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金服袁成龙：普惠金融的关键是信息披露充分透明

人物名片 袁成龙

 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理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向上金服创始人、首席执行官。2017年，袁成龙凭借其在 金融科技 领域的突出贡献，成为《福布斯》封面人物。2018年，受邀出席博鳌亚洲峰会，并以专家主持人身份对话李东荣、马蔚华等金融大咖。

 在新金融领域创业实践多年，亲历中国 互联网金融 转型变革多个关键时期，对该领域的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数据挖掘整合有深入研究。曾先后服务于玖富、先锋金融等。2013年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建向上金服，并出任首席执行官。 北京证大向上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向上金服”）是国内较早完成移动金融战略布局的企业之一，也是一家由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公司。早在2013年即提出移动金融FLIPS模型构建方案，使平台在行业移动金融发展中占得先机。2015年率先提出打造“智能金融综合服务”的战略构想，引导平台完成转型升级。

向上金服是行业内首批成交额突破400亿元大关的知名互联网金融平台，同时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员单位。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数突破720万，累计成交金额已超过480亿元。

核心提示

普惠金融 在中国的实践是别具特色的，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移动终端，减少人力投入，扩大了受众范围。

金融科技还是金融，科技不能改变金融的本质。

只有真正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让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将欺诈违约概率降下来，才能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更为实惠的金融服务。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速度，影响到具体行业，更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如果很多人认为不诚实守信没有人会发现，或者即便被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严厉处罚，那么对整个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威胁。

“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企业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以普惠为基本方向的中国金融业也在不断完善信用数据、建立风控模型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径，切实为中国实体经济输氧供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互联网模式辅助砖头模式控制风险、通过搭建信息平台为借贷双方提供服务的同时，金融活动在特定区域存在信息不对称、恶意逃废债等情况，社会融资成本降低、社会信用建设仍有较大完善空间。对此，我们专访了向上金服创始人、CEO袁成龙。

金融科技还是金融，科技不能改变金融的本质

我们可以从征信系统中查到部分数据，但对于那些之前没向银行借过钱、征信数据不全面且在互联网金融平台借钱不还的人，如何提高对他们的惩戒力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否则，我们要面对的就会是，信用好的人会为信用不好的人背黑锅，承担了额外的成本。

笔者：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为实体企业发展和个人消费需求带来了便利。一些好的技术经验走出国门，为普惠金融在其它国家的发展提供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且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探索。您认为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中，有哪些成绩值得称道？

袁成龙： 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是别具特色的，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移动终端，减少人力投入，提高效率，扩大了受众范围。

与欧美普惠金融模式依赖商业银行、社区银行、财务公司相比，金融科技公司在中国更像是拓荒者，因为要服务的群体，其信用信息是不够的；与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实践相比，中国普惠金融在科技水平上是颇具优势的，互联网、移动设备、数据的应用，让我们的普惠金融发展极其迅猛，可以说，依靠科技，我们后来居上。

取得这些成绩，数字普惠金融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推动者，我一直为此感到骄傲。

笔者： 得知我们要做这期特刊，一些业界人士愿意从普和惠之间的关系分享他们的感受。有人认为普惠交融发展，有人认为普完了是惠，还有人提出风险防控的使命应该交给金融科技来完成，否则贴上金融科技的标签就名不副实。有人甚至认为，从普到惠的过渡主要有赖于科技手段，对于这些看法，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袁成龙： 金融科技还是金融，科技不能改变金融的本质。

科学技术可以多纬度推动金融业发展。比如，可以让你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因为技术的使用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让金融成本的边界更加广泛，如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在北京的公司可以给新疆的客户提供服务；通过数据模型优化，风险防控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是科学技术推动金融发展产生的价值。

