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感强烈，快递员小哥们的生存困境

一个周六日，记者走进京东物流在杭城的某站点。“周末的快递量会少些，所以才约你过来。”“快递小哥”周茂江一边蹲在地上分拣快递，一边对记者说。只见他快速拿起一个个包裹扫视地址，筛选出自己辖区的快件，不一会儿，眼前就堆出了一个“小山包”。

周茂江说起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早上7时30分打卡上班，分拣运抵的包裹；9时左右出门送件，12时左右找个快餐店吃中饭，随后继续送件；下午3时前回站里分拣第二批包裹，送件并取件，晚上7时左右下班，一天一般送件百余个。回家洗漱一下就睡，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

“为什么你会当快递员？”记者问他。今年37岁的周茂江笑笑说，自己是福建人，曾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创业失败，欠了爸妈不少钱。因为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匆匆在老乡的介绍下来杭州当起了“快递小哥”，“6年前，五六千元工资不错了。现在想想，做这个决定有些仓促，但自己没有过硬的一技之长，再加上年龄也大了，就一直干了下来。”

据今年团省委发布的《浙江省“快递小哥”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门槛不高的“快递小哥”工作，吸引了不少择业渠道窄的体力劳动者。在遭遇失业、生意失败等危机时，那些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的人，也会把当快递员当做谋求生存的过渡之计。这一新兴的青年职业群体有着鲜明的特征：大多都是80后、90后男性，来自省外的农村地区，初高中学历；大专以上学历从业者很少，但近年来在稳步增长；工资普遍在4000元以上，较高的薪资是大家选择这行的原因。

“月薪过万对快递员来说很常见吗？”记者问周茂江，他立刻笑着否认说：“那都是媒体的炒作。这两年，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的收入基本在五六千元，旺季能有8000元左右，上万的很少。” 周茂江还说，快递这行的收入和送件、收件量是挂钩的，赚的都是辛苦钱。 在记者的要求下，他介绍了月薪过万的同事吴增明接受采访。

“ 每年我也就在‘618’‘双11’这两个时间段能月薪过万。 ”吴增明说，购物节期间，他每天要送200多个件，一整天排得满满当当。他说， 月薪过万和派送区域也有关系，自己送的是颐高数码城以及几个写字楼，快递较多，这才有机会月薪上万， “虽然平时很辛苦，但一想到在老家的两个孩子，就有了奋斗的动力。”

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快递小哥”群体的工作年限普遍在5年以下，6年及以上的较少，流动性较大。哪怕是月薪过万的优秀快递员，也很少将其作为终身职业。他们告诉记者：每天工作时间基本超过10个小时，遇到网购高峰期，甚至还得通宵分拣包裹。不停地拼时间，其实就是在拼身体。不少快递员成家生娃后，会深感体力不支，就逐渐退出了。

顶着烈日，迎着寒风，他们骑着电瓶三轮车，快速地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将一个个包裹送达人们的手中。每个小区的内部道路，每栋楼的入口和电梯，每个楼层的住户分布……他们都熟稔于心。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城市近在眼前，又触不可及，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在繁华的杭城武林商圈，中通快递员周晓松负责5栋写字楼和6个居民小区的快递投送和收取业务。他待人彬彬有礼，热情大方，和很多居民相熟相识。大家见面也都会打招呼。但他告诉记者：“我在这里没什么朋友。”

《报告》显示，“快递小哥”的社交存在泛而不精的情况。虽然与客户交流互动频繁，但基本是点头之交，与城市生活疏离感较强，社会参与和互动程度较低。他们深入社交的群体基本还是老乡、同事和亲戚，在与外界打交道时往往较为拘谨和羞涩，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社会地位不高，没法平等地与他人交往。

与周茂江深入交流后，记者还得知，尽管他有着吉林某省属高校的本科学历，个性也很随和，但1984年出生的他依然是单身汉。“为啥不找女朋友？”记者问他。“一听你是‘快递小哥’，一些相亲对象就跑了。而且，我还买不起房子。”周茂江腼腆地笑笑说。

