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所学校看腾讯教育如何布局To B业务

【编者按】从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计划”开始，推进教育数字化、信息化的热潮开始在教育行业兴起。除了专注教育信息化的企业之外，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入局。

本文从一所学校的实际出发，对腾讯在智慧校园和教育信息化方面的业务布局做了分析，直观而生动。

本文发于“多知网”，经亿欧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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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腾讯内部架构调整完毕，将原有七大事业群调整为六大事业群，互联网行业关心的是腾讯如何做ToB，而教育行业更关心的是，腾讯ToB如何切入教育板块。

腾讯进入到智慧教育领域，比其他企业偏晚了很多。

教育信息化发展已有近二十年，2018年进入教育信息化2.0时代，这一年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的成立，从ToC向ToB转型，切入教育市场，“腾讯希望做好智慧化升级的’数字助手’。”——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曾谈道。

行业里广泛流传着一个故事：对于腾讯的ToB布局，马化腾曾给过汤道生两个锦囊。一是要从C的角度来考虑TOB业务，这是腾讯做TOB业务最大的优势和合理性所在；另一个，为他提供各种资源，包括找张小龙争取微信入口。

马化腾没有食言，在智慧教育项目中，几乎所有的端口都可以通过微信扫码完成。

这意味着什么？

在天津市和平区，多知听到了这样的答案，“不用下载多个APP，在内部进行调用能看到我想用的东西。”、“家长、老师‘零培训’，所有操作流程和朋友圈一样。”

微信入口为腾讯的智慧教育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力。

做教育数据的“打底人”，链接各应用产品

虽是后入局者，但腾讯看到了自己的优势。

“从技术型、互联网型公司的角度去研究教育信息化2.0，其核心点可以概括为大数据的采集跟应用、人工智能在整个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应用、教师队伍建设以及打通学校数字化学习各环节等。”腾讯智慧教育产品负责人付金懋对多知网介绍。

“我们把教育信息化2.0真的实践起来，需要‘大数据打底’，必须有数据，我们才能进一步形成一个个性化的学生画像，老师才能精准教学。”

腾讯擅长“打底”，而教育信息化的难题在于长期“无人打底”。

从1.0时代跨入到2.0时代，教育信息化比较显著的变化在于从“三通两平台”变为了“三全、两高、一大”。其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1.0时代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孤岛，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好用的数据平台。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直在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的天津市和平区来说，尤其明显——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学校的探索经历越多，其数据孤岛的问题越发明显。

在和腾讯合作之前，和平区教育局使用了4个教育信息化厂商的产品，形成了4套数据，但数据彼此之间相互不能打通。“只有搭建底层数据平台，才能保证’一数一源’。”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主任卢冬梅说。

“打通”的需求，成为了教育局及区内各学校之间的共需及当务之急。

通过腾讯，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搭建了底层数据平台，让所有的应用无论厂商，都从这一底层数据平台上面来获取基础数据。

“就是谁跟谁都不割裂，谁跟谁也不竞争。同一款产品，我们可以用多个，也可以给基层学校选择，学校自愿选择，即使和平区整体推了某个项目，也不会作废学校原使用的项目。”

而在打通的基础之上，生态圈便可以开始形成。

“不久的将来，和平区的中小学将完全接进数据平台，届时，包括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大家都将在一个共同的生态圈里。”卢主任说。

生态圈映射到日常的工作中，在同一个生态圈、同一个数据平台、同一套数据标准的体系中，天津市和平区的信息化探索将尤其依赖数据。

“我们开始用‘两条腿’走路。”卢主任介绍：

第一，无论做什么，都沉积下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再反哺回去；第二，采取无感知数据采集或跟随日常工作“伴随式采集”，不额外采集。

反观腾讯智慧校园的核心——第一、提供顶层设计的框架；第二、连接了内外部资源；第三、让数据和应用连接起来。这层逻辑贯彻在每所合作学校的信息化探索中。

数据为王

城市在扩大，人口在集中。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学校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如何在一个高密度的环境里面，对孩子进行强有力的管理。

在恢复高考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和平区的教育水平在天津市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在天津人眼中，孩子进入和平区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学校规模大小，家长都希望是在接受天津市最顶尖的教育。

天津市76%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聚集在和平区，这里也驻扎着一批百年历史的学校。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主任卢冬梅形容，如果天津是个“狗不理包子”，那老城区和平区就像是里面的馅儿。处在中心城区，和平区并不具备地理环境的优势，学校所在区域拥挤，没有任何拓展空间。