但是，科技无法改变金融的本质。比如我们谈的普与惠，在推动金融服务普及程度上，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做了大量尝试。现在，很多人手机里都有银行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客户端，手机银行客户端，登录进去就直接给我们纯信用贷款的授信额度，这在5年前是不能想象的。再说惠，通过技术手段，让借贷行为变得更精准，是否能实现惠？我想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融资的平均成本的确不低，刨除宏观因素，我们最关注的是征信体系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征信系统中查到部分数据，但对于那些之前没向银行借过钱、征信数据不全面且在互联网金融平台借钱不还的人，如何提高对他们的惩戒力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否则，我们要面对的就会是，信用好的人会为信用不好的人背黑锅。因为平台要防止有些人借钱不还，所以就会提高融资成本，导致那些信用好的人多花钱。这件事不是仅靠技术能够改变的。总体来说，除了在银行借贷会进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之外，一些在其他平台上的违约行为、失信记录，并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前几年，人民银行准备放开个人征信业务，当时大概有八家企业申请了牌照，目前来看，只有百行征信一家开始做试点。我的建议是， 只有真正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让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将欺诈违约概率降下来，才能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更为实惠的金融服务。因此，我们必须形成合力，一方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另一方面加大整合行业数据的速度，期待能够接入数据共享平台。

普惠金融的关键是信息披露充分透明，这是违约惩戒的基础

在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形随处可见，各种信息存在壁垒，要么是你拿不到，要么是你无法分享。比如某个人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借钱不还，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其他平台，但缺乏渠道，或者是有渠道却说涉及隐私问题，或者即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

我们要真正理清楚的，是到底哪些隐私该保护，哪些必须要公开，哪种程度的交易信息是应该进入信息披露系统，这些都需要逐步明确和规范。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善加约束，小者失信、中者违规、大者违法。

笔者： 在推动信用数据共享方面，各地都有一些实践，因为征信系统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对于一个借款人而言，数据采集的维度越大，风险评估的质量或许会越好。

袁成龙： 我个人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速度，影响到某些具体行业，更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如果很多人认为不诚实守信没有人会发现，或者即便被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严厉处罚，那么对整个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威胁。

笔者：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期待金融行业，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都能够在经历一次次事件后汲取经验，特别是处置一些借钱不还的“老赖”，我们还需要更多方法。

袁成龙： 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其实一直伴随着风险防控的话题，为了覆盖风险，很多平台被动选择提高借款成本。我认为，普惠金融的关键是信息披露充分透明，这是违约惩戒的基础。在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形随处可见，各种信息存在壁垒，要么是你拿不到，要么是你无法分享。比如某个人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借钱不还，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其他平台，但缺乏渠道，或者是有渠道却说涉及隐私问题，或者即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我们要真正理清楚的，是到底哪些隐私该保护，哪些必须要公开，哪种程度的交易信息应该进入信息披露系统，这些都需要逐步明确和规范。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善加约束，小者失信、中者违规、大者违法。

笔者： 现在恰好处于由普到惠的过渡阶段，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抱有很大期待。

袁成龙： 我不认为普和惠是割裂对立的，也不认为应该先把普做完再做惠， 我认为这两件事应该是交叉的。但从技术上看，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普及，数据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的普及，普的实现相对容易；实现惠就需要信息透明，失信惩戒，避免好人为坏人买单，只有从机制上提高失信者违约成本，才能大范围的降低金融成本，逐步实现惠。这两者之间不冲突。

笔者： 在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纠结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获客成本。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袁成龙： 任何信息的传递都是有成本的。简单来说，我可以等着客户来找我，但前提是客户得知道有我这家公司，我让客户知道我的过程，就是我需要付出费用的过程，最后摊下来，就是每个客户的获客费用。我的效率越高，我花同样的钱获得的客户越多，那么单个获客成本就会降低，但全球这样的公司不只有我一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会知道我，所以说这个获客成本不可避免。不仅我有获客成本，传统金融机构，或者比我们规模更大的企业，同样有获客成本，我们不能理想化地认为，平台只要在这里就会有客户。

顺势而为，为社会创造价值

潮起潮落，有时由不得我们控制，任何一个行业皆是如此。我想我们能控制的，是潮落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卷下去；在潮起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冲到岸上去。要守住初心，坚持做好自己。

