点、电子银行等领域大量应用了信息技术，有诸多成功案例，为改善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提供了新途径。这些实践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扶贫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风控管理依赖第二还款来源，即使不要求抵质押或担保，也必须要有信用记录，这种业务模式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匹配。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的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广泛收集、分析客户信用相关信息，更有效判断客户的真实还款能力和意愿，包括进行反欺诈筛选，同时还可以与农村客户的上下游商户直接衔接业务流程，改善贷后管理绩效，在风控方面独具优势。通过线上收集数据和线下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可以通过交叉检验，达到更好效果。目前，已经有一些农村信贷机构基于微贷技术原理，通过研发建设或与外部合作方式改进风控模式，取得新进展。总之，数字技术是推动金融业态和服务模式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有助于改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大势所趋。

因此，扶贫攻坚有待基于数字技术更好发挥促进作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四、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推扶贫攻坚作用的对策建议

为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扶贫攻坚的助推作用，需加强以下五项工作。

第一，加快推进金融信用信息汇集与共享。

普惠金融服务的难点在于风控，降低信息不对称是关键，客户信用信息可获得性是前提。从实践看，需要突破关键环节。一是提高协调层次，发挥核心部门促进作用。二是完善配套法规，理顺信息采集机制。基础性法律法规和配套标准体系需要加快建立。当前尤其需要针对现实问题，落实配套的信息采集机制。三是提升科技应用水平，拓展服务功能。结合客户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普及配套评估方法，提供基础评估服务，鼓励中小银行利用政府共享信用信息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整体提升服务效率，改善相关业务的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基础。

第二，推动服务网点功能融合。

随着社会资源逐步向乡村基层倾斜，各类村级服务机构网点逐步增加，包括社区服务站点及农信社农商行或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机构的代理服务点，以及电商的服务网点。可以通过促进服务场地、数据、人力、客户等资源共享，实现不同机构功能互补，提高综合服务效率，使金融机构通过增值服务吸引农村客户，利用农户交易数据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从而降低信贷风险，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在此工程中，通过加强正负激励，促进金融、电商、物流等机构之间的市场化合作。有条件的地区可考虑提供场地支持，并引导发展规范化的合作模式。通过这种融合机制，有助于促使农村金融服务代理点及电商网点等功能得到整合拓展，增强整体吸引力。

第三，沿产业链完善普惠金融服务机制。

支持农户从农业生产向加工、贸易环节拓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之举，也是改善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途径。一是完善“三位一体”深度合作的金融服务机制。促进供销社、农信社系统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农资采购到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到销售环节的深度合作，并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二是完善龙头企业带动机制。结合扶贫工作，将政府激励与调动龙头企业积极性、实现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完善竞争机制结合起来。三是鼓励有实力的第三方市场主体探索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例如，鼓励电商组织农户进行生产加工，并导入客户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双方直接对接，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供需匹配程度。

第四，进一步加强协同机制。

一是通过职业技术培训增强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增强职业技术培训的生产经营针对性，更加重视规范和提高培训质量标准，提高贫困户的专业技能等级。二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有机结合。促使金融机构决策重心下移和风控关口前移，增强组织结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灵活性。三是鼓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与农业技术和农机推广、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营销等有机结合，推动金融机构优化产品结构、人才配备、业务流程、工作标准、风控模式，增强与当地产业的互补性、共生性。四是促进金融教育，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政策落实与金融机构的产品推广、服务渗透相结合。通过促进普惠金融服务的政府、金融机构、客户三方互动，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时效性，加强反欺诈教育，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第五，推广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和模式。

一是汇集共享信用信息的经验。围绕建立健全数据汇集协调机制、突破现有障碍，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模式。二是加快推广农村供销、生产、信用“三位一体”深度合作的经验。包括促进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自下而上发起“农合联”组织、促进各方协同、促进规模化、推动交易内部化、推动形成范围经济效应。三是推广微贷技术以及客户信用分析的计算机建模等手段，应面向中小型银行普及相关技术，提升金融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四是推广农村服务的多站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服务互补融合，推动农村服务资源整合与共享，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协同推进扶贫攻坚工作。五是推广金融教育培训的做法。通过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培训改变观念，促进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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