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德国和日本的七个小故事

赵向阳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全网阅读量达数百万。这篇只是为在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举行的“管理50人论坛”提供的内部交流发言稿，如此走红，必定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这篇续文，从几个小故事再次透视了 德国 和 日本 的商业文化、价值观、科技创新以及管理学研究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第一个小故事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地方叫Giessen，在法兰克福的北边，是一个小城市，离法兰克福大概也就是六十公里左右。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两个月要去一次巴黎，而我爱人要从巴黎过来一次，因为我爱人是做服装设计的，当时在巴黎学习。我们怎么去呢？我们经常坐一种叫Euroline的大巴车。Euroline一般是从法兰克福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出发，但是偶尔它也会从Giessen出发，一周大概有两次，来回巴黎的票价大约72欧元左右。

有一次我爱人预定了星期二晚上八点钟的班车，要回巴黎。我们在Giessen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左等右等，大客车都没来。正在焦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出租车，德国的出租车一般都是奔驰牌的。那个德国司机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要去巴黎？”我爱人说，“是”。他说，“因为今天从Giessen到法兰克福的人只有你一个，所以，公司派我从法兰克福开车来接你，到了法兰克福之后，再坐Euroline一起到巴黎。”

大家知道，在德国坐出租车是非常昂贵的事情。从法兰克福到Giessen，来回120多公里，出租车的费用超过150欧元，远超来回Giessen和巴黎的Euroline的车票72欧元。

我觉得讲故事特别能让人记得很清楚，而且故事是开放性的文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中国的客运公司，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处理？答案尽在不言中。

第二个小故事

第二个小故事还是跟德国有关系，不过它更简短一些。

有一次我的导师Michael Frese邀请瑞典著名的一个研究创业的专家Per Davidsson 来讲课。比如说，我3月10号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说Per Davidsson 教授5月1号来。到了5月1号，中午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问我导师，“您不是说Davidsson教授5月1号要来吗？怎么今天没有来呢？”

我的导师，还有我的德国同事，他们都停下刀叉，很好奇地看着我。然后，我导师幽幽地说，“我们说的是明年5月1号。”我当时就晕了，因为这是我初到德国时，所领教的文化震荡之一。

（注释：简单地说，第一个故事与TRUST（信用）有关。信用是商业社会的基石。第二个故事是与德国人的时间观念和做事的严谨性有关。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让德国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中国的转型，最薄弱的地方是高水平的商业伦理的建立。）

第三个小故事

第三个故事与日本有关，确切地说跟日本的 新能源 技术有关。

我们家收藏了很多很多的电影，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纪录片是BBC在1991年到1992年之间拍摄的，因为拍摄的过程中苏联刚好解体，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纪录片的名字叫《极地之旅》，BBC的一个主持人，沿着一条经线打算从北极穿越所有国家，到南极去。这个纪录片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新鲜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无意中出现的画面，让我非常震惊。

片中他们的挑战是，要从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飞到南极那个可通航的机场，从这个机场到南极点还有300公里左右的距离。纪录片中出现了一个日本人，他从飞机上卸载下来一个非常大的电动摩托车，直接骑着电动摩托车去了南极点。天啦，1992年1月，即使是南极的夏天，骑个电动摩托车在零下20度的雪原！大家知道，在温度很低的时候，电池的效率会急剧下降。他们那时候怎么就会有这么发达的技术？ 

去年暑假，我带着40多个老师去比亚迪调研，我问他们，相比Panasonic的电池技术，你们比亚迪的电池技术怎么样？他说当然Panasonic的电池技术全世界最好。我的电动摩托车，也是中国最酷的SOCO，采用的就是松下电池。

第四个小故事

接下来的第四个故事事实上是第三个故事的延续，也是跟日本的新能源技术有关系。

同样是在1992年，丰田公司有四个员工，出于某种爱好在丰田公司内开始研发氢能源。他们纯粹是一些个人爱好者，或内部创业者，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尝试一下。做着做着，公司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投点钱支持他们吧，然后他们就继续做下去，从四个人的小组变成了40个人、400个人。到2014年的时候，丰田汽车推出了全球第一辆氢能源汽车。期间经过了22年，花了无数的钱！

