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新政落地满一年:司机乘客都叫苦
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已满一周年。
在这一年里,曾经火遍朋友圈的“全民 网约车 ”没有了昔日的荣光,伴随着《暂行办法》大框架的落定,不少地方性城市也在研究落实各自的实施细则。有报道称,按照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统计,126个城市已经公布落地实施细则,按照网约车业务的集中度看,总比例95%以上业务的城市已经发布政策。
不过,各网约车平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取得的速度并没有赶上地方实施细则颁发的速度。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即便是取得上述许可证最多的首汽约车,目前已经在29个城市取得了当地的网约车线下经营资质,但牌照取得速度仍赶不上用户需求,这直接导致有消费者抱怨网约车开始变得“难打”。“特别到了晚上,打车似乎比以往更难了,而首汽约车甚至约到5公里开外的车”,有谢姓用户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
不仅消费者抱怨车难打,诸多网约车兼职司机,也因为被新细则抬高了进入门槛而开始叫苦不迭。
与此同时,对于《暂行办法》要求的网约车平台需要“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各地政策却解释延展不多。为此,7月20日,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在成都调研时指出,要不断探索优化管理经验,处理好政府与平台、车辆与驾驶员之间的关系,既符合中央和部里的政策要求又结合地方实际。
新政落地一年
2016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联合出台的《暂行办法》,如今已经满一周年。根据上述《暂行办法》,不同的地区还有新的实施条例,以北京为例,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正式发布,延续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京籍京牌”的要求。另外,从事网约车运营需将车辆登记为营运性质,驾驶员应考取相应资格证书,为此,政策落地设置了5个月过渡期。还有一些地方,如山西太原市还作出了较具体规定,提出了包括车辆保险管理制度、网约车调度规则、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等14项要求。目前为止,包括北京市、太原市在内,目前一共有126个城市已经公布了具体落地实施细则。
相应地,各家网约车平台开始按照有关政策申请网约车相关运营牌照。据《证券日报》记者分别采访滴滴、易到以及首汽约车发现,截至7月26日,首汽约车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29个城市已经取得了当地的网约车线下经营资质,滴滴出行取得了超过20个牌照,而经历一番波折的易到给出的最新消息是已经取得了8个牌照。
与新政陆续落地相伴随的是,网约车打车逐渐变难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7月25日晚间,有谢姓女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自己晚上10时至11时自己需用滴滴连打两次才能打到车,不过首汽约车更夸张,7月25日晚上10时40分左右,竟然打到了一辆5公里开外的车,首汽约车师傅也无奈地表示,由于运力的关系,白天首汽约车辐射范围是3公里,而到了晚上辐射范围增加至5公里,“实际上,有些订单都是亏钱的买卖,不过没办法,平台规定必须得接单。”
而根据滴滴出行的数据,北上广深2017年6月早晚高峰与夜间时段的“打车难”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四个一线城市比较,其中深圳早晚高峰打车难度上升幅度最大,增幅同比达22.5%;而北京夜间打车难度上升幅度最大,增幅同比达17.9%。
根据公开的出行调研报告显示,不少市民都反映网约车的呼叫和等待时间确实增加了,快车和拼车的费用也和普通的出租车接近。
兼职司机称门槛高
有兼职司机表示,网约车新政要求兼职车辆也需要转变为运营车辆,这无形中提高了成本,而这一政策也直接导致网约车平台上的兼职司机数量大为减少,这进一步也提高了打车难度。
此前网约车平台利用利用互联网分时在线的特征,允许大量兼职司机在上下班途中或空闲时随时上线提供服务,有助于解决城市潮汐问题,对于缓解特大城市、大城市高峰时段打车难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有兼职司机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私家车转为营运车辆,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将导致自己身边不少的兼职司机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打车难的出现,黑车市场有抬头趋势。以北京为例,随着网约车平台对非京牌车的限制,一些黑车司机明确表示,自己曾经是开网约车的,但是现在“不好干”了,转而开起了黑车。从乘客方面来看,记者采访的多名夜间出行的乘客均表示,现在夜里出行想要打上网约车难度提高,有的人不得已选择相对方便的黑车出行。
网约车平台成本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应在服务所在地登记分支机构”,在正式稿中被删除,体现了中央对互联网平台服务模式的认可和支持。但在地方实施细则的具体方案中,记者注意到,约七成城市重新提出要求设立分支机构,一些未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在实际许可过程中,也将其作为许可的前置条件,更有很多县也要求设立分支机构。
记者了解到,在滴滴、神州、首汽约车等已经获得的牌照中,仅丽江等少数几个城市允许不设分支机构。有分析人士表示,以滴滴、易到为代表的网约车公司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利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等技术对车辆进行调度、管理的轻资产模式,在全国设立两三百个分公司,需要租用办公场地、雇佣不必要的人员等,造成巨大的行政和财力浪费,完全不适合互联网平台运营模式,让原本就没有盈利的平台雪上加霜。
此外,新政还需要企业在各地租用办公场地、雇佣相关人员等,造成巨大的行政和财力浪费。比如,浙江嘉兴在细则中就要求企业“设立安全管理和业务管理等内设机构,配备机构负责人、业务管理人员分别不少于1人,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同时分别指定各县(市、区)专职负责人不少于1人。”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地方版网约车新政制定面临多重利益考量。面对地方等城市巨大的存量市场,如果设立诸多分支机构,在网约车普遍还未实现盈利的背景下,高成本将直接“拖累”网约车平台的扩张速度,体现在网约车价格上也不会太理想,而且市级甚至县级的三证许可模式也将对网约车规模化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理论上网约车企业需在全国近3000个县级以上城市办理运营许可证,而且均需要企业相关证件原件,合规成本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