走进十九中学，亲身经历这样的情况：学校门前一条老街道——河北路，往前延伸是金街银街、滨江道和和平路。走在这条街上，身边是车流穿梭的单行道马路，从马路踏上马路牙子一米后，就算进入了学校大门。

这所学校有多大？

学校的主体只有一栋楼，囊括了办公楼、教育楼的功能，除此之外还设有保安室、食堂、实验楼、体育场，也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015年，在教育局的推进下，十九中开始尝试用数据化的方式对学校进行数据挖掘。十九中采集学生数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学生携带的校园卡，校园卡的代表了学生的学号、ID、性别等用户画像；二是通过纸质扫描录入信息。

在抓取的数据中，虽然一些数据不直接和教学相关的看似“无用”的数据，但可以窥见学校管理中的难点。

十九中对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

（1）到校时间

每天早上，当学生从校门口路过时，门口的采集器会自动采集一条学生入学数据。

在一所学校里，“谁早来、谁晚走”的行为与其学业表现是否存在关联？

卢主任介绍，在对300多个学生每天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学业表现好的学生到校时间”早的早、晚的晚“，分布广泛，没有特别规律可寻。但迟到的学生，其学业表现往往是不好的，或者学业表现较差的比重较大。

此外，整体看来男生比女生到校比较晚，比女生离校早。“说明可能目前的基础教育，对于男性的这种天性的压抑可能还是比较大。”卢主任分析，“不过目前只是揣测，有待进一步挖掘。”

（2）“徘徊”数据与用餐数据

学生早晨入校的时间是确定的，但有的孩子会提前到校，并在学校门口多次“徘徊”，产生多条打卡数据。卢主任介绍，学校可以根据“徘徊”数据来调整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的开校时间。

为什么会提前到校，到校后这些学生又做了什么？

在对300多名学生的“徘徊”数据进行进一步挖掘，以及对徘徊数据多的孩子进行问卷调查及家长访谈后，学校发现了早餐情况（在家吃、来学校吃或不吃）和学业数据之间的关系。

学生早餐情况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学生在家里用过早餐，这类孩子学业表现普遍较好，“基本上无一例外”。这类学生家长因为自己的职业缘故，会早起在家里给孩子做好早点，“我们会认为这个家长对孩子照料的程度会比较好”。

第二类学生不在家吃早餐，到学校后，在学校打卡然后在食堂用餐。这些学生正是产生“徘徊”数据的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徘徊”的孩子，一部分孩子在食堂会稳定的吃早点，还有一部分是始终不去吃早点，偶尔会有零食采购的记录。

前者的学业表现也相对更好，卢主任分析，这类孩子一般自理能力会比较强，“孩子的学业表现实际上和自理能力绝对挂钩”；而后者，其学业表现往往不太好。

（3）学业表现数据

对于学业表现数据的分析，也使得十九中“家校沟通”工作得到进一步细化。

在传统教育中，班主任和家长对学生的情况掌握程度取决于沟通时间，虽然老师也会去家访，但现在的家访频次其实越来越少，整体没有实质性进展。但通过对校门口打卡数据、就餐数据、学业表现三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内部所存在的问题。

具体到学习数据本身，十九中以班为单位，会展示学生个人数据并直接推送给家长。学生个人数据，包括对章节知识点掌握程度、年级平均分，比对情况等。家长只能看到自己孩子与常模的比较，学科老师是可以看到学生所教授的这个学科的基本情况，从而去实时的调整教学的节奏和深度。

（4）综合素质评价

作为特色，十九中和腾讯智慧校园合作专门开设的板块综合素质评价，已经合作了1年半的时间。

卢主任分析，素质评价一直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割裂的点。“我们常说’一考定终身’，因为我们做不到全方位的评价孩子，目前高考依然是唯一的比较有公信力的评价方法。”

学校需要建立完善的过程记载机制，而综合素质评价始终成为不能突破的一个点。

在和腾讯合作的板块中，过程性采集被流程化：学校老师通过系统发布活动，学生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同时提交参加的过程性资料，这些会作为数据形成积累，最后所遇的数据就形成了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基本上没有需要个人提交的东西，全是实时记录的过程性的采集。

这样的尝试有着更深远的意义。“目前，数据已经积累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想未来如果慢慢推广，扩大其影响力，也许这件事也许能为素质评价提供一个切口，真的能使用的话，需要高等院校愿意接受这种评价方式。”