中国金融事业会不断发展，发展中会出现新业态，新业态的成长会经历一个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会摔跟头。但只要坚信，这个行业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我们做的事就不会错，同时也要学会顺势而为。

笔者： 认识您的人告诉我们，您是个苦读书的人，以地方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拼搏之路充满辛酸。也有人说，您完全可以不去做普惠金融，因为这是个苦差事———作为拓荒者，需要面对市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干扰，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是否也有困惑？

袁成龙： 潮起潮落，有时由不得我们控制，任何一个行业皆是如此。我想我们能控制的，是潮落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卷下去；在潮起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冲到岸上去。要守住初心，坚持做好自己。

我始终坚信，中国金融事业会不断发展，发展中会出现新业态，新业态的成长会经历一个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会摔跟头。但只要坚信，这个行业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我们做的事就不会错，同时也要学会顺势而为。

比如我跟借款人去沟通，发现他们确实存在商业周转过程中的资金融通需求，在去银行因为没有抵押拿不到钱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支付相对高一些的成本，这种需求是否应该被满足？当然，要服务这群人，就要看到有的信用风险高，有的信用风险低，但如果你最终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就会产生价值。

比如消费金融，就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说，内需拉动是重要一环，同时，通过消费金融提升借款人生活质量，你做的肯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基于这些，我认为行业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未来也应该不断努力，践行普惠，因为需求是不可阻挡的。

笔者： 在日常运作中，您是否能阶段性地感受到宏观经济变化对借款人还款意愿的影响，并以此对出借者提示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中介的身份，是否应包含风险预判信息在内？

袁成龙： 虽然我们是信息中介，但我们有义务把借款人信息尽可能地做到翔实、准确、客观。 否则，你认为只要把客户性别、年龄摸清就算尽职调查了，但一个类型的借款者，受到同一个外部因素干扰都不还钱了，投资者总是遭受损失是会用脚投票的。 从我的角度说，信息中介的责任同样是重大的。当然，即便尽职调查，有些问题也会爆发，但只要平台充分提示风险、将该考虑到的问题都替投资者考虑到了，那我们问心无愧了。

社会监督往往一针见血，地方协会要做好对接沙箱实验的准备

同行之间是最了解彼此发展脉络的，如果一家平台存在问题，别的平台为了不跟着背黑锅，一定会指出问题所在，这也可以称为社会监管。

我能清楚地看到互联网金融业一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也相信，虽然大家当前面对的困难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前途总归是很广阔的。

笔者： 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随大流的平台很喜欢给自己贴标签。比如看到头部企业谈金融科技，它也来谈。但有时往往是跟风贴标签的平台先出了问题，导致整个行业被污名化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袁成龙： 行业准入门槛一直是有的，而且对于金融从业者自身的行为要求，监管者早已定出了红线底线。除了门槛之外，我想说的是， 互联网金融业要走上更为健康的状态，除了门槛和监管，还要发挥协会监督和同业监督的作用。 这一点非常关键，同行之间是最了解彼此发展脉络的，如果一家平台存在问题，别的平台为了不跟着背黑锅，一定会指出问题所在，这也可以称为社会监管。同时应调动起各地协会的积极性，当企业彼此之间的社会监督形成常态，协会就可以将本地区的行业发展行为进行梳理，如果未来中央层面希望对这一行业的监管进行沙箱实验，各地协会就可以代表行业提出建议，或者对标实验，快速对当地企业行为进行纠正。

同时，希望相关征信机构或企业敞开大门收集整理筛选数据，推动构建全面社会信用体系，而不是急着给数据贴标签，数据最终是会相互验证的，不准确的数据会在验证中出局。现在就是要先做，不做就是一直零分。

笔者： 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互联网金融业的未来，您有哪些期待？

袁成龙：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中国从无到有，必然面临很多挫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和作用、价值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虽然我现在无法描绘出具体路径，但我能清楚地看到互联网金融业一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也相信，虽然大家当前面对的困难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前途总归是很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