为节省生活开支，周茂江每月花700多元，在隔断房中租了一个小房间，空间只够放一张床。“白天有空时，我宁愿去小区的花园里坐坐，就晚上回去睡一觉。”由于平时劳动强度很大，遇到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他也选择在家睡觉休息，偶尔和老乡吃个饭，基本没什么社交活动。

每日进出高档写字楼和居民区的周晓松告诉记者，在等候包裹主人下楼的那段时间，他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我在这里能有套房子，那就真的心满意足了。”当夜幕降临，他开着电瓶三轮车路经武林广场，看到绚烂的灯光秀时也会想：“杭州真是很美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

说起房价时，周茂江的同事阮劲飞直言，自己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想长期留在杭州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G20杭州峰会后，杭城房价猛然上涨，我只好在广西老家买房。明年，儿子就要上幼儿园，我也准备回老家去发展了。”他感慨。

“不能让孩子在这里上学？”记者问。“在杭州上幼儿园，学费挺贵的。此外，我始终觉得自己没融入这座城市。”阮劲飞告诉记者，自己交往的朋友基本是同事，大家都是来杭打工的外乡人，来一批又走一批，仿佛流水线一般，很少有人情上的牵绊，“没什么归属感，迟早要回老家的。”

记者调查发现，“快递小哥”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漂泊感。他们脱离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面临着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尽管社交面非常宽泛，但构建新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并不强，也很难找到职业认同感、城市归属感。

“近年，快递行业爆发式增长。2018年全省快递业务量达101亿件，占全国快递业务量的近五分之一。”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负责人介绍。为此，我省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范行业发展，“不过，目前大多数政策针对的还是行业发展，‘快递小哥’这一群体还需相关部门给予更多关注。”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快递员在权益维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障碍，其中最大的困扰便是无理投诉。如有些客户会抓住快递员送件中的疏忽进行投诉。“脾气不好的小年轻，可能就因此走人了。”从事快递行业10多年的虞师傅告诉记者。《报告》显示，为保证或提高市场占有率，大多数加盟型快递公司采取“以罚代管”的管理方式。只要“快递小哥”遭遇顾客投诉，公司大都实行“处罚一刀切”的政策。“快递小哥”找不到有效的申诉反馈渠道，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其次，有些客户的无礼相向、无理要求，也是导致这个群体没有社会地位感的重要原因。周茂江说，送件时大多客户都很礼貌，但部分客户让人无所适从。“白天送件时，他一直不接电话，等晚上10时多，我们回站点甚至回家后，他又不停地打来电话，要求当天必须把包裹送到。”他无奈地说。

此外，劳动合同缺失、“五险一金”没有保障等因素，既让这个群体不看好自身职业的前景，也为行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如“三通一达”部分网点采取承包制，即网点以加盟形式接受总公司管理，有的承包商为节约成本，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快递员往往无法维权。而部分快递员为争取尽可能高的工资或出于其他考虑，也会主动提出不交“五险一金”。对这些快递员而言，将来的命运唯有交给运气。

用工制度是否健全，已是影响快递员职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记者调查发现，顺丰、EMS、京东三家公司都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基本为其缴全“五险一金”。其中顺丰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员工上升渠道。三家公司的快递员对工作与生活状态较为满意。而在“三通一达”，员工流动性则相对较大。

如何服务这个群体，呵护他们的成长？我省相关部门正积极行动起来。

省邮政管理局于2018年12月出台《浙江省快递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文件，完善行业从业人员评价体系。去年底，团省委青少年社会参与和权益维护部与省邮政管理局市场处联合开展“浙江省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活动，关心关爱快递小哥。目前，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相关处室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稳定新业态劳动用工的政策措施。

需要补齐的政策短板，仍有不少。“不少‘快递小哥’属于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在劳动关系界定上‘无法可依’。如部分‘快递小哥’通过网上接单，同时供职于好几家外卖平台。全面保障其权益，需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层面给予指导。”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有关无理投诉的定义，相关监管部门尚无明确规定。

“其实，顾客在收到快递时，能给个微笑、说句谢谢，我们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曾当过快递员的申通片区经理邓欢告诉记者，“我们这个群体，很需要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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