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应对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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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应对的三大挑战

编者按:在主题为“全球变局与国家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中国2049》报告进行了点评,直指未来中国发展的三大挑战。

文章转载自北大国发院智库,经亿欧编辑发布,供业内人士参考。


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后三十年,是中华文明民族几千年来走向现代化、最激荡人心的一段历史。

前四十年的成功要素

前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非常值得讨论,譬如 对外开放 、 市场化改革 、 低成本优势 、 高储蓄率 、 高投资 等,都是人们讨论热点,我认为还有三个问题需要着重讨论。

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优势

中国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超大规模”和“统一市场”。

从世界来看,进入高收入状态的经济体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大的统一市场的经济体,譬如美国。欧洲也实现了大的统一市场,但出现反复。另一类是高度开放的小经济体,通过融入世界进入大市场。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这个体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统一大市场有什么好处?首先是大幅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不用拿护照就可以跨地区找工作。企业无需顾及国家间的贸易协定,随处可以投资。其次是经济学强调的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包容性,有一些企业规模很大,如果没有足够大规模的市场,可能做不起来。有些行业,小经济体的容量有限,只能容纳一个大型企业,但中国可以容纳两三个,保持竞争。中国市场足够大的另一个佐证是,在国内市场竞争过关的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很有竞争力。

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对冲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也是起起伏伏,比如近几年经济转型,东北有的省份一段时间大举借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明显减速。假如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其货币会严重贬值,还不了外债,出现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就是这种局面。好在我们是拥有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东北经济下行,但东南经济上行,东北人可以南下。从整个国家看,发展好的与差的可以形成对冲。因此,这几年中国在转型中经济减速,但总体平稳。如果是小经济体,波动就会大一些。

宏观稳定,微观放活

宏观稳定,可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政治社会稳定。在基本政策稳定的前提之下,中国积极调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微观上放活。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很大作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计划外预期外的结果。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为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拾遗补缺,但凭借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六七八九”的格局。再比如地方政府以土地推动城市发展,虽然有争议,但作用不可否认。还有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和块状经济,开始的时候就是农民自发摆摊,逐步形成市场,再往后前店后厂,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专业化生产,经济学家以后打了个标签叫产业集群。这些都是事先没有计划的,是放开搞活后自动演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最有效机制的是什么?主要是在宏观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微观上开放搞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特别强调要给基层放权,允许试错。“试”的思想非常符合创新的逻辑,因为什么是经济发展“对”的模式,开始的时候并不清楚,充其量是知道一个大的方向,知道我们要从河的这边到那边,但河中间有几块石头,在什么位置,怎么踩着比较合适,并不清楚,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举例来说,过一条河,中间可能需要找到五块石头。开始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茫茫水面,你并不知道石头在哪,可以划一百个方格,试一百次。如果只能由政府一家去试,一年试一个,得一百年,即便是一天试一个,也得一百天;然而,如果激发基层活力,一百个人同时去试,一天就可以过去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还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40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今天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改革基本方法论。

对发展的共识

改革开放前40年的那条河我们已经趟了过去,现在我们要摸着石头过后面30年的河,即解决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等新的难题。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国内绝大多数人认同,大家都认为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共同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内部有各种诉求,如宗教诉求、民族诉求,相应的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国家内部达成共同谋发展的共识很难得。

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发展的共识非常重要。大家对发展目标有相同想法,就会少很多摩擦和纠纷,社会总体交易成本就低。

未来三十年的三大挑战

后三十年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如低成本优势减弱、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此外还有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已经不是新的问题,前些年收入差距有所收缩,近期收缩的速度有所放缓。针对这种局面,最近我提出一个观点,在我们明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由目前的4亿人扩大到8-9亿人。

提出这个目标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求是增长的关键。老龄化和收入差距过大等会造成需求收缩,甚至出现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断层,直接冲击增长的稳定性。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团队一直在做“中国经济十年增长”的研究,我们有一套预测汽车市场的模型,连续多年预测都很准,误差只有零点几,但最近两年这个模型不大灵了。中国目前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180辆,美国是800辆,欧洲、日本是600辆左右。中国相比欧、美、日还有很大距离,按理说中国汽车业至少还可以保持中等或中低增速,但这两年下滑严重,为什么?最近我们注意到一组数据,2019年1-6月份,占到汽车市场份额近30%的县级及以下城镇汽车市场,负增长20%;而占市场份额近40%的10万元以下汽车销量,负增长23%。与此同时,豪华品牌逆势增长,有的增速达到 10%以上。由此我们产生一个推论,买10万元以下车的人,主要是县级及以下城镇群体,他们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却没有钱,无法支撑应该出现的汽车消费需求。这个推论还需要证实,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增长的制约,应该引起足够关注。

第二个理由是社会稳定。过去我们强调收入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会很难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看美国、中国香港的情况,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同样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冲突。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需要保持在一个能够使经济需求稳定,社会也比较稳定的范围内,否则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很难保障。

培育创新的机制和文化土壤

产业层面的创新,往往体现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能够发展这种“双高”产业的国家只有少数。刚才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数据显示,100多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实现进阶,成为发达经济体。其实国家能否进阶,和它们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中国现在的势头不错,已经出现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但素质和比例还有很大距离。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需要好的创新机制。从全国范围来看,真正能形成具有创新动能的产业,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高端产业,可能只是少数地区,但具体是哪些地区,事先是说不清楚的,应该鼓励地区之间的竞争,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这些地方的优势就是能够聚集创新资源,有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环境。

中国创新一个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现在的创新基本靠吸收外来技术,源头创新的东西不多。这些年进步很大,但诺奖级的原创性成果要想成批、稳定地出现,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需要自由探索的文化土壤。

前些年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行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曾经提出,中国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研与发展)占GDP的比重会上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更大的挑战是创新的效率,钱花出去后,能有多少过硬的成果。创新特别要强调效率,尤其是在前沿科学和技术领域。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有大的突破,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创新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出现后劲不足。

产业升级与体制升级

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要形成,创新要有成果,对我们的体制提出以往未曾有过的新要求。产业升级需要体制升级相配套。

经过多年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进步很大,但短板也还不少。因此我们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四中全会特别提出的。

近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国内结构性改革,在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也有涉及,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我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和推进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提出了这方面的改革目标任务,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最近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发现,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家信用支撑不对称引起的金融服务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合理。近年来推动结构性去杠杆,杠杆率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受到的压力反而没有杠杆率低的民企大。一个国企出了问题,上面就会安排另一个国企去救,在一个地区,国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保体系。有的地方反映,一个地区的国企实际上是一家企业。有研究提出,国企和民企的隐形违约率差不多,但民企“爆雷”的大幅高于国企。过去认为社会上有偏见,但有国际上大评级公司,给国企的信用评级就是高于民企,尽管两者经营状态差不多,或者民企强于国企。因为他们认为国企的风险转嫁能力强于民企。背后依然是国企预算软约束这个老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国家信用的滥用、金融服务中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资源的扭曲配置。

至于产业政策,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哪一个行业或地区是通过产业政策取得的成功,是否有真正说服力的案例,好像尚未见到。下一步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比过去更多更高,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未来十年、十五年究竟能发展什么产业,靠规划能说清楚吗?如果靠规划能说清楚,当初我们搞计划经济可以了,不必用很么大气力去搞市场经济。

如何应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还是要靠市场化的办法和机制。市场经济最擅长解决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让更多人主动试错,通过试错找到对的、符合实际的有效办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加强长期研究,尤其是对理论框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趋同理论、收敛理论等,更多的是描述现象,并不能解释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机制,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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