2018年5月，李总理去丰田公司北海道车厂参观，参观了一个小时，问了很多专业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2018年11月，万钢，科技部前部长，在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上发言明确中国要向氢能源汽车转型。现在大家普遍认为，2050年前后氢能源代表了一种终极性的清洁能源，那么电动汽车呢？很可能是一个过渡产品。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用各种方法发了电，然后再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中，再释放出来，其中大概有至少20%左右的能耗损失。第二，你想让车的速度更快，跑得更远，就必须有更多电池才行，电池组所占车的重量和体积就会越大。比如我那辆SOCO电动摩托车1万块钱，如果再配一块电池就要5000块钱。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些化学电池以后处理起来会污染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氢能源，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丰田，丰田汽车太了不起了。一次充满氢，就能跑500公里，产生的废物只有水，绝对环保，而且，氢能源汽车还可以在小区停电的时候当做电源供应，可以在野外开PARTY的时候，当照明用。22年专心研发一种新技术，期间毫无产出，而且要花大量的金钱，这在中国公司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习惯于赚快钱，赚容易的钱，缺乏对突破性技术的长期投入。

2018年丰田的纯利润225亿美金，而中国的五大汽车公司加起来纯利润才137亿美金 。我还不知道中国这些公司的利润中有没有水分。很多中国公司的最大风险是道德风险，根本不知道数据是不是真的可靠。我这么说会得罪很多公司，但是就看看这几年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造假案例，就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了。

我不清楚特斯拉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特斯拉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延缓作用？我们本来可以向氢能源汽车转型，但特斯拉在中国建厂，你就得配合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充电设备，因为汽车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充电需要一个网络。我个人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建厂对中国推广氢能可能是一个延缓。

第五个小故事

第五个故事是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

我对管理学界流行的定量实证研究一直持有怀疑和批评态度。徐淑英老师（注：著名华人管理学家）最近一直在推广“负责任的管理”的概念，她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为了建立管理学的可重复性、可靠性，在提交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把原始数据同时附上以供同行审查。

我觉得这是一个baseline（底线）。诚实是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守的。但我想说的是，即使这样做了，也保证不了中国管理理论的建立。韩巍教授——我的好朋友，通读了《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多位管理学大师的成名道路，得到了一个结论，叫做“洞见之下，皆为修辞”。

我要讲到的故事是这样的。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认为光线经过大质量的星体时会发生弯曲，但过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大家都忙于打仗。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陷入非常沮丧和失望的境地，他们极度渴望新的事物去提振人心。

刚好英国有一个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叫爱丁顿 ，他是第一个用英文来宣讲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人，是爱因斯坦的“死忠”。1919年5月发生了一次日全食，给检验爱因斯坦的理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因为要证明、检验广义相对论，发生日全食时，观测太阳光线经过某个星体的偏折是最好的观察点。我本科是学理论物理的，我了解，如果要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必须证明牛顿力学预测不了这个现象，或者牛顿力学所预测的偏转角度不对才行。事实上，牛顿力学也能解释光线偏转。 因为牛顿认为光是一种波动。光既然是波动，那就有衍射，那就有散射，一定会偏转。但问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他所预测的偏转角度是牛顿力学所预测的偏转角度的两倍 。这就有点意思了。

1919年5月，爱丁顿他们带着一组人在非洲西非海岸的一个岛上进行观察。观察完了以后，他们回来宣布，“我们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他所预言的偏转角度的确是牛顿力学所预言的两倍”，从此，爱因斯坦暴得大名。这叫做科学社会学。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所讲的这个东西是真理，就会自然而然地流传，它们都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被塑造出来的。

最奇葩的是接下来的故事。1962年另外一支英国物理学家带着同样的仪器去同样的地方观测日全食，希望重复1919年爱丁顿的观察。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根本就重复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仪器和方法实在太粗糙了。

1980年，一位科学史家仔细地研究了爱丁顿当年的观察记录，发现了爱丁顿的数据纯粹是造假的。天啦！数据造假，竟然发生在爱因斯坦的判决性实验上！

不过，幸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是正确的，否则，这就是科学史上的一大丑闻。所以，“洞见之下，皆为修辞”。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理论是怎么来的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天才，或者是一个疯子，只要他勇敢地发出声音，提出某种观点或者理念，就会吸引一些热情的积极分子，然后他们采取行动，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继续吸引大众行动，最后变成一种潮流，成为社会现实，这就叫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 theory）。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信仰。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是有人说，因为相信，才能看见吗？ 