腾讯对于智能教育大数据在管理中的应用预期是：让经验型的教育决策数据化；让汇报型的教学动态“即时化”。

在腾讯智慧教育顶层架构设计中，可以看到腾讯强调的是“数据为王”——数据是信息化主脉络、所有应用层为数据服务、数据为教学与管理服务。

一切都在探索过程中……

教育局+学校+老师+腾讯=共创

2017年，和平区教育局卢主任晚上八点接到电话，区域内某所学校决定在次日晚八点开始组织选课，此前该校并没有太丰富的实操经验。

倒计时24小时，卢主任想到的方案是联系同在和平区的岳阳道小学的信息技术研发中心进行支持。

打开手机，微信建群；

成员进群——某校教务员、岳阳道小学信息技术研发中心、腾讯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准备各课程课程图片、手把手进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晚上十二点，课程设置完成；

次日，测试；

次日晚8：00抢课开始——8：05课程全部抢完，流程结束。

对于选课组班，从选平台、设计平台、平台上线、数据初始化，一般至少需要半年半年时间。

但在这场突发的、跨区域的、与时间赛跑的教育信息化应用的案例中，需求端、资源对接端、技术服务方的配合前后经历2天。

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岳阳道小学对于教育信息化已有常年积累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在进行跨区域的复制。

岳阳道小学对教育信息化的探索尤其深远。

1994年，邵逸夫先生和和平区政府共同资助下，岳阳小学大理道学区扩建，新建学校在当时看来极具现代化，1996年，岳阳道小学开始接触教育信息化“当时叫电化教育，主要工作是兴办了岳阳道小学第一个自办电视台，以视频为主，当时起名为红领巾电视台。”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副校长马宏回忆。

几年中，硬件不断的完善——学校可以独立完成从摄、录、编，到节目的播出的过程。前期把图像信号采集成数字信号，然后变为数据编辑，最后根据教育教学的需求，通过视频有线的方式进行贯通的。

这套体系支持了大量的教学辅助。“做简单的二维动画来突破教学的重难点，做投影片使教学形象化学，当时我们确实算在全区应用得比较早。”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2013年随着大理道校区的提升改造，岳阳道校园与校园之间，班级与班级之间，学校与家庭之间，建立了基于网络、基于数字化的硬件平台。

2013年之后，一支精干的团队成立起来——岳阳道小学信息技术研发中心正式成立，在学校里探索如何用教育信息化方式来解决学校管理、教学教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马校长介绍，由于信息化应用层面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包括信息技术的推广、信息平台的使用，所以研发中心成员都从各个学科（包括音体美）中来，“通过这样的碰撞，打破学科。并希望通过形成这样教师队伍，来形成一种机制。”

这一机制一直在帮助岳阳道小学生产解决教育难题的方案，比如前文提到的跨区域支持选课组班。

岳阳道小学信息技术研发中心的机制是：接收到痛点，研发机制-在年级、学科组推广-发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老师扮演“产品经理”的角色；腾讯在幕后，提供的是技术支持。

除此之外，信息研发中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是“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园”。

这缘起于一次团队的思考：城市的农作物是非常稀缺的，农业课程怎么引入到孩子的身边？从课程建构的角度来说，城市孩子在农业知识上是短板，怎么补齐孩子的短板？

基于这个课题，信息技术团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物联网补齐这个短板。

此时，和平区学校的难题又显现了出来：占地面积都很小，活动空间有限，在小空间里这个课题要落地在哪里？

教室不够、空地不够，学校把目光瞄准到了四楼的屋顶。

这个开放型空间原来是室外活动的补充场地，过去孩子去楼顶活动存在安全隐患，如果把楼顶的活动变为课程空间，可以更规范的管理。因为学校地处第五大道，在屋顶搭建种植园，也让这里有个一个诗意的名字——“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园”。

种植园不大，只有40平米，每位孩子在课上可以到种植园观察，课下孩子在教室或家里可以实时监控自己区域的菜畦生长情况。平台允许孩子可以异地开启日光灯，进行补给。还可以运用自己在课程学习到的知识，来实施管理。

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除了种植园课程，还可以开展其他非常丰富的课程，包括美术写生课等。

“腾讯智慧校园最大的特点是能让你能做你个性的事。”马校长谈道，这是教育局、学校、老师和企业共创的结果。

夜里，岳阳道小学的几间教室总是灯火通明，这里是岳阳道小学信息技术研发中心，这里正接二连三地进行着“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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