第六个小故事

第六个故事，仍然是关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关于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

现在很多人讲未来的管理，什么AI、大数据、分布式生产等，我越听越觉得沮丧，好像都是一些活在未来的人，都是一些外星人。按理说，我是学理论物理的，应该积极拥抱科学技术的变化才对。但我真的对基于大数据和脑认知神经成像方面的管理学研究不怎么看好。

先讲脑认知神经成像。1998年到2001年，我所在的北大心理系实验室就是做脑认知神经成像的。什么EEG（脑电图），PE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我懂，什么枕叶、颞叶、下丘脑、前扣带回，我知道它们在哪儿！

就以功能性核磁共振为例吧。1990年前后开始临床应用，到1995年左右进入中国，我们实验室是国内最早之一做脑认知成像的。我的很多师兄师姐现在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大佬。我有一个师兄曾经担任北师大心理学部的部长，参与策划了“最强大脑”。他应该是1996年到2001年前后在MIT读博士，曾经和导师在NATURE（《自然》）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概四五年以前，我们聚在一块吃饭，他说，当时发的文章，他与他的MIT导师想回顾一下，看看过去15年对他们当年发表的文章有什么进展，写一篇Review（文献综述）文章。但是翻来翻去，发现这个领域里15年了啥进展好像都没有。

所以一个商学院的教授，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管理者的决策或者消费者的行为，能搞出什么来呢？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科学，但对中国的管理实践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浪费国家的金钱。黄光国教授，台湾地区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拍着桌子说，“什么神经心理学，我看是神经病心理学”。那么，神经管理学的真实价值又如何呢？你们自己去想吧。

最近北师大心理学部邀请我给他们的BAC硕士项目开一门课叫《创新思维》。她们打电话说：“赵老师，我们觉得您是讲这个课程的最佳人选。您看您学了那么多领域，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到管理学，再到哲学。您自己创过业，拍过电影，从事过公益。我们觉得您特别有创造力。”架不住恭维，我硬着头皮接下了。最近两个月，我通读了这个领域二十多本书，包括从1950年吉尔福特在APA（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演讲到现在的很多文献，也包括脑认知神经成像在创造性研究方面的研究。研究发现，从1990年开始到2018年用脑认知神经成像去研究创造性所得到的结果，跟六七十年代认知心理学用一般的实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没有多少显著性的改变。包括“创造力在你的右脑，一定要发挥你的右脑”，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

第七个小故事

第七个故事，关于大数据与管理学研究。

我不知道有多少管理学者真的玩过大数据，教过统计学，自己学过数据挖掘？有没有从网上下载一下几个T的网络评论，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字典，或者用舆情观察的方法，去扫描一下，做文本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才叫大数据研究。如果做过，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大数据研究，经常是，Rubish In，Rubish Out，垃圾进垃圾出 。

1999年夏天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讲“未来一切皆数据”（In the future everything is data)。这就是对大数据的预言，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而已。大数据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兴起的呢？我认为是2009年到2010年前后。

2015年6月，国内一个很前沿的大数据公司找我，他们想请我做他们大数据方面的咨询专家。他们想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人要故意不还钱 ？因为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非常火爆，对客户还款行为需要进行数据模型的建构。事实上，还款行为不仅涉及到一个人的收入能力，也涉及到动机。而关于动机，我们心理学者懂得很多，而我个人呢？既懂一些大数据，又懂一点心理学，所以，他们就找我做咨询。最可笑的是，因为某种原因，从2002年一直到2019年5月，我一直是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黑名单上的人（我发誓，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挑起来的）。一个黑名单上的人，竟然给大数据公司做欠钱不还的行为模型咨询，搞笑吧？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切身经历，你就很难理解你所研究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要是真觉得大数据好，那就自己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就知道这个领域不是很容易取得进展的。比如说IBM的沃森实验室最近裁员了，搞不下去了， 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领域的进展没那么快。作为管理学者，不要人云亦云，要和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什么“未来已来”，纯粹是套话。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扎根中国，深入了解实践，而不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新潮概念牵着鼻子走。比如讲会计准则变革，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大数据时代会计造假是怎么进行的？如何防止造假？会计造假在大数据时代是变得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实践才是最好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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